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_宋诗钞-清-吴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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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方才拜读楼主所发《宋诗钞》帖文，又细览诸楼层高论，见有道友论及此书选目偏重苏黄，亦有言其校勘精审者，诚然皆是灼见。然玄珠子窃以为，吴之振此编之价值，实不止于辑录宋诗之功，更在于其编撰策略背后所蕴含的诗学思潮转向。今试从“文献编撰与诗学思潮之互动”这一视角，略陈管见。

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甚为激烈。明人前后七子高倡“诗必盛唐”，至竟陵派稍变其风，然终未脱唐音笼罩。入清以后，钱谦益、黄宗羲等遗民学者力矫明人偏狭，开始重新审视宋诗价值。吴之振《宋诗钞》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吕留良、吴自牧同辑，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年），实为清初宋诗运动之标志性成果。此书选录宋诗百家，虽未全帙，然其选目标准、编排体例、注释策略，处处可见对明代复古派诗学理念的反拨。

且说《宋诗钞》选目之偏重苏黄。全书收录苏轼诗最多，达四百余首，黄庭坚次之，亦有三百余首，而于王安石、陆游、杨万里诸家，亦各选百余首。此种取舍，看似寻常，实则暗含深意。明代前后七子论诗，多以“格调”为准绳，强调“诗必盛唐”，对宋诗多有贬抑。李梦阳《潜虬山人记》谓“宋人主理，作理语”，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更直言“宋诗似文”。在此语境下，宋诗之“理”往往被等同于道学家的语录体，被视为戕害诗性的毒药。吴之振之重苏黄，正是要打破此种偏见。

苏轼诗以“以文为诗”著称，黄庭坚诗以“点铁成金”立派，二者皆有“理”而能不以理障。吴之振在《宋诗钞·苏轼诗钞》小序中评东坡：“其诗包罗万象，不主故常，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此语实暗合宋人“活法”之说。苏轼之“理”是“理趣”而非“理障”，其诗善用比喻、寓言化解抽象之理，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登山为喻言说认知局限，理在象中，非直白说教。吴之振选此诗，正是要昭示宋诗之“理”并非道学家的语录体，而是一种诗意的哲思。黄庭坚诗以“夺胎换骨”为法，讲究“无一字无来处”，看似迂腐，实则是对诗歌语言可能性的深度开掘。其《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用典而不觉其典，以意象的并置传达时间流逝的沧桑感，这是宋诗特有的技艺。吴之振选山谷诗，意在彰显宋诗之“法”非如明代复古派所讥的“模拟剽窃”，而是一种对传统语言的创造性转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吴之振对王安石诗的选录。在明代，王安石诗往往因其政治上的“拗相公”形象而被曲解。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论王诗，多讥其用典生硬、议论过甚。然吴之振在《宋诗钞·王安石诗钞》小序中，却力挺荆公：“荆公诗学杜而得其骨，学韩而得其气，晚年所造尤深。”此种评价，实有为其翻案之意。以所选《书湖阴先生壁》为例：“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诗写隐居生活，看似平淡，实则暗含王安石罢相后的心绪。“护田”“排闼”二词，本为汉代官制术语，王诗化用无痕，正是黄庭坚所谓“点铁成金”之法。吴之振选此诗，不仅展现王诗晚年的闲淡风格，更通过文本呈现一个去政治化的王安石形象——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改革家，而是“与野老争席”的隐逸诗人。这种形象重构，实是清初对明末“理学化”王安石形象的修正。明人论王诗，多侧重其政治身份，强调其“拗”与“执”，而吴之振则通过选本策略，将王安石还原为纯粹的诗人。

《宋诗钞》的校勘注释策略，亦暗含反拨明代复古派的深意。明代复古派论诗重“格调”，于文本校勘则相对忽视，甚至出现“以意改字”的弊端。如李攀龙编《古今诗删》，删削字句以就己意，颇为后世诟病。吴之振则反其道而行，在《宋诗钞》中注重文本原貌的保存与校勘。以所选苏轼《百步洪》为例，诗中有“轻舟南下如投梭”一句，吴氏据宋本校定为“轻舟南下如投梭”，而非明人刊本常见的“轻舟南下如飞梭”。一字之差，意境迥异：“投梭”喻船行之快如梭子投掷，更有动态感；“飞梭”则稍显浮泛。此种校勘，非止于版本优劣之辨，更体现了吴之振对宋诗语言“陌生化”效果的重视。苏轼用“投梭”，正是以日常物事（织布梭）喻非常之景（急流行舟），这种对日常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重要特质。吴之振通过校勘还原这种陌生化表达，实是对明代复古派“格调”论所追求的“浑融”效果的祛魅。

