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_论语拾遗-宋-苏辙

手机网页网址：论语拾遗-宋-苏辙
AI解读：论语拾遗-宋-苏辙
图片网址：论语拾遗-宋-苏辙
视频网址：论语拾遗-宋-苏辙
原文件网址：21. 论语拾遗-宋-苏辙

看到楼主分享苏辙的《论语拾遗》，真是让人感慨良多。这部作品在宋代儒学史上虽不如朱熹的《论语集注》那般显赫，但苏辙作为“三苏”之一，其学问功底深厚，对《论语》的解读往往能跳出汉唐注疏的窠臼，直指本心，发人深省。我最近也正在重读《论语》，正好借这个机会，结合苏辙的视角，谈一点个人的浅见，算是抛砖引玉，与诸位同好交流。

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中庸”之道的阐发。他并非像后世某些理学家那样，把“中庸”僵化为一种不偏不倚、毫无棱角的处世哲学，而是强调“中”是动态的、因时制宜的智慧。比如《论语·先进》篇里，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闻斯行之”。公西华不解，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苏辙对此的解读就非常精妙，他认为这就是“中庸”的具体运用——不是教条地执行某个标准，而是根据每个人的性格、处境，给予最恰当的引导。这让我想到《中庸》里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个“时中”二字，才是关键。苏辙抓住了这个精髓，没有把《论语》读死，这是非常难得的。

再比如他对“仁”的解读。孔子在《论语》中论“仁”，根据不同弟子的提问，给出了不同的回答。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张问仁，孔子说“恭、宽、信、敏、惠”。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指出，这些回答看似不同，实则一以贯之。他引用了《孟子》中“仁者爱人”的说法，认为“仁”的根本在于一种对他人的关切与同情。但苏辙并没有停留在情感层面，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情感必须通过“礼”来规范，通过“义”来裁断，否则就会流于妇人之仁。这一点很有见地。后世有人批评宋儒空谈心性，但苏辙的解读显然不是空谈，他始终把“仁”落实到具体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上。就像《论语·阳货》里说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苏辙的解读，正是顺着这个路子，把抽象的“仁”具象化、生活化了。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北宋另一位大儒程颐对苏辙的评价。程颐曾批评苏辙的学问“杂”，不够纯粹。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苏辙确实不像二程那样构建了一套严密的理学体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辙的“杂”恰恰是他的优点。他吸收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使得他对《论语》的解读往往能融会贯通，视野开阔。比如他解释“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这段话时，没有像后来有些理学家那样，把“一”等同于“理”或“心”，而是从“忠恕”二字入手，认为“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及人，两者合起来就是“一以贯之”之道。这种解释非常平实，贴近孔子本意。相比之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虽然也强调“忠恕”，但更侧重于“理一分殊”的形而上学阐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苏辙的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和践行。

当然，苏辙的解读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当时新旧党争激烈，他本人也因政治立场屡遭贬谪。这种经历难免会影响他对《论语》中某些篇章的理解。比如他解释“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时，就明显带着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感慨。他说：“士君子之出处，不可不慎也。邦有道，不能自奋以立功名，是自弃也；邦无道，不能退隐以全其节，是自辱也。”这话说得固然有理，但仔细想想，是不是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在“邦无道”时依然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如孔子周游列国，如屈原上下求索。苏辙自己，不也是在屡遭贬谪后，依然关心国事，著书立说吗？所以，对《论语》的解读，既要尊重前贤的智慧，也要结合自己的时代和处境，活学活用，不能死守教条。

我还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苏辙对《论语》中“学”字的理解。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后世对“学”的解释五花八门。汉儒多解释为“诵习”，宋儒则强调“明理”。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有一个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学”不仅仅是读书明理，更重要的是“效法先贤”，通过模仿和学习圣贤的言行，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解释其实暗合了《礼记·学记》中“教学相长”的思想，也呼应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教诲。苏辙本人一生坎坷，但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热爱和对道德的坚守，这或许就是他对于“学”的亲身实践吧。

