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_浩然斋雅谈-宋-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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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楼主admin君分享《浩然斋雅谈》全文，又见诸位道友各抒己见，涵虚子拜读之下，如饮醇醪，不觉沉醉。周密公此作，向与《癸辛杂识》《齐东野语》并称“三绝”，然涵虚子尝闻：书有三厄，一曰兵燹，二曰传抄，三曰妄改。今观此本，虽云“原文件”，然未署版本源流，涵虚子斗胆，欲从文献学视角，就版本流传与内容真伪问题，与诸君作一商榷。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宋亡不仕，寓居杭州癸辛街，以著述存故国文献为己任。其《齐东野语》自序云：“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云居华不注之阳。”然靖康之变后，其家南渡，遂寓居吴兴。所谓“齐东野语”，实寓“齐东野人之语”意，盖自嘲其言不足为信史，然其书多载两宋典章制度、朝野轶事，考之正史，多有印证。此正是周密著述之特色：以私家笔记存一代信史。然《浩然斋雅谈》与《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三书，内容互见之处甚多，涵虚子尝逐条比对，约略得十之二三重叠。如《浩然斋》卷上记“韩侂胄用事”事，与《齐东野语》卷十一“韩侂胄”条几无二致；又卷中记“岳武穆”事，与《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岳武穆”条，惟文字详略稍异。此等重复，是周密有意为之，抑或后世传抄之误？涵虚子以为，当从三方面考量。

其一，版本源流之考辨。《浩然斋雅谈》宋刊本已佚，今所见者，多为明抄本与清四库馆辑本。《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一子部杂家类存目八著录：“《浩然斋雅谈》三卷，宋周密撰。是书《宋史·艺文志》不著录，其目仅见于《文渊阁书目》。”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厘为三卷。然《大典》所收，是否即周密原书？涵虚子曾见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载《浩然斋雅谈》四卷，注云“抄本”。祁氏为明末大藏书家，其目多可信。四库本仅三卷，是原书即三卷，抑或四库馆臣辑佚未尽？更可怪者，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九著录明抄本《浩然斋雅谈》三卷，谓“此本从文澜阁本传抄”，然文澜阁本四库书已毁于太平天国，今存者乃光绪间丁丙补抄。此中递藏关系，如雾里观花。涵虚子曾亲见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一册，卷末有跋语云：“此本从吴门黄氏士礼居藏本传录，黄氏本又从钱遵王述古堂本抄出。”钱曾《读书敏求记》未载此书，然其《述古堂书目》却有“周密《浩然斋雅谈》三卷”之条。可见此书在明清之际，已非原貌。

其二，内容重叠之分析。三书重叠处，涵虚子以为当分三种情形：一为周密有意重复。如记“徽宗梦游”事，三书皆载，而《浩然斋》最详，《癸辛杂识》最简。盖周密晚年编纂《浩然斋》时，已觉前二书所记未备，故补其阙略。此如郑樵《通志》多采《史记》《汉书》，而有所增删。二为后人抄撮。明代中后期，坊间好刻丛书，如《稗海》《说郛》等，往往将原书割裂，取他书内容凑足卷帙。涵虚子尝见明刻本《说郛》收《浩然斋雅谈》仅十数条，其中竟有六条出自《癸辛杂识》。此必书贾作伪。三为误收。如《浩然斋》卷下记“王沂公”事，与《齐东野语》卷六“王沂公”条全同，然《齐东野语》明言“此事得之刘贡父”，《浩然斋》却未注明出处。涵虚子疑此乃后世传抄者误将《齐东野语》之文羼入。此类问题，非精校众本，不能决其真伪。

