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_握奇经-汉-公孙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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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辛劳，涵虚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读楼主所发《握奇经》一帖，又见诸位高论，实感此中玄机深藏，非浅学可窥。然涵虚子素好穷源溯流，于兵家典籍尤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今不揣浅陋，试以历史考据之法，从《握奇经》真伪、成书年代、公孙宏与汉代兵学体系之关系三端，略陈管见，或可为诸君抛砖引玉。

《握奇经》旧题汉公孙宏撰，然此说自宋代以来便多受质疑。涵虚子尝读《汉书·艺文志》，其“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著录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其中权谋类有《公孙宏》一篇，然班固自注曰：“武帝时人。”此篇今已亡佚，内容不可考。而《握奇经》所论，乃八阵之奇正变化，与《孙子兵法》“奇正相生”、《唐李问对》“阵而后战，兵法之常”等言相通，然其文辞古奥，多杂阴阳五行之说，与汉代兵家重实用、轻玄谈之风尚有异。若以《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准，则《握奇经》既不见于其中，亦与公孙宏本传所载“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之形象不合。公孙宏虽以儒术显，然其学近于公羊春秋，主经世致用，非好谈兵阵之虚理者。故涵虚子以为，《握奇经》托名公孙宏，大抵如《神农本草》之托名炎帝、《灵枢》之托名岐伯，乃后世兵家借重先贤名望以增其书之重。

然则《握奇经》果为伪书乎？涵虚子以为未可轻断。考其内容，虽多后世添附之迹，然其核心理论——以“八阵”为基，以“奇正”为用，以“握奇”为枢——实与先秦至汉初兵学传承一脉相承。如《孙子兵法·势篇》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握奇经》所谓“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者，正是对此“奇正”思想的具象化与阵法化。又如《吴子·治兵》言：“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此即阵法变化之雏形。至汉初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见《汉书·艺文志》），其中必有阵法专篇。惜乎诸书散佚，仅《握奇经》残存其说，虽经后人润色，犹可窥汉初兵学之一斑。故涵虚子认为，《握奇经》非公孙宏所自作，然其内容渊源有自，或为汉初兵家遗说，经后世辗转传抄，至魏晋间始定形为今本。

公孙宏于汉代兵学体系之贡献，涵虚子以为不在著书立说，而在制度建构。宏为武帝丞相，封平津侯，虽以儒术饰吏事，然其于兵政实有深意。《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其谏止武帝筑朔方城，言“夫匈奴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此非怯战之言，实为深明兵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旨。又《汉书·公孙宏传》称其“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此乃以“柔”驭“刚”之术，与《握奇经》“握奇”之旨暗合——“奇”者，不主常法，变化无方；公孙宏以儒术行权谋，正是“奇正相生”于庙堂之上。故涵虚子以为，公孙宏虽未亲撰兵书，然其施政用兵之方略，实可视为《握奇经》思想之实践。后世论者多讥其“曲学阿世”，然若从兵学视角观之，其“以柔克刚、以正御奇”之术，岂非暗合老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之玄理乎？

然涵虚子亦有一疑，愿与诸君共参。《握奇经》文辞简奥，如“八阵既成，自令敌随我而不自随我”等语，似与《周易》阴阳变易之理相通。考汉代兵阴阳家之学，本与天文、星占、五行、风角等术数相杂，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别成子望军气》《神农兵法》等，皆属此类。《握奇经》虽未明言阴阳五行，然其“四正四奇”之数，实暗合“四象八卦”之序；其“握奇”之枢，与“太极”之位相若。此等玄思，更近于魏晋玄学之风，而非汉人质朴之笔。故涵虚子疑今本《握奇经》或成于魏晋间兵家之手，借公孙宏之名，融《周易》《孙子》之旨，自成一派之言。若此说成立，则《握奇经》虽非汉代原著，却为魏晋兵学承上启下之重要文献，其价值不在真伪，而在其思想史地位。

最后，涵虚子以为，研读《握奇经》当跳出“真伪”之争，而重其“义理”之通。如经云：“治兵以信，求胜以奇；信以先之，奇以应之。”此十六字，实为兵家不传之秘。所谓“信”者，非止诚信，更指阵法之纪律严明、号令如一；所谓“奇”者，非仅诡诈，更指临机制变、不拘一格。二者相济，方为用兵之道。公孙宏虽非兵家，然其治政之术，何尝不是“以信立威，以奇应变”？今人读经，若只斤斤于作者真伪，恐失古人立言之苦心。涵虚子不敏，愿效先贤“六经注我”之精神，以《握奇经》为镜，照见汉代兵学之精神脉络，亦照见自身对“奇正相生”之领悟。诸君以为如何？盼再聆高论。第二部分：握奇经的宇宙观与道家哲学渊源