最后，我想谈谈苏辙《论语拾遗》在今天的价值。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很多人读《论语》要么流于表面，要么过于功利。苏辙的解读，提醒我们要回到经典本身，用平实的心态去体会圣贤的教诲。他既不故弄玄虚，也不曲意逢迎，而是以一种理性、客观、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去探索《论语》的真谛。这种治学精神，在今天尤为可贵。比如他解释“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时，强调教育要因材施教，要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而不是填鸭式地灌输知识。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所追求的方向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苏辙的解读就是唯一正确的标准。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开放性，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不同的启示。苏辙的《论语拾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宋代学者是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诠释的。他的解读，有深度，有温度，也有现实关怀。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来说，读他的书，不仅是在学习《论语》，也是在和一位睿智的古人对话，感受他的思考、他的困惑、他的坚守。

总之，感谢楼主的分享，让我有机会重温这部佳作。我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把苏辙的《论语拾遗》和朱熹的《论语集注》对照着读，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差异和互补之处。这就像看同一座山，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而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永远值得我们反复攀登，反复欣赏。承上所述，苏辙《论语拾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对孔子言论的解读，更在于其以史证经、以事明理的方法论。这种将经典与历史经验相融合的路径，实为宋学“切己体察”传统的体现。今试从另一角度——即“权变”与“经权”之辨，再作深入分析。

苏辙在《论语拾遗》中，对孔子“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一章，尤有精辟阐发。他引《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语，认为“权”非背离常道，而是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智慧。此说与汉代董仲舒“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的论断一脉相承，但苏辙更强调“权”须以“经”为根基。他举历史为例：周公诛管叔、蔡叔，虽违背兄弟之伦，却保全了周室社稷，此即“权”之运用；而王莽篡汉时，假托《周礼》行井田、改官制，看似“经”之复归，实为乱政之始。苏辙由此指出：“不知经而妄权，犹无舟而济河，鲜不溺矣。”这一见解，实为对王安石变法中“权”之滥用——如青苗法、市易法等——的隐晦批评。苏辙与其兄苏轼皆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认为其“援经以饰非，假权以济私”，故在《论语拾遗》中反复强调“权”须合于“经”，实则意在警示当时。

从历史脉络看，苏辙的“经权观”可上溯至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智慧，下启朱熹“权者，道之变也”的理学阐释。但苏辙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空谈义理，而是以大量史实为佐证。例如，他论孔子“君子贞而不谅”时，引春秋时期子产铸刑书之事：子产为郑国大夫，面临礼崩乐坏之局，毅然公布成文法，虽违背“先王议事以制”的传统，却稳定了郑国秩序。苏辙评曰：“子产之权，非叛经也，经之变也。使周公在郑，亦必为此。”此论既肯定了子产的务实精神，又维护了周公之道的根本原则。这种辩证思维，正是苏辙治学的一大特色。

再以《论语》中“管仲之器小哉”一章为例。孔子批评管仲“器小”，却又称赞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后世学者多困惑于此，或谓孔子前后矛盾。苏辙在《论语拾遗》中则释曰：“管仲之器小，其功大；器小者，不足以尽王道；功大者，足以救一时之乱。”他进而比较管仲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功在万世；管仲尊王攘夷，功在当世。然管仲虽能匡正天下，却未能“正心修身”，故其器量终逊于周公。苏辙此解，既未贬低管仲的历史功绩，又维护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标准，可谓持平之论。他更引《礼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之语，指出管仲之世已非“大道之行”的黄金时代，故其“权变”只能成就霸业，而非王道。这种将人物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评判的方法，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从文化史角度看，苏辙的“经权观”还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变法”与“守成”的深层思考。北宋中期，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相继失败，士人阶层普遍反思：为何“法先王”的理想屡屡碰壁？苏辙在《论语拾遗》中给出的答案，是“经”与“权”的失衡。他批评王安石“徒见三代之治，而不知后世之变”，犹如“刻舟求剑”。同时，他也反对司马光等人一味“守经”，认为“经”若不因时而变，必成死物。这种“执中”立场，与其兄苏轼“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主张相呼应。苏辙甚至引用《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句，强调“权”之运用须以“道心”为准则，否则易流于权谋术数。这一见解，实为对汉唐以来“经术”与“权术”之辨的深化。