其三，遗民心态之解读。周密入元不仕，自号“四水潜夫”，其《癸辛杂识》自序云：“予卧病荒村，寂无酬酢，追忆旧事，随笔记之。”此“追忆旧事”四字，实乃理解周密笔记之关键。宋亡之际，典籍散佚，史馆不存，周密以一人之力，于故纸堆中搜罗遗闻，其《齐东野语》序又云：“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书不改。”此等见识，已超越一般笔记作者。涵虚子以为，周密有意通过笔记构建“文化记忆”，以对抗元初的历史湮灭。如《浩然斋》卷上记“苏子瞻”事，特载其《赤壁赋》创作始末，并录其与客问答语，较之《东坡志林》更为详尽。此非单纯辑录，实乃借苏轼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苏轼以“乌台诗案”贬谪黄州，犹能旷达自适；周密以宋遗民身份，寓居杭州，目睹故国丘墟，其心境与东坡何其相似！故其笔记中反复提及苏轼、黄庭坚等元祐党人，实有深意存焉。

涵虚子尝读《癸辛杂识》别集卷上“汴梁杂事”条，记金朝灭亡后，汴梁城内宫殿尽毁，唯“相国寺”独存。周密于此条末感慨：“中原文献，尽于斯矣！”此语可视为其编纂笔记之总纲。其《浩然斋雅谈》虽名“雅谈”，实多载朝野遗事、诗文评骘，盖欲存一代文献于笔端。如卷中记“陆放翁”事，引其《老学庵笔记》数条，又补以未见之诗作。涵虚子曾校以明刊本《渭南文集》，发现周密所引陆游诗，有数首不见于今本。此或为佚诗，亦未可知。若果为佚诗，则《浩然斋》价值不可估量。

然而，正因其有意构建“文化记忆”，亦不免导致内容失真。如《浩然斋》卷下记“秦桧”事，谓其“尝梦至阴府，见岳飞戴铁枷”，此等荒诞不经之说，显然取自民间传说。周密身为史家，岂不知此说之妄？然其仍采录之，盖欲借鬼神之说，表达对奸臣之痛恨。此虽可理解，然于文献价值则有所损。涵虚子以为，读周密笔记，当如读《世说新语》，取其“玄韵”而非“实录”。其书可补正史之阙，然不可尽信。

今人整理《浩然斋雅谈》，当以四库本为底本，参校明抄本、清抄本及丛书节本。尤其注意与《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互校，凡重复者，当出校记说明。涵虚子曾见中华书局整理本《浩然斋雅谈》，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参校《永乐大典》残本，然未及明抄本。此实憾事。涵虚子以为，若能汇校众本，仿《全宋笔记》之例，录其异文，则于学界功德无量。

最后，涵虚子有一疑问，敢请楼主及诸君解惑：《浩然斋雅谈》之名，“雅谈”二字何义？是“雅正之谈”，抑或“雅士清谈”？周密自号“弁阳老人”，其《癸辛杂识》自序云：“予卧病荒村，寂无酬酢，追忆旧事，随笔记之。”未言及“雅”字。然《浩然斋雅谈》卷首有序云：“余雅好谈，凡有闻见，辄笔之。”此序文不见于他本，仅四库本有之。涵虚子疑此序乃后人伪托，或为四库馆臣所增。若果如此，则书名“雅谈”二字，亦可能为后人所加。此问题，尚待高明指教。

涵虚子不揣浅陋，拉杂书此，以就正于方家。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楼主及诸同道海涵。# 第二部分：周密《浩然斋雅谈》中的“雅”之境界——宋代士人精神生活的微观镜像

## 一、“雅谈”之名实辩证

《浩然斋雅谈》之“雅谈”，表面指闲雅清谈，实则暗含宋代士人独特的文化身份建构。周密在自序中言：“余居闲无事，每与客语，有足采者，辄笔之。”此“足采者”，非仅指事件本身，更指其中蕴含的“雅趣”与“雅意”。这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雅量”篇的旨趣——魏晋名士以“雅”为精神标高，而宋人则将“雅”从个人修养延伸至生活美学。

值得玩味的是，周密在书中记录了一则趣事：某士人问其“何为雅”，答曰：“俗者，人之所同；雅者，我之所独。”这一回答看似简单，实则揭示了宋代士人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世俗生活中寻找不通俗的精神空间。这让我联想到苏轼《超然台记》中“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的豁达，以及欧阳修《醉翁亭记》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超越境界。周密笔下的“雅”，正是这种从日常中提炼精神高度的能力。