在探讨握奇经的军事思想时，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维度，是其与道家哲学特别是老子思想的深刻联系。握奇经虽以阵法著称，但其八阵六花的核心结构，实则暗合了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这不禁令人追问：兵法与道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思想纽带？

首先，握奇经将八阵分为正奇两部分——四正四奇，正者如天地风云四阵，奇者如龙虎鸟蛇四阵。这一划分直接呼应了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辩证思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在此强调的"正"与"奇"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握奇经的阵法设计，正是将这种哲学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军事实践：正阵为根基，如大地承载万物；奇阵为变化，如龙蛇游走无形。正如《握奇经》所言："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这里的"握奇"二字，恰似老子"执大象，天下往"的军事化诠释——握住那不可测度的变化之力。

其次，握奇经强调阵法的"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这一表述与《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往复循环思想一脉相承。司马穰苴在《司马法》中亦有类似论述："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这表明，握奇经的阵法设计并非静态的几何排列，而是动态的、循环的、不断自我调整的系统。例如，其"天地前冲，变为虎翼"的阵形变化，正是将道家的"反者道之动"转化为军事上的"以变应变"。汉代名将周亚夫在细柳营的治军风格，便体现了这种动静相生的哲学——他看似按兵不动，实则暗藏杀机，待机而发，这正是握奇经"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道家智慧。

再者，握奇经对"奇正相生"的强调，与道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观高度契合。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握奇经将这种相生相成的关系引入军事，提出"奇正之变，如循环之无端"。这一思想在后世兵家如李靖《卫公兵法》中得到发扬光大，李靖甚至直言："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值得注意的是，握奇经的"握奇"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对奇正关系的深刻理解——"握"是掌控，"奇"是变化，合起来便是对战争不确定性的主动驾驭，这与道家"道法自然"却又"为而不恃"的态度如出一辙。

最后，从历史例证来看，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将握奇经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他创制的八阵图，不仅是对握奇经的直接继承，更融入了道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强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宁静致远的修养，正是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在军事家的体现。他在北伐时以八阵图布阵于鱼腹浦，令东吴大将陆逊望而却步，这一典故不仅证明了握奇经的实战价值，更揭示了道家哲学在军事应用中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握奇经的宇宙观是否过于理想化？当战争陷入残酷的消耗战时，道家的循环往复思想是否还能指导实战？或许，这正是握奇经在后世被不断重新诠释的原因所在——它提供的是思维框架，而非教条公式。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握奇经的价值，不在于其阵法能否一成不变地应用，而在于它教会我们如何以变化应对变化，以宇宙的智慧驾驭战争的混沌。

诸位坛友，涵虚子稽首。方才拜读诸君高论，尤见楼主所发《握奇经》文本与诸位考辨，实觉此中关节，非仅兵家阵法之辩，更牵涉汉初学术格局与经学嬗变之深层脉络。涵虚子不揣浅陋，试从公孙宏之经学底色、汉初“以儒饰法”的政术逻辑，以及《握奇经》托名现象背后所折射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之焦虑，再申一二管见。

**一、公孙宏的“儒术”非空疏之学，而是经世权变之利器**

诸君论公孙宏，多从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入手，以为此乃其圆滑权变之证。然涵虚子以为，此语恰恰道破了汉初学术由“法吏”转向“儒术”的深层逻辑。公孙宏之师承，《汉书·儒林传》明载其“学《春秋》杂说”，此“杂说”二字，非指其学驳杂不纯，而是指其学不拘泥于一经之师法，能参合阴阳、名法、兵家之说。试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其对策，言“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此乃《公羊春秋》“大一统”之旨；又云“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怨”，此又杂糅《荀子》礼法并重之论。公孙宏之“缘饰”，实是以儒术为表，以法家刑名、兵家权变为里，其学已非纯儒，而是汉初“霸王道杂之”的政治实践者。