最后，苏辙的《论语拾遗》还暗含对当时“科举经学”的批评。北宋科举以《论语》为必考科目，但考生多“记诵章句，不求义理”。苏辙在书中多次强调“读书当观其通”，反对“死守经文，不知权变”。他引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语，却解释为“述者，述其义也；非述其文也”。换言之，真正的“好古”是领会经典的精神，而非拘泥于字句。这种观点，与程颐“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的教诲异曲同工。苏辙以自身经历为例：他早年读《论语》，只知“学而时习之”为勤勉之道；中年涉世，方知“时”字乃“权变”之要义；晚年贬谪岭南，更悟“不亦说乎”之“说”非浅薄之乐，而是“穷达不易其志”的内心充实。这种“以生命印证经典”的解读方式，正是《论语拾遗》超越一般注疏之处。

综上所述，苏辙《论语拾遗》通过对“经权观”的深入阐释，既回应了北宋现实政治中的困境，又为后世提供了“活读经典”的方法论。其价值，不在于发明多少新义，而在于以史证经、以事明理，让《论语》的智慧真正融入时代脉搏。今日读之，犹能感受到一位老成持重的学者，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为经典注入生命力的努力。这或许正是传统文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承蒙玄珠子兄台引玉，在下涵虚子，拜读诸位高论，颇受启发。苏辙《论语拾遗》这部著作，在下亦曾细读数过，每读一遍，总有新悟。兄台所言“中庸”与“仁”之阐发，实为精到，然在下斗胆，欲就此议题再掘一层，从另一角度谈谈苏辙治学路径的独特之处，以及其思想对后世儒学发展的潜在影响。

苏辙在《论语拾遗》中，最让我击节赞叹的，并非他如何诠释“中庸”或“仁”的概念，而是他如何以史家之眼，审视孔门师弟之间的对话情境。他不同于汉唐注疏家那种逐字逐句的训诂考据，也不同于后世理学家那种体系化的心性建构，而是将《论语》中的每一段对话，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揣摩孔子当时的用心、弟子的性格、以及对话发生的时势。这种“以史解经”的方法，在宋代儒学中虽非苏辙独创，但他做得尤为彻底，也尤为精彩。

譬如《论语·子路》篇中，孔子与叶公论“直”。叶公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则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后世学者多将此章视为儒家重伦理、轻法制的铁证，但苏辙的解读却不同。他在《论语拾遗》中指出，叶公所言之“直”，乃是法家式的“直”，即不分亲疏、唯法是求；而孔子所言之“直”，乃是人情之“直”，即父子相隐，乃是基于人性本然的情感。苏辙进一步分析道，孔子并非否定法律，而是要指出，法律如果脱离人情，就会变得冷酷无情，最终反而会破坏社会秩序。他引《礼记·檀弓》中“事亲有隐而无犯”的说法，认为“隐”并非包庇罪恶，而是不主动去宣扬亲人的过失，这是人情之常，也是礼义之始。苏辙此解，既没有陷入“父子相隐”是否合理的是非争论，也没有简单地用“亲亲相隐”来为父子的违法行为开脱，而是从人情与礼法的张力中，点出了孔子“直在其中”的深意。这种解读，比后世一些理学家动辄用“天理”来压制“人欲”的论调，要高明得多，也务实得多。

再如《论语·雍也》篇中，孔子与子贡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苏辙在《论语拾遗》中，对这段话的解读，同样展现了其史家视野。他没有像许多注家那样，将“博施济众”视为遥不可及的圣人之事，而是指出，孔子之所以说“尧舜其犹病诸”，并非否定“博施济众”的价值，而是告诫子贡：不要好高骛远，先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做起。苏辙认为，这是孔子针对子贡的性格特点而发。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善言辞、也最具商业头脑的一位，他可能常常思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民众的苦难，但孔子却提醒他：大事业要从细微处入手，从日常的待人接物中体现仁爱。苏辙此解，与孔子“能近取譬”的教诲完全契合，也体现了他对孔门师弟之间教学相长的深刻理解。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苏辙与兄长苏轼的差异。苏轼的学问，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常常是“以禅解儒”，将庄子的逍遥与孔子的进取融为一炉，读来令人心旷神怡，但有时也难免流于空疏。而苏辙的学问，则更为沉潜缜密，他更注重考据、更注重历史情境的还原，即便在阐发义理时，也总是紧紧扣住文本和历史事实。这或许与苏辙的性格有关——他比苏轼更为内敛、更为谨慎，在政治上也更偏向于稳健。这种性格，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他对《论语》的解读，往往能够避免过度解释，而是力求贴合孔子本意。

