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_周易郑康成注-宋-王应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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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虚子拱手施礼，向楼主及诸位同好问安。

方才拜读楼主所发《周易郑康成注》之帖，如见故人于古道，顿生他乡遇知之感。王应麟氏辑佚郑注，于今人看来或许不过是古籍整理，但在愚下眼中，此乃宋末孤臣面对天崩地坼之际，以学术为香火、以经义为山河的一腔孤勇与深心。

楼主所引文本虽简，然郑康成其人其注，实为理解两汉经学乃至整个易学史的一把关键锁钥。既然主人设此雅席，愚下不才，愿以“汉易象数思想”为针线，试将郑玄注中“爻辰”与“互体”两味药引，配以王弼“忘象得意”及程朱“体用一源”之方，勾勒一条汉易在宋代重新被“发现”的心路，权作引玉之砖。

**一、郑玄的象数世界：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汉儒说《易》与宋儒说《易》，气象截然有别。今日读郑注，最令人惊奇的便是那种“宇宙论”式的宏大构图。郑玄言《易》，绝非空谈吉凶悔吝，而是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置于一个由天文、历法、礼制、物候共同织就的精密网络之中。

以“爻辰”为例。郑玄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辰、十二律吕与十二月。如乾之初九为“子”，配黄钟、十一月；九二为“寅”，配太蔟、正月。此将卦爻之动，直接对应天地阴阳之气的消长。起初读此，愚或觉其拘泥，然若置于汉代“天人感应”之思想背景下，则知此非文字游戏。郑氏之旨，在于证明《易》与天地准，人能通过卦爻之法，捕捉宇宙运行的节律。

再如“互体”。郑玄解卦，常取二至四爻、三至五爻另成一卦，以参悟其意蕴。此看似繁复，实则是对“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具象化操作。卦中藏卦，象外生象，揭示了事物并非孤立，而是处于层层嵌套的大系统之中。这与王弼、程颐等人直探爻辞之“性情”不同，郑玄看到的是世界的有机性与关联性。

值得注意的是，郑玄的象数并非纯粹的技法。细读辑佚文本，会发现郑玄解《易》常以礼制参证。如释《比》卦，则引周礼大比之制；释《观》卦，则及宗庙祭祀之礼。由此可知，郑氏之象数，最终归结于一套制度文明与秩序建构。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中评郑玄“特嫌丁氏、高氏之说”，实则郑玄是将象数、礼制与天道融为一体，其易学是汉家天下整个知识架构的缩影。

**二、象数之穷与义理之兴：王弼的“逆袭”与被误读的应然**

然而魏晋之际，王弼起而以老庄之玄思扫荡象数。其《周易略例·明象》谓：“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此论一出，郑学渐微。

今人往往将此视为一场“进步”的哲学革命，实则不然。王弼之解《易》确实精微玄妙，启发了形上思维的深化，但他对汉学“错卦”“互体”“爻辰”“卦气”的全面否定，也让《易》与具体社会制度、天文历法的关联被大幅割裂。宋代程颐的《伊川易传》虽被誉为义理之集大成，其解释乾坤二卦时，却也透露了内在的张力。

程颐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说自高，但对于初九“潜龙勿用”，他仅从君子之德时位立论，而失去了郑玄注中那种“阳气潜藏于地中”的物候依据。以今视之，程朱易学偏重道德形上学与心性修养，愈是精纯，便愈远离了《易》作为“卜筮之书”所蕴含的宇宙论底料。《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中，朱熹便有言：“易本卜筮之书，程先生说太深。”此语极为关键。朱子既认识到卜筮的本原性，却又未能完全恢复郑玄的象数系统，故其《周易本义》便折中于此两者之间。

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以王弼、程朱为代表的义理易，固然对中国哲学高度有巨大贡献，但若完全脱离象数，是否会造成《易》之“技艺”维度的缺失？孔子说“玩索而有得”，若缺少了具体的“玩”之对象，则不免流入蹈空。汉易之象数，恰恰给予了《易》与自然科学、制度礼法之间的接榫点。

