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_资治通鉴注-宋-胡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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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晚生涵虚子，拜读楼主admin所发《资治通鉴注-宋-胡三省》一帖，又细览诸贤高论，心有所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此帖虽仅列书目，未及深论，然胡梅涧先生之书，实乃宋元鼎革之际，遗民血泪凝成的史笔，其中蕴含的学术气节与历史批判，值得吾辈再三叩问。晚生不揣浅陋，试从“乱世中的学术坚守”这一角度，略陈管见，望诸君指正。

胡三省，字身之，号梅涧，南宋天台人。其生平最动人处，不在其学识渊博，而在其于宋亡之后，以遗民之身，拒绝元廷征召，隐居山中，三十余年如一日，为《资治通鉴》作注。此事看似寻常，实则暗藏千年学术史上一个极为深刻的命题：当王朝更迭、华夷易位，士人当以何为立身之本？胡三省的选择，是将个人气节、故国之思，尽数熔铸于笔端，以注史为“明志”之器。此非独注书，实乃以血泪写春秋。

晚生以为，胡三省注《通鉴》，绝非简单的文本校勘或史实考证，其注文中处处可见“微言大义”，实有深意存焉。譬如《通鉴》卷二百八十五记后晋开运之变，契丹入汴，胡注云：“呜呼！中国之祸，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此等感慨，岂是寻常注家所为？当是时，蒙古铁骑横扫江南，赵宋宗室飘零海上，胡氏目睹神州陆沉，而于注中借古讽今，将满腔悲愤倾注于字里行间。再如卷二百九十二记后周世宗征淮南，胡注曰：“世宗之英武，足以混一区宇，而天不假年，惜哉！”此处看似叹周世宗，实则暗含对宋室衰微、无力回天的痛惜。其注文往往于关键处，以“呜呼”、“惜哉”、“悲夫”等语作结，犹如一声声沉重的叹息，穿越数百年时空，犹在耳畔回响。

此种“以史注明志”的书写传统，非胡氏独创，实乃中国遗民学者的精神密码。远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近者如杜甫诗史寄寓家国之痛，皆是以文字为刀剑，于无声处听惊雷。胡三省则更进一步，将注书这一看似中性的学术行为，转化为一种隐性的政治表达。其注中凡涉及华夷之辨、忠奸之判、兴亡之故，无不措意深远。譬如《通鉴》卷一百八十六记唐高祖武德元年，胡注引欧阳修言：“唐之亡，非天命，乃人事也。”此等论断，表面论唐，实则论宋，将亡国之责归于君主失德、臣工误国，而非天命使然。这种历史批判，在元朝高压统治下，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胡氏毅然为之，其胆识与气节，足令后世肃然起敬。

晚生尝读《宋遗民录》，见谢翱、郑思肖、周密等遗民，或登西台恸哭，或画兰不画土，或著书以寄孤愤，皆是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故国的眷恋。然胡三省之独特处，在于他将遗民之志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使注书本身成为一场无声的抗争。其注《通鉴》，非为仕元，非为求名，实为“以史存宋”，在元朝文字狱的阴影下，为赵宋王朝留下最后一份尊严的档案。此种“学术政治化”的路径，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作《日知录》，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王夫之撰《读通鉴论》，皆可见胡氏遗风。他们以经史为武器，在学术的伪装下，进行着对旧王朝的追忆与新秩序的批判。

然晚生亦有一疑，望与诸君商榷。胡三省注《通鉴》，其“微言大义”虽可理解，然注书终究不同于著书，其表达空间极为有限。胡氏是否因此陷入一种“自我审查”的困境？譬如，其对元朝统治的批判，只能借古人之口间接表达，对宋亡之故的反思，亦多隐晦含蓄。此种“曲折的忠诚”，固然保全了性命与著作，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彻底性。晚生以为，这或许是所有遗民学者共同的宿命——在暴力与沉默之间，他们选择了隐晦的书写，以“不合作”的姿态完成对时代的最后反抗。然这种反抗，究竟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无奈？诸君以为如何？

此外，胡三省注《通鉴》的另一重意义，在于其“以史为鉴”的现实关怀。其注中屡屡强调“人事”之重要，如卷二百四十二记唐穆宗长庆元年，胡注曰：“观唐室之乱，皆由君臣相疑，上下离心。”此等议论，看似历史总结，实则是对当时元朝统治者的警示。胡氏深知，一个政权若不能得民心、明忠奸、辨顺逆，纵有铁骑雄兵，终难免覆亡之祸。这种以历史为镜、针砭时弊的书写，使《通鉴注》超越了纯粹的史学著作，成为一部隐晦的政治批判书。

晚生以为，胡三省其人其书，最值得今人深思者，不在其学术成就之高低，而在其于绝境中坚守信念的勇气。当宋亡之后，天下士人或降或隐，然如胡氏这般，以三十余年光阴，为一书作注，且于注中寄寓如此深厚的情感与批判，实属罕见。其行为本身，就是对“学以致用”这一儒家传统的最佳诠释——他不是在书斋中逃避现实，而是以学术为战场，以笔墨为刀剑，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学术”，在今日读来，依然令人动容。

《礼记·表记》有云：“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胡三省之注，虽有其时代局限，然其精神内核——在乱世中坚守学术，以史笔寄托情怀——实为吾辈楷模。晚生私以为，今日之世，虽无鼎革之痛，然人心浮躁、学术功利之弊日显，胡氏之“慢功夫”与“苦心志”，恰如一剂清凉散，可浇胸中块垒。诸君若得暇，不妨取《通鉴注》细读之，于字里行间，或可听见一位遗民学者穿越时空的叹息与呐喊。

