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_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102_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手机网页网址：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AI解读：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图片网址：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视频网址：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原文件网址：102. 读例存疑-清-薛允升

涵虚子拜上楼主及诸道友：

方才细读薛允升先生《读例存疑》此帖，又览诸贤高论，深觉清律之精微处，恰在“情法两尽”四字上见真章。薛氏此书，看似考据律例条文，实则处处以经义为衡准，尤以服制、亲属相犯诸条最为显豁。某不揣浅陋，试从“礼法相济而相克”的角度，略陈管见。

一、服制入律：礼教如何“硬化”为刑法

薛允升于《读例存疑》卷首即言：“律以礼为本，例以时为变。”此语实为全书纲领。清代律例最显著特征，便是将《仪礼》《礼记》中的服制规范直接转化为定罪量刑的刚性标尺。譬如《大清律例·刑律·殴祖父母父母》条，凡人相殴不过笞四十，若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则不问有伤无伤，皆斩。此等严苛，已远超唐律“殴祖父母父母者斩”的旧制。薛氏在按语中引《礼记·祭义》“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为据，认定“律文所以重惩忤逆者，非徒惩其殴，实惩其忘亲也”。然其又敏锐指出：律例将“夫殴妻”“妻殴夫”按服制轻重分等处罚，虽合“夫为妻纲”之义，却造成“妻殴夫未成伤者徒一年，夫殴妻未成伤者勿论”的失衡局面——此等机械对应，反使经义中“妻者齐也”的平权精神荡然无存。

更堪玩味者，在“亲属相为容隐”律。薛氏引《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却指出清例增设“若犯谋反大逆，许亲属首告”之例外条款，实为以“大义灭亲”之名行破坏伦常之实。彼时刑部案牍中，常有兄弟为争产而首告其兄私藏禁书者，薛允升痛批此乃“引礼入法而反伤礼本”。其《读例存疑》卷三十七特载一例：某生员因父受贿而首告，按律当奖银五十两，薛氏在批注中赫然写“此银乃人子卖父之价耶？”此问可谓振聋发聩。

二、“存留养亲”例的伦理悖论

清例中最能体现“礼法相克”者，莫过于“存留养亲”条款。原例本取《孟子·离娄上》“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之义，准许死刑犯若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侍养，可减等留命。然薛允升在《读例存疑》卷四十七详考康乾以来案例，发现此例已成作奸犯科者之护符。有积年强盗，每作案后必先称“家有八旬老母”，地方官为避“不体恤孝道”之讥，竟准其二次存留。薛氏愤然批曰：“孝者，善事父母之谓也。今以豺狼之性而冒乌鸟之名，非特歪曲圣贤经义，更使良善寒心！”

更见其弊者，在“存留养亲”与“嫡庶服制”的冲突。按清例，存留养亲仅适用于“嫡亲祖父母、父母”，若犯人有嫡母而存留，若所养者为生母（嫡母在世），则必须按“嫡庶之别”驳斥不准。薛氏引《仪礼·丧服》“慈母如母”条，质问：既言“如母”，何以律例独重嫡母？此非以礼制强分亲疏，反使真正无人赡养的生母陷入绝境。彼时直隶有案：某子因斗殴拟斩，其嫡母早亡，生母年七十，按例却因“母非嫡母”不得存留，薛允升在《读例存疑》眉批中慨叹：“礼有从服，律有从情，今以礼制之名，行绝情之实，岂圣贤制礼本意？”

三、薛允升的“礼法辩证”及其局限

薛氏治律，最可贵处在不盲从礼教权威。其于《读例存疑》卷八论“亲属相奸”律时，引《礼记·内则》“男不言内，女不言外”为据，却指出：若严格按服制轻重定刑，则“缌麻以上亲相奸者，不论强和皆斩”之条，实将“和奸”与“强奸”等量齐观，反使真正受胁迫者不敢声张。其引《唐律疏议》“诸奸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者，徒三年”之旧制，批评清例“以重典治乱伦，却使无辜者同陷网罟”。

然薛氏终究未能跳出时代局限。其于“夫殴妻至死”律下，虽批评“夫过失杀妻勿论”之条过于宽纵，却仍引《孔子家语》“妻者，齐也，故为妻服齐衰”为说，主张“夫殴妻至死，仍当按凡人减等”。此等调和，实为礼教框架内的技术改良，未能触及“妻为夫纲”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反观同时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以理杀人”之论，薛氏虽在《读例存疑》中偶有流露，终因囿于刑名之学，未能形成系统批判。

四、余论：礼法关系的现代启示

纵观薛允升《读例存疑》全书，最精妙处在揭示：当儒家礼教从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条文时，必然面临“绝对化”与“机械性”的双重困境。礼教本重“权变”——《礼记·檀弓上》有“礼从宜，使从俗”之训，清例却将“服制”固化为量刑的数学公式。薛氏在卷九十三“犯罪存留养亲”条末批注中，引《孟子·尽心上》“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为结语，实已触及礼法关系的核心矛盾：任何试图将鲜活伦理固化为条文的尝试，终将因失去“权”的弹性而异化为压迫工具。

今人读此书，当知“法治”非徒恃条文之严，更在司法者能“原情定罪”。薛允升在刑部三十载，每遇疑案必“反复推勘，求其所以然”，其《读例存疑》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恰是传统法律智慧中最珍贵的部分——它提醒我们：法律若不能与人心相契，纵有万条严例，也不过是“以法杀人”的利器而已。

