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_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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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看到这个帖子标题，真是眼前一亮。严可均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七百四十六卷，煌煌巨制，是我等先秦两汉文史爱好者书架上不可或缺的“大块头”。楼主能将此等基础文献单独整理分享，实乃功德无量，先谢过了。

玄珠子不才，对这部书也算有些感情，今日见帖，忍不住想跟在座诸位聊聊这部书背后的“功夫”。

严可均辑此书，为的是补严可均同时代大家编《全唐文》时“上古至隋”之缺憾，其志不小。但他着手的方式，却不是寻常的抄撮，而是**辑佚**。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严氏则是“文亡而求诸类书、总集与碑刻”。他曾自述，为辑得一字，往往翻检数十种书，如老吏断狱，锱铢必较。这并非夸张——今天我们翻看这部大书，每一篇残文断简背后，几乎都藏着一段“大海捞针”的故事。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辑佚，主要依赖三条路径，这也构成了严氏辑本的基本骨架：

**其一，钩沉于类书。** 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北堂书钞》，保留了大量的唐前佚文片段。严可均把这些类书当作“矿山”，逐条采撷。比如那些仅存三言两语的文章，若无类书征引，早就湮灭无闻了。他辑的功夫极细，同一段文字在这本书里是节引，在那本书里是摘句，他都要比对异同，拼缀残篇，尽量恢复原文的本来面貌。

**其二，辑补于总集与史注。** 《文选》李善注、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是辑佚的宝库。这些注文为了解释词义和典故，引用了大量当时的篇章。严氏慧眼识珠，将这些注引文字剔出，按人按题编排，许多人物的文章因而得以“复活”。这种功夫，正如顾炎武所谓“采铜于山”，非有耐心与卓识者不能为。

**其三，取资于金石碑刻。** 这是严氏比前人高明之处。吉金乐石，历劫犹存，是传世文献之外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汉魏六朝的碑铭墓志，严氏都尽量收入。他推崇清初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始，金石之学渐盛，严氏能将其成果纳入文章总集，确实让这部书的价值提升不少。清代朴学大家钱大昕论学重“实事求是”，严氏的这种做法，正是践行了“以金石证经史”的实证精神。

至于编纂理念，严氏自己的话最能说明问题。他称此辑力求 **“一字不遗”**。这个理念看似笨拙，实则蕴含深意。他深知唐前文献，存者仅十之一二，若稍有疏漏，便可能使某位作者的文章从此绝迹。比如那位以《论衡》名世的王充，其散佚文章，若非严氏辑录，后人便难窥其全豹。这种“守缺”甚至“守残”的态度，与清儒朱彝尊所言“不簿视残编断简”如出一辙，可敬可叹。

然而，“一字不遗”也有其局限。严氏为求全备，也收录了一些后人拟作、依托之作，界限未免放宽了些。古人言“孔子圣之时者”，若严氏能生在今日，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资源，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辑本作一番补正与修订。

说到此，我不禁想到后世学者对严氏的接续。**鲁迅先生辑录《古小说钩沉》，便是对严氏辑佚精神的直接继承。** 鲁迅的辑佚，同样注重“校雠”，注重溯源，但他比严氏更严谨，凡所辑之书，必考其作者、卷帙、源流。你看他辑《唐宋传奇集》，于每篇之下附有考订，这种学风，无疑受到了严氏的影响。这也说明辑佚一途，虽看似只是修补残篇，实则关乎文脉传承，非徒为考据而考据也。

说到此处，也需聊一聊今人如何利用数字文献，对严辑本进行“补正”。

严氏当年凭一己之力，翻检公私藏书，其功业之伟，令人仰视。但彼时条件有限：其一，他所见的版本，未必尽善，据底本所辑之文，或与善本有字句差异；其二，存世文献，如敦煌遗书、出土简牍碑志，严氏未曾得见；其三，难免有漏辑、误辑、重出之处。如今我们面对“数字人文”的浪潮，似乎可以做得更好。

譬如，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数据库，以“全文检索”之法，可快速比对严辑本与现存的唐前文献，查漏补缺。这便相当于我辈站在了严氏的肩膀上，能望得更远。再者，借助AI辅助校勘，比对异文，虽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判断，但可以提高效率。我们甚至可以构建一个“唐前文章资料库”，将严辑本与后世出土的碑刻、简牍、写本逐字比对，以期更接近真实的“原貌”。这并非质疑严氏的成就，恰是对其“一字不遗”精神的最高致敬。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研究学问，必须要有‘温情与敬意’”，对严氏这样的开山之作，我们应有敬意，但更应有继续深耕的担当。

当然，话又说回来，时代在变，技术手段在变，但**辑佚求真**的内核未变。严氏的时代，追求的是“全”，我们今天则在“全”的基础上，追求“真”，追求“精”。这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学术演进的自然方向。

最终，这部书的意义，不只是一堆文献资料的堆积。古人云“文以载道”，这部书所载之“道”，是上古三代以来至六朝的思想流变、文化兴替。从神农教耕之言，到六朝骈俪之作，中国人的心灵轨迹，在这七百多卷书里如丝如缕，若有若无地相连。我们能读到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痛彻，也能读到阮籍《咏怀诗》的幽深；能看到贾谊《过秦论》的壮阔，也能触摸到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悲凉。这些，都赖严氏辑佚之功。