**三、宋代的郑玄归来：王应麟的“逆流”与一个时代的自我纠偏**

回到楼主所发之《周易郑康成注》，此书乃王应麟（字伯厚）于宋末辑成。彼时正值朱子学如日中天，为何要费尽心力，从群书注疏中钩沉郑玄的断简残编？

此中大有深意。两宋之际，金石学、古文献学蓬勃兴起，而王应麟作为一代通儒，其学识之渊博在宋人中罕有匹敌。其辑郑注，绝非仅仅为了“存古”，而是以此表达对当时空疏学风的微妙不满。宋末之时，理学末流清谈性命，不谙实务，面对蒙古铁骑南下的现实困境，学人开始反思那种过度内倾的道德哲学。

是以，王应麟的辑佚工作，实为一种“经世致用”学风的回归。郑玄之学，紧贴制度与天道，其注《易》旨在经纬万物，这恰恰是宋末文人所亟缺的精神资源。故而王应麟此辑，不仅是文献层面的“复古”，更是思想层面的一种“纠偏”。他遥接汉代“通经致用”之传统，试图让《易》从书斋的心性玄谈中解脱出来，重新成为理解天地、治理国家的学问。

我们不妨设想，若没有王应麟的辑佚，郑玄的“爻辰”“互体”固然仍散见于注疏之中，但此等知识，势将成为绝学。正是有了王应麟的搜罗整理，后人方知汉易尚有此一广大法门。清儒惠栋、张惠言等人治汉易，皆以王应麟此书为始基。这不能不说是宋末学者的孤怀远识。

**四、汉易在宋代的“发现”不是偶然也不是怀旧**

何以汉易会在宋代这一理学昌盛的时代被重新“发现”？细究起来，这不仅是学理自身发展的必然，更是时代课题的折射。

其一，是内在理路的自我平衡。任何学术传统在走向极端后，必然会产生反弹。南宋末年至元代，程朱理学逐渐官学化，其解释权日趋固化，这就迫使有识之士另寻源头活水。汉易所代表的另一种解释范式，便由此重新进入视野。正如丰坊伪作《古易世学》虽假，却反映了时人一种“去宋复汉”的心理冲动。

其二，是对“知识碎片化”的反动。宋代理学高度哲学化的同时，其对三礼制度、天文历法的关注远逊于汉人。而郑玄恰恰以“礼学”与“易学”的完美结合著称。《周礼注》与《周易注》在郑玄处本来一以贯之，其“爻辰”思想实际上源自于《周礼》大师掌六律六同之制。宋代礼制衰微，王应麟辑《郑注》，亦是对这一学术断层的一种修补。

其三，是“经世”价值的回归。汉易最可爱之处，在于它从不脱离日用。卦气可配时令，爻辰可授民时，这些都指向一个有序的政治共同体。面对宋末的衰乱，学界重提汉易，正是呼唤一种能将天道与人道重新勾连的学问。这种宏大志向，在行将亡国之际，尤为悲壮。

**五、一个质疑：象数的“微言大义”是否被我们过度神化？**

当然，涵虚子为人好疑，不敢人云亦云。在推崇郑玄象数思想的同时，也需对其有一番自觉检讨。

汉易象数之弊，在于其趋于繁琐细碎，乃至流于附会。如郑玄爻辰之说，十二爻配十二辰，逻辑自洽而优美，然一旦涉及具体卦爻，常有牵强之感。其以乾坤十二爻组合包容一切时空，有时未免削足适履。朱熹对汉易的最大不放心，就在此处。

然而，若不求其“必验”，但取其“可思”，郑玄象数所蕴含的宇宙整体观、系统关联论，对于现代人而言，或许比王弼的“忘象”更有启示。今日科学昌明，量子纠缠、系统论、生态观等，皆指向一种整体关联的宇宙图景。在此背景下，郑玄“互体”“爻辰”中对万有联系的孜孜以求，似有一种跨时代的先见之明。

况且，尊汉易不必然贬程朱。汉易有其古朴宏阔，宋易有其精微深邃。王弼之“得意忘言”若与郑玄之“以象穷理”相互补充，方为对《易》的完整理解。《易》本有象、数、理、占四道，偏废任一端皆有损其全。

**尾声**

楼主所发王应麟辑本，看似一册薄薄古书，实则是千年学术流转的一个枢纽。透过郑玄注，我们既能烛照两汉的知识视野，又能反观宋人的精神关切，更能借以思索今日治学之路径。

蔡元定尝言：“天地之间，无非易也。”此语与郑玄之象数天地遥相呼应。涵虚子以为，今日若欲深研中华经典之全体大用，当兼采汉宋，既知性命之奥，亦明天地之数，方不负古人“极深研几”之训。

