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_华阳国志-晋-常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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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方才细细拜读了楼主admin所贴《华阳国志》全文，又逐一浏览了诸位的讨论，深感此帖虽仅列书目，却如一面古镜，照见千年之前一位志士的孤怀。在下涵虚子，不揣浅陋，愿就常璩其人其书，与诸位作一番切磋。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生于西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卒于东晋穆帝永和年间。他一生跨越西晋、成汉、东晋三个政权，亲历了“八王之乱”后中原板荡、巴蜀割据的动荡岁月。其《华阳国志》十二卷，虽号为地方志，实则熔地理、历史、人物于一炉，更暗藏一位蜀地士人在乱世中对文化正统的深沉叩问。今日我们读此书，若不究其编纂意图，便如入宝山而空手归。

一、战火中的笔耕：从“成汉史官”到“晋朝遗民”的文化抉择

常璩早年仕于成汉政权。成汉是李特、李雄父子在蜀地建立的割据政权，与东晋对峙。据《华阳国志·序志》自述，常璩“少习经传，博闻强识”，曾为成汉散骑常侍，掌修国史。彼时他撰有《汉之书》（或称《蜀汉书》），专记成汉史事。然而，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成汉灭亡，常璩随李势降晋。这一年，他四十三岁。

诸位试想，一位曾为割据政权修史的蜀地文人，骤然面对统一王朝的强势文化，其心境何等复杂？《晋书·常璩传》载：“璩以李氏据蜀，世修史职，乃著《华阳国志》。”这“世修史职”四字，道出常璩家族三代与巴蜀史事的渊源——其祖常宽曾撰《蜀后志》，其父常勖亦以博学著称。而常璩本人，在成汉覆灭后，选择以“华阳”为书名，而非“蜀志”或“巴志”，此中深意，值得玩味。

“华阳”一词，源出《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即古蜀地，位于华山之阳（南）。《禹贡》是儒家经典，将天下分为九州，巴蜀被纳入梁州，归属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常璩以“华阳”命名，表面是地理沿革，实则暗示巴蜀自古以来便是华夏正统的一部分。这一命名，与成汉政权自居“蜀王”的割据叙事截然不同——他不再强调“蜀”的独立性，转而强调“梁州”作为九州之一的从属地位。此乃常璩在政治变局中的第一次文化抉择：从割据史观转向统一史观。

然而，这并非简单的政治投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对成汉政权并无全盘否定。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李雄“宽和仁厚，简刑约法”，甚至称赞其“民多归之”。这种“既写其德，又书其亡”的笔法，正暗合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风范。常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承认成汉曾是巴蜀人心中的“正统”，又将这种“正统”纳入晋朝大一统的框架内。这种“两属”的叙事策略，让《华阳国志》成为连接地方记忆与国家叙事的桥梁，而非割裂历史的断简残篇。

二、地方志何以成为“国史”的补充与对话？

《华阳国志》的体例，后世多视为地方志的鼻祖。然细究其分类，卷一至卷四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是地理志；卷五至卷九为《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是编年史；卷十至卷十二为《先贤士女总赞》，是人物传。这种“地理+编年+人物”的三合一结构，在魏晋时期是独创。

常璩为何要如此编排？他在《序志》中道出原委：“今齐之《春秋》，楚之《梼杌》，鲁之《史记》，皆所以纪一方之书也。”他以《春秋》为齐国史、《梼杌》为楚史为例，说明地方史志自古便是国史的组成部分。但《华阳国志》的野心不止于此——它要成为“一方之全书”，即巴蜀地区的“百科全书”。这种宏大的编纂意图，背后是常璩对“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深刻理解。

诸位须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原王朝的文化叙事始终以“中原”为中心，巴蜀常被边缘化。班固《汉书·地理志》对巴蜀的描述仅寥寥数语，且多强调其“蛮夷”色彩。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则刻意凸显巴蜀的“华夏性”。例如卷三《蜀志》开篇即引《河图括地象》：“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将蜀地山川与星象对应，赋予其神圣性。又如卷十二《序志》中，他直言：“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将巴蜀的文明起源上溯至人皇氏（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与中原文明并驾齐驱。

