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_文说-元-陈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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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不由得想起自己多年来在故纸堆里摸爬滚打的一点体会。陈绎曾的《文说》虽篇幅不大，却是元代文论中相当精粹的一篇，尤其对文章体式、法度的剖析，颇有“金针度人”的意味。楼主贴出这个资料，想必也是对此有所心得，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聊一聊自己对《文说》以及古代文论中一些核心问题的看法。

陈绎曾这个人，在文学史上不算特别耀眼，但他的《文说》却实实在在是一部“作文指南”。他提出的“养气”、“炼意”、“取势”、“用事”等法，看似平常，实则深得文章三昧。比如他论“养气”，强调“涵养吾气，则文章自然从胸中流出”，这其实与韩愈《答李翊书》中“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一脉相承。文章不是靠堆砌辞藻，而是靠内在的气韵来支撑。我读《文说》时，最受触动的是他论“炼意”的一段：“意者，文之帅也。意正则文正，意奇则文奇。”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神思》里说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文章的根本在于立意的高下。如果立意不正，辞藻再华丽也不过是“绣花枕头”；如果立意浅薄，再多的技巧也只是“浮光掠影”。

不过，陈绎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只讲抽象的道理，更给出了具体的方法。比如他论“取势”，把文章之势分为“抑扬、顿挫、起伏、照应”等多种，这实际上是对文章节奏和结构的细致把握。我读到这里，不禁联想到《周易》里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文章的气势变化，何尝不是一种“天文”与“人文”的呼应？太刚则易折，太柔则无力，只有在刚柔、疾徐、开合之间找到平衡，文章才能“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语）。陈绎曾的“势”，正是对这种自然之道的自觉运用。

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文说》产生于元代，当时科举一度废弛，文人多走“游谈无根”的路子，陈绎曾强调法度，或许正是为了纠偏。但过分强调法度，也容易走向教条。比如他论“用事”时，要求“事切而意新”，这固然是正论，但若拘泥于此，反而会束缚作者的才情。我想到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担心文人过分依赖“用事”而失去“兴趣”。其实，真正的好文章，往往是“法度”与“天机”的融合。就像《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看似有法，实则无法，因为“道”已经内化于心。陈绎曾的《文说》如果能引导后人从“有法”走向“无法”，那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延伸一下。中国古代文论中，像《文说》这样“授人以渔”的著作还有很多。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从“原道”到“知音”，把文章的方方面面都讲透了；再比如李渔的《闲情偶寄》，虽是戏曲理论，但其中“立主脑”、“密针线”等说法，对一切文章都有启发。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比如《文说》中“养气”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取势”的说法，又与《孙子兵法》中“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相通。可以说，古代文论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我们读《文说》，其实是在读一部浓缩的文化史。

然而，当代人读这类古籍，往往有两个误区。一是觉得它们“过时了”，认为现代写作不需要这些“老古董”。其实不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文章的根本规律是不变的。比如陈绎曾强调的“立意”，放到今天，就是“主题明确”；他说的“结构”，就是“逻辑清晰”；他说的“辞采”，就是“语言优美”。这些基本功，在任何文体中都是通用的。另一个误区是“生搬硬套”，把古人的话当作教条，结果写出来的文章僵化呆板。我见过一些学古文的人，满口“之乎者也”，却没有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恰恰违背了古人“修辞立其诚”的本意。

我个人觉得，读《文说》这样的书，最好的态度是“以意逆志”。孟子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我们不要被陈绎曾的术语吓倒，而要体会他背后的用心。比如他讲“用事”，不是让我们去堆砌典故，而是提醒我们“借古人之事，发今人之情”。就像杜甫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用诸葛亮的事，抒发的是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慨。这才是“用事”的高境界。我们现代人写作，当然不必句句引经据典，但适当引用历史、典故，确实能让文章更有深度。关键是要“化用”，而不是“抄袭”。