此外，吴之振在注释中频繁征引宋人笔记、史传、地理志，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一策略亦值得玩味。如注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句，引《东京梦华录》详述宋代农村腊月酿酒习俗；注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正入万山圈子里”句，引《方舆纪要》考订“松源”地理方位。此种注释方式，看似是考据癖，实则是对明代诗话“拈句评点”传统的颠覆。明人评诗，重“妙悟”“神韵”，往往脱离文本语境空谈意境。吴之振则通过历史考据，将诗歌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强调诗与史的互证关系。这不仅是学术方法的差异，更是诗学观念的碰撞：明代复古派追求超越历史的“诗之本体”，而吴之振则强调诗歌的历史性与具体性，这正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在诗学领域的投射。

然《宋诗钞》亦非无弊。其选目虽广，却偏重北宋，于南宋尤以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三家为重，而于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则收录甚少，对宋末遗民诗人如文天祥、谢翱等亦未充分重视。此种取舍，一方面体现了吴之振对“宋调”的界定——以苏、黄、陆、杨为正宗，四灵、江湖为别调；另一方面也暗含清初遗民学者的政治立场：文天祥诗虽忠烈，然其“正气歌”式的直白议论，与吴之振所推崇的“理趣”风格有所扞格。此种遗漏，今日看来固是遗憾，然亦可见吴氏选本绝非客观中立的文献汇编，而是特定诗学理念的产物。

总而言之，《宋诗钞》作为清初宋诗运动的奠基之作，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大量宋诗文本，更在于通过选目、校勘、注释等编撰策略，系统性地重构了宋代诗人的历史形象，实现了对明代复古派诗学理念的反拨。吴之振之重苏黄，意在彰显宋诗之“理”非理障而是理趣；其校勘之精审，意在还原宋诗语言的陌生化特质；其注释之博洽，意在强调诗史互证的历史维度。此种编撰策略，实是清初诗学从“宗唐”转向“宗宋”的缩影，也是中国传统诗学从“格调”走向“肌理”的先声。

《易》云：“穷则变，变则通。”明末诗学之弊，在于格调论之僵化；清初诗学之兴，在于宋诗学之激活。《宋诗钞》正是这一“变”的枢纽。今日读《宋诗钞》，不唯可见宋诗之精华，更可窥见清初学人如何通过文献编撰参与诗学思潮的建构。此种“以选代论”的策略，较之直接的理论争辩，更为含蓄而有力，亦更符合中国学术“述而不作”的传统。玄珠子不才，略陈管见，望诸道友指正。

见过诸位道友高论，涵虚子稽首。

玄珠子道兄方才所论，从“文献编撰与诗学思潮之互动”切入，以《宋诗钞》选目之偏重苏黄为眼，推及清初宋诗运动对明代复古派的反拨，层层递进，剥茧抽丝，读来令人击节。尤其论及王安石一节，谓吴之振有意通过选本策略将荆公“去政治化”，还原为纯粹诗人，此见尤为犀利，涵虚子深以为然。

然则道友既开此端绪，涵虚子不揣浅陋，欲从另一角度另起一议，或可补道友所未及，亦或与道友略有龃龉，正求道友及诸方家指正。

**一、关于《宋诗钞》“未全”之疑——此非遗憾，或是策略**

道友言及“此书选录宋诗百家，虽未全帙”，此语涵虚子以为尚可深究。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三人编《宋诗钞》，原计划选录宋诗一百家，然实际刊行仅得八十四家（或说八十五家），且其中如刘克庄、杨万里等家，所选亦非全璧。道友视之为“未全帙”，似含遗憾之意。然涵虚子妄揣，此“未全”处，或正是吴之振编书策略之体现，非仅力有不逮所致。