若将公孙宏置于汉初兵学谱系中观之，其地位尤为特殊。汉初兵学，承战国余烈，以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为大宗。然韩信被诛后，其兵书多散佚，朝廷所藏唯“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汉书·艺文志》）。至武帝时，军政大权集于内朝，外朝丞相公孙宏实为“以文制武”之关键人物。涵虚子尝考《汉书·公孙宏传》，见其谏止武帝筑朔方城时，所持理由非仅“疲敝中国”，更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之论。此语正见其深晓兵法之“战和”辩证，非如后世腐儒空谈仁义。故《握奇经》托名于公孙宏，虽系伪托，然亦非全然无因——其背后或隐含着汉儒试图以经义统摄兵学、将兵法纳入“王道”框架的努力。

**二、《握奇经》的“奇正”思想与《公羊春秋》的“经权”之辨**

诸君论《握奇经》，多聚焦于“八阵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的阵法变化。然涵虚子以为，若仅以兵家阵法视之，则失其精义。此经之核心，实在于“奇正”二字，而“奇正”之辨，恰与《公羊春秋》的“经权”思想暗通款曲。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云：“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此即以“权”为“经”之变，与《握奇经》“以正合，以奇胜”互为表里。涵虚子尝读《春秋繁露·精华篇》，董仲舒论“《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此正与兵家“奇正相生”形成互文。公孙宏之学，《春秋》为主，其于汉武朝“罢黜百家”之策，实非纯粹排斥诸子，而是以儒术为纲，兼收阴阳、名法、兵家之术以为用。所谓“缘饰”，正是将法家之严、兵家之变，纳入儒家之“经”的框架，使“权变”不逾“常道”。

《握奇经》托名公孙宏，或许正是汉儒“以经统兵”理想之投射。试观其文，“握奇”二字，实含“执持枢机”之义。“握”者，掌控也；“奇”者，非常之变也。此与《周易·系辞》“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皆一脉相承。然汉儒欲将此种“权变”智慧，纳入“经”的体系，使之成为“王道”之辅翼。故《握奇经》中虽言阵法，却处处归于“德”，如“阵者，先定其德，而后可以制胜”之类，实有“以德驭兵”之倾向。此与战国兵家纯以利害为计者，殊为不同。

**三、从“托名”看汉初学术的“道术分裂”与重构焦虑**

诸君论《握奇经》真伪，多从文本考据入手。涵虚子以为，伪书之辨固然重要，然更应追问：为何后世兵家要托名公孙宏，而非更早的孙武、吴起？这其中大有深意。

汉初学术格局，实为“道术将为天下裂”之余波。战国诸子，各执一端，至秦而法家独尊；汉兴，黄老、儒、法、阴阳、兵家互相争鸣。至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宏等儒臣，试图以《春秋》之“微言大义”统摄诸子，然此种“统摄”并非简单吞并，而是“以儒为体，以诸子为用”。《握奇经》托名公孙宏，正体现了这种“体用”焦虑：兵家之术，本为“术”而非“道”，若任其独立发展，将脱离儒家“王道”控制。托名公孙宏，等于将兵家纳入儒臣谱系，使其“奇正”之变，有“春秋大义”为之背书。

涵虚子再举一证：今本《握奇经》末尾有“天阵、地阵、人阵”之说，此三阵之名，最早见于《六韬·虎韬》，然汉儒将其与《易传》“三才之道”相附会。《握奇经》中“天阵圆，地阵方，人阵纵”之论，实将兵家阵法，与阴阳家“圆方”之说、儒家“三才”之德相糅合。此种“以经注兵”的做法，与汉儒注《诗经》以“美刺”、注《春秋》以“褒贬”如出一辙。故涵虚子以为，《握奇经》虽非公孙宏自作，却是汉儒“经学化兵学”的典型产物，其成书年代，当在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刘向校书之前，即汉武帝至宣帝间。

**四、余论：对当前论坛讨论的补充与商榷**

涵虚子细读诸君前论，见有道友言《握奇经》文辞古奥，似非汉初之作。此论甚是，然涵虚子以为，其“古奥”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内容本自先秦古兵法（如《孙膑兵法》之八阵图说），经汉儒整理，保留部分古语；二是后世道教徒曾将其改编，加入“太乙”“遁甲”等术数内容。今本《握奇经》有“太乙握奇图”之说，此显然与汉代“太一”信仰相关。汉武朝“太一”为至上神，公孙宏亦曾参与“立太一祠”之议，故托名者刻意将“太乙”与“握奇”相联系，以增其神秘性。然此种附会，反成后世辨伪之口实。