## 二、从“雅谈”看宋代士人的知识结构

细读《浩然斋雅谈》，会发现周密的知识结构呈现出“博而精”的特点。书中既有对《诗经》《楚辞》的考辨，也有对当代诗词的品评；既有对天文历法的探讨，也有对医药养生的记录。这种跨领域的知识整合，恰恰是宋代士人“格物致知”精神的体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密在书中多次引用《周易》来阐释文学创作原理。例如，他论诗之“象”时言：“诗之象，犹《易》之象也，意在其中，象在其中。”这让我想起朱熹《诗集传》中“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的阐释方法，以及王弼《周易略例》中“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哲学思辨。周密将《周易》的象数思维引入诗论，展现了宋代士人“文道合一”的思维模式。

## 三、宋代笔记中的“雅”与“俗”之辩

《浩然斋雅谈》中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周密在追求“雅”的同时，并不排斥“俗”。书中记录了大量民间传说、市井趣闻，甚至包括一些“不雅”的轶事。例如，他记载了临安城中一市井小贩的奇闻，最后却评论道：“此虽近俚俗，然可见人情之真。”这种态度，让我想起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以及柳永词中“市井细民”的生活气息。

由此引发一个更深层的思考：宋代士人的“雅”，是否恰恰是通过对“俗”的包容与升华而实现的？这让我想到张载《西铭》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胸怀，以及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周密笔下的“雅”，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趣味，而是在市井烟火中保持精神独立的能力。

## 四、对“雅”的再思考：从《浩然斋雅谈》看宋代士人的精神困境

然而，细读《浩然斋雅谈》，我们也会发现“雅”背后的精神焦虑。周密作为南宋遗民，在亡国后仍坚持著书立说，其“雅谈”中隐含着对故国的眷恋和对时局的无奈。书中多次出现“追忆”“感旧”等字眼，以及对前朝文人风骨的推崇，这些都可视为对现实困境的一种精神回应。

这让我想起李清照南渡后的词作，从“常记溪亭日暮”的闲适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凄凉，同样经历了从“雅”到“哀”的转变。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记录的许多“雅事”，其实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精神家园的坚守。这种坚守，与文天祥《正气歌》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铮铮铁骨，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 五、一点个人感悟

读《浩然斋雅谈》，我最深的感触是：所谓的“雅”，并非一种固定的标准或模式，而是一种“于平凡中见不凡”的精神能力。周密在书中记录的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对话、读书感悟、游历见闻，都因注入了作者的思考与情感而变得“雅”起来。这让我想到当代生活中，我们是否也能从日常琐事中发现“雅”的存在？或许，正如周密所言：“雅不在物，在心而已。”

玄珠子道兄：

拜读诸位高论，尤其是涵虚子兄从文献学角度对《浩然斋雅谈》版本流传与内容重叠的考辨，令人击节。涵虚子兄所提三书互见之例，如韩侂胄、岳武穆诸条，确实值得深究。不过，玄珠子在此想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与其纠缠于版本异同，不如细究周密这部笔记所承载的“雅趣”与“士人精神”究竟为何物。这或许是理解宋代笔记文学乃至整个南宋遗民文化的关键。

涵虚子兄提到《浩然斋雅谈》与《癸辛杂识》《齐东野语》内容重叠，且质疑“有意重复”抑或“传抄之误”。玄珠子以为，这恰恰暴露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周密这类宋代士人，其笔记写作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创作”，而是一种“记忆的编织”。他们身处易代之际，面对故国文献散佚、史实湮灭的危机，笔记便成了抵抗遗忘的容器。重复，或许正是周密刻意为之的“校雠”——同一件事在不同笔记中记述，用字稍异、详略不同，恰如他暗中留下的“版本对照”，让后世读者得以拼凑出更接近真相的轮廓。这让我想起《四库全书总目》对周密的评价：“密本南宋遗老，多识旧事，故所记往往可备参稽。”所谓“可备参稽”，正是承认其笔记具有文献考据的价值，而非单纯的风月闲谈。