在下不才，抛砖引玉，愿听楼主及诸贤达高论，以何法融合汉宋易学，使古人之智慧真正成为今人之资粮？

涵虚子再拜。确实，郑玄《周易注》在宋代辑佚文献中的面貌，值得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审视——它不只是材料层面的“残章断简”，更是一座被层层叠加的学术话语所覆盖的“地层”，每个朝代的整理者都在其中留下自己的考古手印。

我们不妨从一条比较冷僻的线索进入：辑佚文献中的训诂征引与“异文”问题。宋代学者自李鼎祚《周易集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辑出郑注，再参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但他们并非纯粹的技术性抄录，而是在“以郑证王（王弼）”的统摄下操作。例如项安世《周易玩辞》反复强调：“郑氏于训诂最密，其释‘姤’字为‘遇也’，正可以破王弼以‘柔遇刚’为喻的空疏。”这个细节透露出两点：其一，郑玄训诂的核心在于“度物象以取义”，往往直接对应爻象与卦体，近乎“字源—卦象”的一体诠释；其二，宋人辑佚并不满足于还原，他们以郑注为武器，在用义理与象数之争的缝隙里建立自己的折衷立场。

让我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郑玄释《讼卦》“窒惕”之“窒”为“觉悔貌”，这个训释在唐代已渐被“塞”义所替代。但宋人吕祖谦在《古易音训》中辑出此条，并且进一步推论：“郑氏之训与《彖传》‘险健’之辞相发，若字义不通，则卦理难明，此汉学之所以可补宋学也。”这就不仅仅是辑佚了，而是借训诂建立一种“在经学内部进行历史反思”的方法。换言之，宋儒辑郑，并不只是为了“存古”，更是在建构一种对抗理学心性论的文本依据，试图用经典字义的确定性来为易学设定边界。

值得注意的还有辑佚文献中郑玄对“互体”“卦气”的遗说。虽只有零散引文，但宋人如朱震在《汉上易传》中颇将其与郑玄的“爻辰说”勾连，试图把郑氏纳入一种“以历律解易”的传统。这个动向说明：宋代辑佚不仅保存材料，还参与了诠释传统的竞争——它要把郑玄塑造成“象数—卦气”一系的源头之一，而不是汉儒中孤立的一家。这种诠释策略，在后来的惠栋《易汉学》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但起点却可以追溯到宋人的辑佚动机。

我们从文献学的角度还可以再深入一层：宋代辑佚有一个“以类相从”的偏差。类书所引郑注，往往是在“名物”“制度”的分类框架中被摘录，因此失掉了郑玄注经的完整语境。这种体例性的切割可能带来误读——比如郑玄释“帝乙归妹”之“帝乙”为“成汤”，在类书里被当作“帝系”条目索解，但其经文脉络中的礼制象征意义就被稀释了。后世学者若不明此理，会误认为郑玄只是名物考证家，而看不见他“以易观礼”的系统性构想。实际上，郑玄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易》当作一个贯通天道、人事、礼法的整体，他的“注”之所以被后人“辑”得支离，恰是其体系在碎片化时代的宿命。

若再联系到现代，我们更应有清醒的认识。今天的学者重辑郑玄《易注》，同样面临宋人曾有过的双刃困境：既不能因为材料残删而对其思想体系轻下断语，也不能因为崇尚汉学而将郑玄推向“纯实证”的形相。我在研究《郑氏易注佚文汇编》时，时常感到一种奇特的张力：我们离郑玄越远，反而越想把他的声音从百家注疏中剥离出来，让他“本来面目”变得清晰；但这种愿望本身却是反历史、反诠释的。郑玄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正是在于他的注释放置于注释史中能被不断点燃，被不同时代用来回答自己的问题。

因此，第2部分的结论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宋代辑佚的深刻意义，并不仅仅为我们保存了郑玄几十条训诂，更是在方法上发明了一种“通过残片激活传统”的经学实践，它既是汉学之末响，又是清代汉学复兴的先声。而我们在今天阅读这些辑佚文献时，最好的姿态或许不是试图抹平各种诠释传统的差异，而是学会把那些“断裂的互文”视为中国经学思脉中最活跃的张力点。这种张力，正是学术得以重新出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