另有道友论及《握奇经》与《唐李问对》的关系，涵虚子深以为然。然涵虚子更欲补充一点：《握奇经》中“八阵”之说，实开后世“八门阵”“八阵图”之先河。诸葛亮“八阵图”见于《三国志》，而《握奇经》恰为其理论源头。然诸葛亮之八阵，重在实战；《握奇经》之八阵，则更多玄理色彩。此种差异，正体现了汉儒“以经解兵”与魏晋兵家“以术释兵”之分别。

总而言之，《握奇经》虽系伪书，却非无根之木。它既承载汉初“以儒统兵”的学术理想，又折射出“道术分裂”时代，学者试图重构知识体系的焦虑。公孙宏其人，恰是此种焦虑的符号化载体——他既非纯儒，亦非兵家，而是“经权并用”的实践者。涵虚子以为，读《握奇经》者，当跳出真伪之辩，而观其背后之学术史意义。若仅以兵书视之，则失其大旨矣。

涵虚子不才，抛砖引玉，愿与诸君再作深论。谨受教。既已论及公孙弘以经术缘饰吏事、援引《握奇经》入儒的创举，我们不妨换个视角，将目光从庙堂转向山林，从制度转向心性，探寻汉初经学与兵学交融之下的另一条隐脉——即“以经解兵”背后所蕴含的“体用一源”思维，以及这种思维对后世“内圣外王”格局的塑造。

试问：公孙弘为何独取《握奇经》而非《孙子》或《司马法》？《握奇经》之“奇”，非仅阵法之奇，更在于其暗合《易》理之“奇正相生”。公孙弘深谙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天地之常，一阴一阳”之论，故其解读《握奇经》，实则以《易》之变易思想统摄兵家之权变。此非简单比附，而是将军事行动纳入宇宙运行的大规律中。《握奇经》言“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公孙弘或解之曰：正如《易》有太极，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握奇”者，乃驭众变于一枢之“太极”也。如此，则统兵即是理气，用兵即是体道。

进一步言之，这种“以经解兵”的思维，直接催生了汉初儒学中一种独特的“化干戈为玉帛”的修养论。我们读《礼记·射义》，有“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之说，公孙弘或许从中得到启示：真正的“奇谋”，不在诡诈，而在“正心”。他于《对策》中屡言“致利除害，兼爱无私”，正是将《握奇经》中的“握机”内化为“持心”。正如孟子谓“仁者无敌”，公孙弘的军事思想，实则是将外在的阵法演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操练——所谓“握奇”，即“握其机要”，而人生最大的机要，莫过于克己复礼、正心诚意。

再从历史例证看，公孙弘的这种思路，并非孤例。与他同时代的贾谊，在《治安策》中力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看似是政治权谋，实则根植于《周易》“履霜坚冰至”的见微知著。而公孙弘本人，晚年位至丞相，封平津侯，其施政之“柔克”，恰恰是《握奇经》中“柔能制刚，弱能胜强”的实践。他开东阁以延贤士，以布衣之身行宰相之权，这正是以“奇”驭“正”——以谦退之姿，行经世之实。这种“外柔内刚”的作风，后世王阳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汉初经学的真正生命力，是否恰恰在于它敢于“跨界”？公孙弘将兵家之“奇”引入儒家之“正”，表面上是经学的世俗化，实则是为儒家注入了应对变局的活力。若一味固守“王道”而排斥“霸道”，则儒学难免沦为迂阔空谈；而公孙弘式的“经术缘饰”，虽被后世讥为“曲学阿世”，却客观上让儒学从理想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从“修身”走向了“治国平天下”。

当然，这种融合也有其代价。当《握奇经》中的“奇”被过度道德化、心性化之后，原本冷峻的兵家智慧，便可能失去其锋芒。正如《握奇经》原文强调“动则为奇，静则为正”，而公孙弘一派过于侧重“静”的修养，未免忽略了“动”的机变。后世宋儒“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正是这一思维定势的极端产物——以道德代替制度，以心性涵盖权谋。

然则，我们是否可以说，公孙弘的尝试，其实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他既要在汉武帝雄才大略的“霸道”下生存，又要维系儒家“王道”的理想，于是只能以《握奇经》为桥梁，在“正”与“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挣扎，或许才是汉初经学最真实、最动人的面相。

若蒙不弃，下一部分或可探讨：公孙弘之“经术缘饰”对后世“儒表法里”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辩论中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