何以言之？试看明清之际的选本风气。明人编选本，好求“全”求“备”，如高棅《唐诗品汇》录唐诗人六百二十余家，诗五千七百余首；李攀龙《古今诗删》虽以“删”为名，然所录亦颇为宏富。此种求全之癖，实与明代复古派“格调”说相关——唯其求全，方能见“格”之正变、“调”之高下。然吴之振编《宋诗钞》，恰恰反其道而行，不求全备，而以“钞”为名。“钞”者，撮取精要之谓也。《说文》段注：“钞，叉取也。”此字本义即以手取物，引申为择取精华。吴之振以“钞”名书，已然昭示其编选心态：非为存一代之全，乃为示一代之精。

试以苏轼为例。苏诗存世二千七百余首，吴之振仅选四百余首，不及六分之一。若在明人，必以“苏诗浩瀚，当尽录之”为务。然吴之振不尔者，正因其所欲呈现者，非苏轼之“全”，乃苏轼之“精”——更确切地说，乃苏轼诗中能体现宋诗独特价值的那一部分。换言之，《宋诗钞》之“不全”，非编者的遗憾，而是编者的选择。此选择背后，暗含一种新的诗学逻辑：选本不必求全，唯求“典型”。此与明人求全尚备之编选理念，实已分道扬镳。

更耐人寻味者，是《宋诗钞》实际未收之诗人。如邵雍、陈与义、曾几等，在宋诗史上地位不低，然吴之振皆未收入。邵雍之诗，以“击壤体”著称，实为宋诗“以理入诗”之极端，明人讥宋诗“主理”，往往举邵雍为例。吴之振不选邵雍，是否正因邵雍之“理障”过于明显，恐损其建构“宋诗有理趣无理障”之努力？陈与义之诗，学杜而得其神，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其“避乱流离，节高而志苦”，其《伤春》诸作，沉郁顿挫，实为宋诗中之“唐音”。吴之振不选陈与义，是否正因其“似唐”而不足以彰显宋诗之独特？凡此取舍，若细细推敲，皆可见吴之振编选《宋诗钞》时，心中实悬一“宋诗之所以为宋诗”的标准在。此标准，即宋诗之“理趣”与“法度”。

故涵虚子以为，《宋诗钞》之价值，不仅在其所选，更在其所不选。所选与不选之间，正是清初宋诗运动之诗学纲领所在。

**二、关于“选本”与“诗话”之关系**

道友论《宋诗钞》，多引吴之振所撰各家小序为证，如引《苏轼诗钞》小序“其诗包罗万象，不主故常”，引《王安石诗钞》小序“荆公诗学杜而得其骨”。此种论证路径甚当，然涵虚子有一疑：吴之振的这些判断，究竟是其独得之见，还是有所祖述？

此问非欲苛责前人，实因选本之诗学意义，往往不在其“独创”，而在其“选择”。选家之眼，常折射时代之眼。吴之振对苏轼“如行云流水”之评，实本于苏轼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自评文》）；对黄庭坚“点铁成金”之论，亦本于黄氏《答洪驹父书》自述。然则吴之振将这些旧说拈出，置于《宋诗钞》小序中，其意义何在？涵虚子以为，此正是以“选本”行“诗话”之职。

宋代以后，诗话大盛，然诗话多为零散札记，系统论述诗学宗旨者少。选本则不然，选本以作品为纬，以作家为经，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隐性诗话”。《宋诗钞》各小序虽简短，然合而观之，实构成一篇“清初宋诗运动宣言”。其间所标示的诗学宗旨——重“理趣”而轻“理障”，重“法度”而轻“模拟”——非凭空而发，乃针对明代复古派之弊而发。

试以明人论宋诗之语作对照。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曰：“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曰：“今为诗而必曰唐，则宋无诗矣。”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讥王安石：“王介甫诗，多有字不识字者。”凡此皆以“格调”绳宋诗，以“识字”讥宋人。吴之振编《宋诗钞》，处处反其道而行：李梦阳讥宋人“主理”，吴之振偏选“理趣”盎然之苏黄；何景明谓“宋无诗”，吴之振偏选宋诗百家以证宋诗之富；杨慎讥荆公“字不识字”，吴之振偏选荆公晚年闲淡之作以见其诗之精微。

更值得注意的是，吴之振在《宋诗钞》总序中引了叶燮一句话（按：叶燮《原诗》成书晚于《宋诗钞》，此处当是吴之振自道，涵虚子失检，道友正之）。其言曰：“宋诗之变，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此语实为《宋诗钞》全书之总纲。吴之振不以宋诗为“变唐”，而以宋诗为“自成一体”，此正是对明代复古派“诗必盛唐”论的根本反拨。