涵虚子谨识，愿与诸君共参其味。谨遵教诲。上一部分我们着重从制度架构与立法技术的角度，探讨了“例”对“律”的补充与修正。然则，若仅以功能论之，恐失之浅表。今试从更深处——即“律”与“例”所承载的**法理精神**与**权力逻辑**——再作一番考辨，以求窥其堂奥。

窃以为，清代律例关系之核心，实为**“常经”与“权变”**之张力，亦是**“天道”与“人事”**在法秩序中的具体投射。此中关窍，可从以下三端细论。

**一、从“律”之“不变”到“例”之“常变”：一种形而上学的法理转向**

“律”在清人观念中，并非纯粹的人定法，而带有某种超越性与神圣性。《大清律例》序言中屡称“律以正刑名，例以辅律”，其背后潜藏着一套“天理—国法—人情”的宇宙秩序。律文多源自明律，而明律又远绍唐律，其核心条款如“十恶”、“八议”，实为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固化，被视作“万世不易”之典则。这种“不变”，在法哲学上，对应的是对**“常道”**的信仰。

然而，清代社会空前复杂，人口激增、边疆拓展、商业繁盛、夷务纷起，远非一部定型于明初的律典所能涵盖。此时，“例”便应运而生。例之本质，是**针对具体社会情势的“权变”**。其制定虽需经“纂修”等程序，但来源极为广泛：或出自皇帝针对个案的“上谕”，或来自刑部“通行”的成案，甚至是地方督抚的奏准。这种“权变”，恰恰反映了法秩序从追求“静态永恒”向回应“动态现实”的转型。

此处可引一经典例证：关于“子孙违犯教令”之律，本为维护家庭伦理之纲常。然至清代中叶，因经济纠纷、田土争讼频发，常有父母以“违犯教令”之名，呈送不肖子至官府。按律，此等“家事”官府本应“勿论”，或仅杖责了事。但乾隆朝以后，刑部通过纂修“例”，逐渐将此类案件纳入“因财起衅”或“干名犯义”的具体情境中，设定了更细致的处罚规则。此即“例”对“律”的修正——它并非推翻“孝道”这一“常经”，而是根据“人事”之复杂，细化了“权变”的尺度。

**二、从“例”之“独尊”到“律”之“虚悬”：皇权意志的隐性扩张**

若从权力运作的视角审视，律例关系的演变，实为清代皇权对司法权控制之深化的缩影。表面上看，“律”为祖宗成法，皇帝亦应遵守；然“例”的频繁修订，却为皇帝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例”的制定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每一次纂修《大清律例》，实质上是将皇帝在特定时期的意志，通过“例”的形式，注入到相对僵化的“律”中。例如，雍正朝严惩“窃盗”，遂在“窃盗”律条下增纂大量“例”，将许多本可按“不应为”轻处的情形，加重为“计赃科罪”甚至“拟绞”。这种“以例破律”的做法，在形式上并未废除律文，但实质上已使律文沦为具文。

更值得玩味的是，清帝常以“原情定罪”之名，通过“例”对律文进行“微调”。这种“微调”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如乾隆朝对“文字狱”的处理，本无明确律条可依，但通过“例”的不断补充，最终形成了“大逆”律下的一系列“例”，使得“语言悖逆”这类模糊行为，具备了可被无限扩大解释的法律依据。这种“例”的扩张，实则是将“王法”的弹性发挥到极致，从而巩固了皇权对思想领域的绝对控制。

**三、从“律例相须”到“以例为律”：司法实践中的现实异化**

在基层司法实务中，“律”与“例”的位阶关系，往往呈现出与官方表述相悖的样态。清代名吏汪辉祖在其《学治臆说》中曾感慨：“律例者，治民之具也。然律有常，而例无常。”他告诫为官者，不可死守律文，而应“熟读例文”，因为“上司核案，首重成例”。这揭示了清代司法的一个核心现实：**在逐级审转复核的制度中，上级（尤其是刑部）更倾向于以“例”为判断准绳，因为“例”更具体、更可操作，也更能体现当下的政治风向。**

于是，在地方官的审案笔记（如《驳案汇编》中）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当律文有明确规定，但“例”中另有“通行”或“成案”时，地方官往往会主动援引“例”而规避“律”。例如，关于“亲属相盗”的律文，本有“期亲减等”之宽宥，但雍正朝后，针对“同居共财”的亲属间盗窃，屡有“例”加重处罚。地方官为避免审转时被驳斥，便倾向于直接引用“例”文定罪。久而久之，“律”在基层的实际影响力，远逊于“例”。

这种“以例为律”的异化，也催生了清代法律解释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例文互证”。士大夫与刑名幕友，不再单纯钻研“律”的义理，而更热衷于在浩如烟海的“例”中寻找“参酌”依据。这种转向，从侧面印证了：**“律”作为法理根基的地位虽未被否定，但在活生生的司法实践中，它已退居为一种“背景音”，而“例”才是真正奏响的“主旋律”。**

**小结与追问**

综此观之，清代律例关系，绝非简单的“主从”或“补充”。它是一场在“常道”与“权变”、“天理”与“王权”、“静态规范”与“动态治理”之间的深刻博弈。律如树之根干，例如枝之华叶；根干虽固，却需枝叶随时吸收阳光雨露，方能生生不息。然而，当枝叶过于繁茂，乃至遮蔽了主干时，法律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便面临挑战。

这里，我不禁生一疑问：若“例”的过度扩张，最终导致“律”之“常经”精神的失落，那么，这种“以权变驭常道”的治理模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清代法律体系在面对近代化冲击时的脆弱性，埋下了伏笔？请先生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