读帖之时，恰逢秋气渐至，夜窗灯下，翻读此书，不免有些感慨。想严氏当年，在清贫中伏案数十年，恐也多是这般孤灯相对的夜晚。斯人已逝，而篇章犹存，我们今日还能在论坛里凭着数字化的文本讨论他，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不孤”了。

陋见浅言，聊作引玉之砖，望楼主及诸位同好不吝赐教。

玄珠子再拜。既然前文已论及严氏此书的文献学价值与辑佚之法，此处便不妨换一角度，从“以文证史”的学术传统，以及该书对思想史、文学史乃至学术生态的深层影响，略陈管见。

**一、作为“思想史档案”的文献网络**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表面上是文章的汇总，实则是先秦至六朝思想流变的完整“数据链”。严可均辑佚，并非简单拼凑字句，而是以《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为经纬，将散佚的论、议、表、疏重新编织入原本的历史语境之中。

例如，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其文献多已亡佚，严氏从《白虎通义》注引、郑玄《驳五经异义》残篇中辑出许慎、贾逵等人的篇章，使后人得以窥见两汉经师如何在文本缝隙间辩论“六宗”之义、“三老五更”之制。这些文字若孤立来看，不过吉光片羽，但经严氏按时代、作者编次后，便构成了一部隐形的思想史——它告诉我们，汉代人的宇宙观、政治伦理、乃至灾异学说，是如何在具体的文章写作中得以实践与传播的。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言“六经皆史”，严可均的辑佚工作，实际上是将“文”重新还原为“史”的佐证。比如《全三国文》中辑录的曹丕《典论·论文》，此文流传虽广，但严氏根据《文选》李善注及《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校补了通行本的缺漏，令我们能看到“文章经国之大业”这一论断，最初是在怎样的建安文学自觉氛围中提出的。这种校辑，使文学观念史有了更坚实的第一手依据。

**二、辑佚学的“减法”与“加法”：学术伦理的启示**

严可均的辑佚，对后世学者最深刻的启示，或许在于一种“知止”的学术伦理。他虽广采博收，但恪守“宁缺毋滥”之则——凡出处不明、真伪难辨者，宁可入“存疑”附录，也不强行系于某作者名下。这与后来敦煌文献研究中某些将残卷仓促比附于传世经典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

《文心雕龙·练字》有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辑佚同样是一种“练择”。严氏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例中，对每篇佚文的来源皆标注出处卷次，对重见互出者加以考辨，这种近乎苛严的实证态度，使该书成为“可复核、可追溯”的文献库，而非主观臆断的文集。

更重要的是，他清醒认识到辑佚的局限。正如《庄子·秋水》所言“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严氏在序文中自谦“譬犹采珠于渊，所得不过什一”，这种对文献“缺失”的敬畏，反而成就了该书的可信度。后人利用此书，若不忘其“有所不辑”的边界，便不会把辑佚结果误作完整的历史原貌。

**三、对“文体自觉”与“地域学术”的双重映照**

从文学批评视角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篇章，恰好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体从“附庸”到“自觉”的演进轨迹。先秦文字多为政令、盟誓、祝祷之属，附着于仪式与权力；两汉以后，赋、论、书、序渐次独立；至六朝，更出现《文赋》《诗品》等批评专论。若非严氏将这些零散文献汇于一炉，后世学者难以直观感受到这种文体的“层累”过程。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该书对地域学术的呈现。如《全晋文》中辑录的干宝、葛洪、习凿齿等南方学者的篇章，显示出东晋政权南渡后，江南士人在经史、玄学、道教神学等领域的活跃状态。彼时中原旧族“洛生咏”的清谈传统，与南方新贵的方术、博物之学相融合，这一文化地理上的转移，恰在严氏辑得的诸多“异物志序”“神仙传序”中流露出来。这种视角，将静态的文章变成动态的文化迁徙记录，为后世如陈寅恪先生论“关陇集团”、唐长孺先生论“江南学风”等研究，提供了最底层的材料支撑。

**四、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存续方式**

最后想提及的是，该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特殊意义。晚清民国之际，敦煌文献与甲骨文的发现，曾使传世文献的辑佚工作一度“失焦”。但严氏此书的价值反而在比较中凸显——它提醒学人，所谓“新材料”若不经“旧学”的整理、校勘、系年，便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历史论述。饶宗颐先生在补订《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曾感叹，严氏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乎今日一个研究所的工作量，其精神正是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现代实践。

总之，此书不仅是一部文献汇编，更是数千年中华文明自我记录、自我修复的传统在乾嘉之学中的结晶。它以“断代”的方式，呈现了“全”的雄心；又以“辑佚”的手段，补足了“逸”的遗憾。在这个意义上，严可均的工作，是中国人对自身文脉的一次集体“追忆”——正如《礼记·祭义》所言：“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而这种追忆，至今仍是我们理解中古中国的重要门径，也是当代数字人文潮流中，一切数据库建设所应回望的学术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