14_孟子杂记-明-陈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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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图书馆翻阅《四库全书》影印本时偶然翻到陈士元《孟子杂记》的那个下午。楼主提供的这个线索很有意思，陈士元这部著作在明代孟子学研究中其实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如今关注的人似乎不多，能在这里看到有人提及，着实令人欣喜。

陈士元，字心叔，号养吾，湖北应城人，嘉靖年间进士。他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孟子杂记》，还有《论语类考》《中庸俗解》《易象钩解》等，在经学领域颇有建树。《孟子杂记》这部书，顾名思义，是他研读《孟子》时随手记录的杂感、考辨和心得，并非系统的章句注疏，但恰恰是这种“杂记”的形式，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明代学者如何与孟子对话、如何在经典中寻找思想的活水。这种治学方式，其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我们是不是太习惯于接受标准化的解读，而忘记了经典本身应该是开放的、可以与之辩难的对象？

说到孟子，我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的性善论、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但陈士元在《孟子杂记》中，并没有简单重复这些耳熟能详的观点，而是做了不少细致的考辨工作。比如他对孟子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所到之处的考订，对《孟子》文本中某些字词的训诂，都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这种态度，恰恰是明代考据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大盛，但追根溯源，明中后期像陈士元这样的学者，已经在为这种学术转向铺路了。

不过，我想特别谈谈的是，《孟子杂记》中体现出的那种“活”的经典观。陈士元不是在把孟子当作一个供在神龛里的圣人，而是在与一个活生生的思想者对话。他在书中多次提出自己的疑问，比如对孟子“性善”论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质疑，对孟子与告子辩论时某些逻辑环节的辨析，这些都显示出他不盲从、敢思考的品格。这让我想起朱熹说过的一句话：“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陈士元正是在践行这种治学精神。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孟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接受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的缩影。汉代时，孟子地位并不算特别高，只是诸子之一；到了唐代，韩愈大力推崇孟子，将其列为道统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宋代更是孟子地位飙升的时期，《孟子》被列入“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但到了明代，对孟子的解读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官方推崇的程朱理学式解读，也有像陈士元这样带有个人思考色彩的著作。这种多元性，恰恰是思想活力的体现。

我特别注意到陈士元在《孟子杂记》中对“义利之辨”的讨论。我们都知道孟子见梁惠王时那句名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历来对这段话的解读，多强调孟子反对功利主义，提倡纯粹的道德主义。但陈士元却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孟子并非完全反对“利”，而是反对那种只顾眼前小利、不顾长远大义的短视行为。他认为，真正的“义”其实包含了长远的、根本的“利”。这个解读，其实与后来一些现代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提出过类似看法。这说明陈士元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

另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是陈士元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的辨析。我们知道，这句话常被批评为精英主义，甚至被用来为阶级压迫辩护。但陈士元在《孟子杂记》中指出，孟子说这句话的语境，是在讨论社会分工问题，而非在宣扬等级制度。他引用了《孟子》中其他相关段落来佐证，比如孟子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强调，以及对桀纣暴政的批判，说明孟子绝非简单的等级主义者。这种从整体把握孟子思想的视角，比那些断章取义的解读要高明得多。

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孟子》中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孟子在回答齐宣王关于“好货”“好色”的问题时，并没有像某些道学家那样板起面孔训斥，而是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种将统治者的私欲转化为惠民政策的思路，其实包含着深刻的治理智慧。陈士元在《孟子杂记》中对这一段的分析就很到位，他指出孟子不是在纵容君主的私欲，而是在因势利导，将个人的欲望转化为公共福祉的动力。这种解读，比那种简单的道德说教要深刻得多。

从治学方法的角度看，陈士元《孟子杂记》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他重视文本本身的细读，不轻易接受既定的解释；其次，他善于联系孟子不同时期的言论，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再次，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不盲从权威。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值得借鉴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孟子杂记》的时代局限性。比如陈士元在某些地方的考证，由于受到当时文献条件的限制，难免有疏漏之处；他对孟子的某些解读，也带有明代心学影响的痕迹。但正是这些局限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思考问题时的挣扎与努力，这比那些完美无缺的“圣人”形象要亲切得多。