然而，若仅将《浩然斋雅谈》视为史料汇编，便辜负了其“雅谈”之名。周密在卷首自题：“余闲居无俚，日与客觞咏，或谈谑，或评诗，或论画，或考金石，或说古今异闻，随笔记之，积久成帙。”这段话透露了此书的写作场景——是“闲居”中的“觞咏”，是士人群体在书斋雅集时的“清谈”记录。这种“雅趣”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南宋士人在政治失意后，将精神安顿于文艺鉴赏与知识考据的生存策略。用一句老话来说，这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周密没有选择“浮于海”，而是选择“浮于书斋”，在故纸堆与茗碗间，构筑起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

这种雅趣的深层，是士人精神的自我救赎。南宋灭亡后，周密、王沂孙、张炎等遗民词人结社吟咏，以《乐府补题》咏物寄托故国之思，这种风气同样渗透到笔记中。比如《浩然斋雅谈》卷中记李煜事：“后主在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短短数字，看似闲笔，实则暗含对亡国之痛的共情。周密作为“宋遗民”，借评述前代帝王故事，隐晦地抒发自身面对元朝统治的复杂心境。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笔法，在宋代笔记中并不罕见，但周密做得尤为含蓄而深沉。他评诗论画时，常强调“韵”与“味”，如论画：“画之为物，有不言之妙，非可以形似求也。”这看似在谈艺术，实则是在谈人生——在朝代更迭、山河易主的巨变中，士人如何保持内心的“韵”与“味”？答案或许就是：通过书写与鉴赏，将现实中的失落转化为精神上的超越。

涵虚子兄对版本源流的考辨极为精审，但玄珠子想补充一点：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三卷本，固然是功德无量，但《永乐大典》所收《浩然斋雅谈》是否完整，仍是悬案。明人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载有四卷抄本，这多出的一卷究竟是何内容？若依涵虚子兄所言，三书内容重叠处约十之二三，那么这多出的一卷，或许正是周密刻意删除的“重复”部分？又或者，是后世好事者将《癸辛杂识》中的内容混入？这些谜题，恐怕只能等待新发现的文献来解答了。不过，即便版本有疑，也不妨碍我们从中汲取营养。正如宋人陆游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古籍的解读，终究要回归到对文本本身的体悟上。

再说回“雅趣”与“士人精神”。周密在《浩然斋雅谈》中记录了大量诗话、词话、画论、金石考据，这些内容看似零散，实则有一条主线贯穿：对“雅”的极致追求。他评诗，推崇“天然去雕饰”之语；论画，强调“气韵生动”；记金石，则注重“古意”。这种审美倾向，与北宋苏轼、黄庭坚等文人一脉相承，却又多了一层末世的苍凉。比如卷中记苏轼轶事：“东坡在儋耳，尝负大瓢行歌田间，有老妪谓曰：‘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东坡笑而然之。”这则故事，表面是记苏轼的豁达，实则暗含周密对“富贵如春梦”的感慨——宋朝的繁华，不也像一场春梦吗？这种“以雅事写哀情”的手法，正是南宋遗民笔记的独特魅力。

涵虚子兄提到“私家笔记存一代信史”，玄珠子深以为然，但想再推进一步：周密的笔记不仅存“信史”，更存“心史”。所谓“心史”，即士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心灵轨迹。比如《浩然斋雅谈》卷下记岳武穆事，不单是记录岳飞被害的经过，更通过评述秦桧的奸诈、宋高宗的猜忌，来反思南宋灭亡的深层原因。这种反思，与其说是历史考据，不如说是对士人政治命运的悲叹。周密作为“宋遗民”，深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痛楚，因此他在笔记中反复书写忠臣义士、奸佞小人，实则是为南宋作一部“心灵史”。