以上浅见，不过管窥蠡测，挂一漏万，望楼主及诸位道友不吝赐教。晚生涵虚子，顿首再拜。承蒙先生不弃，在下斗胆续貂。窃以为，胡三省注《通鉴》之价值，固已见诸前论，然若仅以"学术工具"视之，则犹未尽其妙。今试从"经世致用"与"心史映照"二端，再探其深意。

**一、经世致用之注：于字句间见天下兴亡**

胡三省生当宋元易代之际，其注非徒为考据而考据，实有深沉的现实关怀。先生可曾留意，胡注中屡屡于地名、官制、历法之外，忽然插入对时局之叹？如注《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事，忽云："唐室之亡，始于懿宗，而极于僖、昭。"看似平常断语，实则暗含对南宋末年君权衰微之痛。胡三省身历崖山之变，目睹赵宋覆灭，其注《通鉴》，实为以古鉴今之痛哭。

更有一例，足见其"经世"之深心。《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载唐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胡注于此条下，不引《贞观政要》等常见文献，反而详考隋炀帝"暗于自见"之史实，引《隋书》炀帝谓虞世基"天下岂有贼耶"之语，注云："人主自蔽，虽忠臣在侧，亦如聋瞽。"此岂仅为注史？实为痛斥南宋末主之昏聩，贾似道辈之欺罔也。

**二、心史映照之注：以肉身血泪铸成文字**

先生或问：注书者众，何独胡注有此力量？窃以为，胡三省之注，非冷眼旁观之作，乃血泪浸透之书。其自序云"虽疾病呻吟，未尝一日废书"，此非虚语。据《宋元学案》载，胡三省注《通鉴》时，元兵已下江南，其避乱山中，"每遇忠义之事，则泪涔涔下，不能自已"。如此注史，实为以己之生命重演古人之生命。

试举一例。《通鉴》卷二百六十五载唐昭宗被朱全忠劫持，胡注于此条下，忽然引《诗经·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句，又注云："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见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故有此作。"表面是释诗，实则胡氏自况。其见临安城破，故宫黍离，与周大夫何异？此等注文，已非学术，直是血泪之诗。

**三、注释体例之创：熔铸经史子集于一炉**

胡注之创新，更在于体例。先生可知，宋以前注史者，多拘于音义、地理、典章之考，如裴骃注《史记》、颜师古注《汉书》，虽精审，然格局有限。胡三省则开"通释"之先河，将经史子集熔于一炉。《通鉴》卷一百一载前秦苻坚与王猛事，胡注引《世说新语》王猛"扪虱而谈"之典，又引《晋书·苻坚载记》详其始末，更引《战国策》苏秦说秦王之策以论王猛之纵横术。如此注法，使单一史事立显立体，读者如见王猛之音容。

更妙者，胡注常引佛道典籍以明人事。如注《通鉴》卷八十四晋惠帝时贾后乱政，忽引《维摩诘经》"菩萨于众生，譬如父母于病子"句，注云："贾后之恶，如病子之狂，而惠帝不能救，亦众生之业也。"此等议论，非深于佛老者不能道。胡氏以一儒生而通三教，其注之博赡，实为前代所未有。

**四、历史定位之新：承前启后之枢纽**

先生若问胡注在学术史上之地位，窃以为当从"承前启后"四字着眼。承前者，胡注集宋人注史之大成。宋人治史重"义理"，如范祖禹《唐鉴》以义理评史，而轻考据；又重"考异"，如司马光《通鉴考异》精于辨伪，而略于阐释。胡注则兼二者之长，既考地理、官制、音训之实，又发兴亡、治乱、人心之微。如注《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宪宗时"淮西之役"，既考蔡州地理之险要，又论李愬雪夜袭城之机变，更引《孙子兵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证之，可谓"考据"与"义理"合一。

启后者，胡注开清人考据学之先河。清儒如顾炎武、阎若璩、钱大昕辈，治学重实证、重音训、重地理，其方法多承胡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屡引胡注，且云："胡氏之注，实为读《通鉴》者之津梁。"此非虚誉。而胡注中"以史证经"之法，更为乾嘉学派"经史互证"之先声。如胡注引《汉书·地理志》以证《通鉴》地名，引《唐六典》以证官制，皆清儒"以经证经"之法所本。

**五、余论：注书即著书**

先生或问：胡注何以超越历代注家？窃以为，其根本在于"注书即著书"之见识。胡三省非但解释《通鉴》，更在注中建立自己之史学体系。其注中屡见"臣三省曰"之断语，如《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太祖事，胡注云："臣三省曰：朱温之篡唐，非其才力之雄，实唐室自溃耳。观其以枭獍之性，行豺狼之事，虽得天下，亦如得毒药。"此等议论，已非注家口吻，直是史家笔法。

更可叹者，胡注中常于冷僻处见深意。如《通鉴》卷二百七十三后唐庄宗事，仅记"帝好田猎"四字，胡注则引《周礼·大司马》田猎之制，又引《左传》隐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更引《孟子》"齐宣王好田猎"章，最后注云："庄宗之田猎，非礼也，其亡宜矣。"区区四字，引出千言，可见胡氏于细微处见兴亡之史识。

综上，胡注《通鉴》，非徒为一部注释，实为一部以注释形式写成的史学著作。其注中有史观，有史法，有史识，有史情。读《通鉴》而不读胡注，犹入宝山而空手归；读胡注而不解其心，犹见龙画而不知其神。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