说到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今天读《孟子杂记》，不应当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史的资料，更应当从中汲取那种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而是因为它们提出了值得永远追问的问题。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陈士元用他的《孟子杂记》实践了这种批判性阅读的精神。在信息爆炸、观点泛滥的今天，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资源，让我有机会重温这部有趣的著作。也希望论坛里对孟子感兴趣的朋友，能够找来《孟子杂记》读一读，相信会有不少收获。毕竟，与古人对话，最可贵的不在于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而在于我们学会了如何思考。承前所述，陈士元《孟子杂记》之精要，非止于文字训诂，更在于其贯通经史、烛照幽微的治学精神。今试从另一角度深入，即陈氏如何以“知人论世”之法，还原孟子思想之时代语境，并借历史例证揭示其学说之现实关怀。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此乃孟子亲授之读经法门。陈士元深谙此义，其《杂记》中屡引史实，如考辨孟子游说诸侯之先后次序，非徒为编年，实欲明孟子“王道”之论何以因时而发。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陈氏则引《竹书纪年》与《战国策》互证，指出梁惠王在位晚年（公元前319年前后），魏国屡败于秦、齐，丧地辱国，故孟子见惠王时首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此非空谈性理，实为针对魏国权谋失道、上下交征利之危局而发。陈氏注云：“惠王数败于秦，又败于齐，丧子辱国，方且招贤以图富强，而孟子独以仁义进，其言若迂阔，实切时病。”此等论析，使孟子之言不再是悬空之理，而成为救时之药。

更有一例可证陈士元之深见。《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与戴盈之论“去关市之征”，孟子以“月攘一鸡”为喻，讥讽拖延改革者。陈氏《杂记》引《周礼·地官·司关》及《管子·轻重》诸篇，详述战国关市征敛之苛：各国设关卡数十，税率为什二至什五，商贾裹足，民生凋敝。孟子主张“关讥而不征”（《孟子·梁惠王下》），非仅理想，实有古制为据——据《礼记·王制》，古者“关讥而不征”，仅稽察奸宄而不课税。陈氏由此断言：“孟子所言，非创制也，乃复周初之良法也。”此等考证，既显孟子托古改制之苦心，亦揭战国乱世之实相。

陈氏之“知人论世”，更延伸至对孟子弟子及论敌的考察。如《杂记》中辨析“告子”其人，引《墨子·公孟篇》及《管子·戒篇》，证告子或为游学稷下之学者，其“性无善恶”论，实受道家“自然”观念与墨家“素丝”之喻影响。陈氏不轻以“异端”斥之，反言：“告子之辩，非孟不能破；孟子之辩，非告子不能起。二子相激，而性善之旨愈明。”此等持平之论，可见陈氏治学之客观，非如后世门户之见者。

尤需注意者，陈士元于《杂记》中多次引《诗经》以证孟子。如解《孟子·离娄上》“《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陈氏指出孟子引此诗，意在劝齐宣王法先王之道，而非拘泥于古制。他引郑玄《毛诗笺》云：“‘不愆不忘’者，言无过误、无遗忘，非谓不可变通。”进而发挥：“孟子言‘法先王’，非谓事事必循周礼，乃取其仁心仁政之大本耳。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又曰‘取法于仁’（《孟子·告子下》），其旨深矣。”此解打通经史，既尊经义，又不泥古，实为陈氏学术之精髓。

综观陈士元《孟子杂记》，其最大贡献在于将孟子从宋儒“心性之学”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作为战国政治思想家之本来面目。孟子非仅“性善”之教条，更是一位深察时势、力挽狂澜的实践者。陈氏以史证经，以经观史，使读者知孟子所言“仁政”“王道”，实为对战国兼并战争、民生涂炭的深刻回应。此等治学路径，上承汉儒之考据，下启清儒之朴学，在明代空疏学风盛行之际，尤显珍贵。今人读《孟子》，若能兼采陈氏之法，则不仅可明义理，更可窥见两千年前那位“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智者，其奔走呼号背后，是何等沉痛的忧患与清醒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