由此观之，《宋诗钞》实是以选本形式，暗藏一部“宋诗辩护书”。吴之振以小序为“诗话”，以选目为“论证”，以校勘为“注脚”，三者合一，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诗学表达方式。此种方式，实开后来沈德潜《古诗源》、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以选本寓诗教之先河。然沈、蘅二书重在“教”，吴之振重在“辩”——辩宋诗之非“理障”，辩宋诗之非“模拟”，辩宋诗之自有其“格调”。辩而后立，此为清初宋诗运动之基本逻辑。

**三、关于《宋诗钞》的“政治无意识”**

道友论及王安石之“去政治化”，此见极为精当。然涵虚子欲更进一步：吴之振编《宋诗钞》时，清初政治语境对其诗学选择之影响，是否尚有可发之覆？

吕留良为《宋诗钞》同辑者，此人后来以“文字狱”著称，雍正年间被开棺戮尸，著作焚毁。然其在清初，实为反清复明之志士，曾散家财结客，图谋恢复。吴之振与之合编《宋诗钞》，二人诗学旨趣固相投，然政治立场是否完全一致，实难断言。吕留良于康熙二年（1663年）与吴之振同编此书，越十年而削发为僧，又数年而卒。其晚年思想愈趋激烈，与《宋诗钞》编撰时期之思想，恐有变化。

涵虚子妄揣，《宋诗钞》选目之偏重苏轼、黄庭坚、王安石，或与清初遗民之政治心态有关。苏轼一生坎坷，屡遭贬谪，晚年远谪海南，而其诗反愈见旷达。此于清初遗民而言，实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效。黄庭坚为苏门弟子，亦以党争被贬宜州，卒于贬所。其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写尽流落之感，清初遗民读之，能无同慨？至于王安石，其变法虽为后世所讥，然其人之“拗”与“执”，其“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精神，于清初有志之士而言，未尝不是一种鼓舞。吴之振选王安石诗，特重其晚年闲淡之作，表面似为“去政治化”，然其深层，安知不是将政治热情转入诗学建构之一种策略？

吕留良晚年有《述怀》诗云：“谁教失脚下鱼矶，心迹年年处处违。”此种“心迹相违”之痛，与王安石晚年罢相后“茅檐长扫净无苔”之闲淡，其心绪或有相通处。选本选择从来不是纯粹审美行为，其中必有时代投影。《宋诗钞》选苏、黄、王，表面是诗学判断，深层或含政治无意识。此点涵虚子未有确证，姑妄言之，求道友及诸方家教正。

**四、略说《宋诗钞》对后世之影响**

道友未及《宋诗钞》对后世之影响，涵虚子略补数语。康熙年间，《宋诗钞》风行一时，然其影响实不止于清代。乾隆时，厉鹗编《宋诗纪事》，实受《宋诗钞》启发而扩展之；翁方纲倡“肌理说”，以宋诗之“细密”为宗，亦以《宋诗钞》为重要依据。至晚清，同光体诗人沈曾植、陈三立等，更奉《宋诗钞》为圭臬，虽未必尽从吴之振之选目，然其以宋诗为宗之基本立场，实自《宋诗钞》开其端。

然《宋诗钞》亦有可议之处。其校勘虽精，然吴之振等人所见宋集版本未必尽善，时有误收、误改之处。如选苏轼《百步洪》诗，末句“但觉衾裯如泼水”，吴之振校本作“泼水”，而他本作“泼乳”。一字之差，意境迥别。“泼水”言其凉，“泼乳”言其浊，苏诗原意当以“泼乳”为是。此虽小节，然可见选本之于文本，实有“二次创作”之意味。吴之振之“精审”，亦非绝对。

要之，《宋诗钞》之价值，不在其“全”，而在其“选”；不在其“客观”，而在其“建构”。吴之振以选本为诗学宣言，以校勘为诗学论证，以评点为诗学号角，三者合一，使《宋诗钞》成为清初宋诗运动之标志性文本。其编撰策略背后所蕴含的诗学思潮转向，实为中国诗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之一章。

涵虚子学识浅陋，所言未必尽是，唯抛砖引玉，求玄珠子道兄及诸方家不吝赐教。稽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