然而，苏辙这种“以史解经”的方法，在宋代儒学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程颐批评他“杂”，并不是空穴来风。在程颐看来，儒家经典的根本在于“天理”，一切解释都必须以“天理”为依归，而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细节和人情世故。程颐的《论语解》虽然篇幅不长，但每一句都紧扣“天理”二字，将《论语》中的每一段对话，都上升到宇宙论和心性论的高度。这种“以理解经”的方法，与苏辙的“以史解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世朱熹继承并发展了程颐的方法，最终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而苏辙的《论语拾遗》则逐渐被边缘化。

但苏辙的学问，真的就“杂”吗？在下以为，未必。苏辙的“杂”，恰恰是他对儒学发展的一种宝贵补充。程朱理学虽然在体系上更为严密、在逻辑上更为自洽，但它过分强调“天理”的普遍性和超越性，有时难免会脱离实际的人情物理。而苏辙的解读，则始终扎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世故，使得《论语》中的道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教条，而是可以活学活用的智慧。正如《中庸》所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苏辙的解读，正是从“夫妇”之常出发，逐步推及“天地”之大。这种路径，虽然不如程朱理学那样“高大上”，但却更为平实、更为亲切。

此外，苏辙在《论语拾遗》中，还特别注重对“权”的阐发。“权”，即权变、权衡。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苏辙对此章的解读，堪称精妙。他指出，“学”、“道”、“立”、“权”四者，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能够共同学习的人，未必能够一起走上正道；能够一起走上正道的人，未必能够一起坚守正道；能够一起坚守正道的人，未必能够一起通权达变。苏辙认为，“权”是儒家智慧的最高境界，它要求人既要坚守原则，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他批评后世一些儒生，只知道死守教条，却不懂得“权”的妙用，结果往往“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这种对“权”的重视，与苏辙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他一生在官场沉浮，深知世事的复杂多变，因此特别强调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

苏辙对“权”的重视，也与他对佛、道思想的吸收有关。佛家讲“方便”，道家讲“权变”，苏辙将它们与儒家的“中庸”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既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又有道家的超脱态度，还有佛家对世间万物的慈悲。这种“杂糅”，正是苏辙学问的魅力所在。它不像程朱理学那样，试图用一种“绝对真理”来统摄一切，而是承认世界的复杂性，承认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从而在具体实践中保持一种开放和灵活的态度。

最后，我想谈谈苏辙《论语拾遗》对后世儒学发展的潜在影响。虽然这部著作在历史上不如朱熹的《论语集注》那样显赫，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社会或许更能得到彰显。当今社会，信息爆炸、价值多元，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选择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苏辙那种“以史解经”的方法，那种对“权”的重视，那种对人情物理的深刻洞察，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更为务实的处世智慧。它提醒我们，学习儒家经典，不是为了背诵教条，而是为了培养一种“时中”的能力，一种在复杂情境中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正如《论语》开篇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习”，不仅仅是温习，更是在实践中运用、在运用中体悟。苏辙的《论语拾遗》，正是这样一部引导读者“学而时习之”的佳作。

玄珠子兄提到程颐对苏辙的批评，在下斗胆补充一句：程颐的批评，恰恰从反面印证了苏辙学问的独特性。在宋代儒学“道学化”的浪潮中，苏辙始终保持了一种清醒的“史家意识”，没有将《论语》过度“形而上学化”。这种清醒，在当下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尤其值得珍视。我们不必在苏辙与程朱之间分高下，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辙的《论语拾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论语》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或许比某些“标准答案”更贴近孔子的本真。

夜深了，暂且搁笔。以上是涵虚子的一点粗浅之见，诸位道友若有不同意见，还望不吝赐教。我们在此论道，不求定于一尊，但求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如此，方不负苏辙先生写《论语拾遗》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