这种“争夺历史话语权”的努力，在卷十《先贤士女总赞》中尤为明显。常璩为巴蜀地区四百余位人物立传，上起蚕丛、鱼凫，下至诸葛亮、姜维，涵盖帝王、名臣、隐士、烈女。他特别强调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蜀地文人对中原文化的贡献，称其“文章冠天下”。这种“地方人物谱系”的构建，本质上是将巴蜀记忆写入国家叙事，让“边缘”成为“中心”的一部分。

三、“华阳”之名的三重隐喻：地理、政治与文化

常璩选择“华阳”二字，绝非偶然。此处试从三重维度解析。

其一，地理隐喻。《禹贡》梁州是“华阳黑水惟梁州”，而《华阳国志》所记范围正是梁州故地。常璩以经书为据，将巴蜀纳入九州体系，暗示其地理归属。这与成汉政权自诩“蜀王”的割据地理观形成对比。成汉李雄曾称：“蜀地险固，自守有余。”而常璩则强调：“巴蜀虽险，实为天下一隅。”这种地理叙事的变化，正是从“割据”到“一统”的思想转型。

其二，政治隐喻。“华”者，华夏也；“阳”者，南面也。在儒家语境中，“南面”是帝王之位，而“华阳”暗合“华夏之南”的臣属地位。常璩将此书献给东晋朝廷，其用意昭然：他承认晋朝是华夏正统，而巴蜀是这正统之下的“南土”。这种政治姿态，与同时期成汉降将范贲等人“犹怀蜀望”的态度截然不同。范贲在成汉灭亡后仍举兵反晋，而常璩选择以史笔“归化”，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文化认同。

其三，文化隐喻。《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中有句话极关键：“以今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常璩将《华阳国志》与《乘》（晋国史）、《梼杌》（楚国史）、《春秋》（鲁国史）并列，实际上是宣称：巴蜀史与中原各国史一样，都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平等”的意识，在魏晋时期极为罕见。当时的士大夫如葛洪、干宝等人，多视巴蜀为“边鄙之地”，而常璩则用史实证明：巴蜀自先秦以来，便与中原有密切的文化交流。

四、历史转折点上的“文化守护者”

常璩《华阳国志》的编纂，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中原沦陷，衣冠南渡。东晋偏安江左，北方陷入战火。此时，如何维系华夏文明的正统性，成为士大夫的核心关切。常璩的《华阳国志》，正是在这种“国破山河在”的背景下，为巴蜀文化保留了一份“火种”。

他的做法是：将巴蜀历史写成“华夏正统”的一部分。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记公孙述称帝于蜀，常璩并未以“僭伪”视之，而是客观记载其“改元龙兴，置百官”。这种“不贬抑”的写法，实为暗讽：公孙述虽割据，却仍奉行汉制；而北方胡族政权，则连汉制都不遵循。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则记李雄“立百官，用汉仪”，再次强调巴蜀政权的“华夏性”。常璩的潜台词是：即便在乱世，巴蜀仍是华夏文明的庇护所。

这种“文化守护”的意识，在卷十二《先贤士女总赞》中达到高潮。他为诸葛亮立传，称其“管、萧之亚匹”；为张飞立传，赞其“万人敌”。这些蜀汉人物，在《三国志》中已由陈寿记载，但常璩的《赞》更强调其对巴蜀文化的贡献。例如诸葛亮“教民务农，兴修水利”，张飞“义释严颜，得蜀人心”。这种“在地化”的书写，让巴蜀民众得以从地方视角理解历史，而非仅仅接受中原王朝的宏大叙事。

五、余论：地方志的“双重身份”与现代启示

《华阳国志》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更在于它揭示了“地方志”的“双重身份”：它既是地方记忆的载体，又是国家叙事的组成部分。常璩的编纂策略，为后世地方志书写提供了范式——即如何在“地方性”与“国家性”之间取得平衡。

今日我们读《华阳国志》，或许会想到：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时代，如何讲述地方故事，才能既保持独特性，又不偏离共同体？常璩给出的答案是：用经典叙事包裹地方记忆，用历史事实证明文化归属。他的“华阳”之名，既是地理坐标，也是文化坐标。

最后，引用《华阳国志·序志》中的一句话作为结语：“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旌贤能。”常璩的“五善”，正是他编纂此书的初心。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选择以笔为剑，为巴蜀文化开疆拓土。这份“文化守护者”的担当，或许正是《华阳国志》穿越千年，仍能打动我们的原因。

愿与诸位道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