最后，玄珠子想谈谈“雅谈”这一文体本身的意义。宋代笔记文学，尤其是《浩然斋雅谈》这类以“清谈”为名的作品，本质上是一种“对话体”。周密在书中记录与友人的谈谑、评诗、论画，这些对话看似随意，实则经过精心选择与编排。比如他记与友人论“词之体性”：“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这既是词学理论，也是士人精神的写照——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词这种“要眇宜修”的文体，成了他们表达幽微心曲的最佳载体。通过这种“雅谈”，周密不仅保存了文献，更创造了一种精神传统：即使身处乱世，文人仍可通过文艺的清谈，维系文明的余脉。

涵虚子兄，你我从文献学入手，最终落脚于精神史，这或许正是解读《浩然斋雅谈》的正确路径。版本的真伪固然重要，但更珍贵的是透过文字，触摸到周密那一代士人跳动的心魂。他们以笔记为舟，在历史的洪流中打捞文明的碎片，这种努力本身，就是最动人的“雅趣”。至于版本问题，且留待后人继续考辨——毕竟，正如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所言：“天下事，惟当以实理求之。”文献的真伪需要实理，精神的解读同样需要实理。愿与诸君共勉。

玄珠子顿首《浩然斋雅谈》中尤可深究者，在于其"雅趣"与"士人精神"之间的辩证张力。这种张力，实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独特文化心理的缩影。

一曰"闲适之雅"背后的精神营构。周密笔下所记，看似漫不经心的品茗、赏画、论诗，实则暗含士人对抗现实压力的精神策略。如卷三载"放翁尝与客言：'吾平生未尝一日废书，然每读《离骚》，辄涕下不能自已。'"此等看似闲笔，实则以屈原自况，将个人不得志之悲，化作文化传承之志。这正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诗穷而后工"之论，士人精神在困厄中反得升华。相比之下，清代赵翼《瓯北诗话》评陆游诗多"激昂慷慨"，而周密此记则揭示了放翁另一面——以雅趣遮掩的深沉悲慨。

二曰"考据之趣"中的精神自救。周密于《浩然斋雅谈》中大量收录金石、书画、古器之辨，如卷五详考"宣和画谱"真伪，卷八辨析"唐人与宋人用笔之别"。此类考据看似琐碎，实为士人在政治失序后，借古物重构精神秩序的努力。正如《论语·述而》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宋人于此更进一层，将"好古"发展为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实践。南宋国势日蹙，士人无法在现实中施展抱负，遂将心力投注于考据之中——这既是对现实的疏离，又是对文化命脉的守护。后世顾炎武《日知录》自序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其精神渊源，可追溯至此。

三曰"谐谑之语"中的风骨暗藏。值得玩味的是，《浩然斋雅谈》并非一味严肃，卷九记"东坡尝与客戏曰：'吾平生有三不如人：著棋不如人，饮酒不如人，唱曲不如人。'客问何故，坡笑曰：'此三事，皆可教人。'"此类谐谑，表面是文人游戏，实则暗含对"技"与"道"关系的深刻思辨。苏轼以"不如人"自嘲，反衬出士人当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这与《礼记·中庸》"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的精神一脉相承——士人之雅，不在技之精湛，而在道之通达。

四曰"隐逸之思"中的现实关怀。周密多次记载文人归隐之志，如卷六叙"叶水心尝曰：'吾尝欲买山而隐，然山中亦自有官府。'"此语看似消极，实则是对南宋官僚体系的清醒认识。这种隐逸并非逃避，而是以退为进的批判。唐代王维《辋川集》中的山水之乐，到了宋代周密笔下，已演变为一种文化抵抗策略——通过构建精神家园，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距离。这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士人精神，实为异曲同工。

综观《浩然斋雅谈》，其"雅趣"不是简单的风花雪月，而是士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与精神自我的自觉守护。这种张力的背后，是宋代士人"内圣外王"理想的特殊表达——当"外王"无望时，他们退而求"内圣"，通过文化实践保持人格的完整与精神的独立。这种精神遗产，至今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