另外，我还想谈谈《文说》对当下网络写作的启示。现在很多人写文章，追求的是“短平快”，标题要惊悚，开头要抓人，内容却往往空洞无物。这其实是舍本逐末。陈绎曾如果看到这种风气，大概会感叹“辞胜于理，文胜于质”。他提倡的“养气”，正是要我们沉下心来，积累学识，涵养性情。只有内在的“气”足了，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沛然莫之能御”。就像苏东坡说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这种境界，不是靠技巧能达成的，而是靠长期的修养。

当然，网络写作也有其特殊性，比如时效性、互动性、碎片化等，我们不能完全套用古代的标准。但古人的智慧，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参照。比如陈绎曾论“取势”，我们可以理解为“文章的节奏感”。在网络上，读者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如果文章平铺直叙，没有起伏，读者很容易走神。所以，我们需要在开头设置悬念，在中间制造冲突，在结尾升华主题，这其实就是“势”的现代运用。再比如他论“照应”，要求文章前后呼应，这在网络长文中尤为重要。很多网络文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但读完后不知所云，就是因为缺乏“照应”，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最后，我想说说《文说》这部书本身的价值。它虽然是一部文论，但读起来并不枯燥，反而有一种“亲切感”。陈绎曾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人的例子，比如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通过对他们文章的剖析，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什么是“好文章”。这种“以例说法”的方式，比单纯讲理论更有说服力。我读《文说》时，常常会停下来，去翻翻他提到的那些原文，然后对照他的点评，往往有豁然开朗之感。比如他分析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抑扬”之法，说“先抑后扬，则文势如破竹”，我重新读一遍《醉翁亭记》，果然发现开头几句“环滁皆山也”是“抑”，后面“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扬”，整篇文章的节奏由此变得灵动起来。这种“知行合一”的阅读体验，是其他文论著作难以替代的。

总的来说，陈绎曾的《文说》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经典。它既适合初学者入门，也适合有经验者反思。我建议楼主如果有兴趣，可以结合其他文论著作一起看，比如《文心雕龙》《文章轨范》《古文关键》等，这样能形成一个更完整的知识体系。另外，也可以试着用《文说》中的方法，去分析一些现代作家的文章，比如鲁迅的杂文、汪曾祺的散文，看看他们是如何“养气”、“炼意”、“取势”的。这样古今对照，或许能有新的发现。

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见，希望能抛砖引玉。期待楼主和其他坛友的进一步讨论。承上文所言，陈绎曾《文说》中“养气”与“炼意”之论，实为文章根本。然其精微之处，尚可借古人典籍进一步阐发。今试从“气”之流变与“意”之发用二端，续析其要，并佐以史例，以见陈氏之论非空言也。

**一、养气之要：孟子“浩然之气”与韩愈“气盛言宜”**

陈绎曾论“养气”，溯其源，当首推孟子。《孟子·公孙丑上》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配义与道”，乃文章之根柢。孟子以“气”为道德修养之果，非徒为文辞之饰。陈氏承此，强调“气”须从学问与心性中涵养，而非刻意为之。试观《孟子》七篇，其文如江河奔涌，辩驳间气势磅礴，正是“浩然之气”发于文字之证。如“鱼我所欲也”章，层层递进，义理昭然，读之令人心折，此非“气”充于中而形于外乎？

至韩愈，则更将“养气”与文道合一。《答李翊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以水喻气，以物喻言，指出文章之优劣不在雕琢词句，而在内在气势之强弱。其《师说》《进学解》等作，虽用典繁密，然一气贯注，无滞涩之病，正因“气盛”故能驾驭语言。陈绎曾引韩愈之论，意在提醒后学：养气非悬空之谈，须从读书明理、涵养性情入手，久之自得“言宜”之效。

**二、炼意之法：刘勰“神思”与陆机“立片言而居要”**

陈绎曾“炼意”之说，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暗合。刘勰云：“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意者，文之统帅；辞者，意之载体。炼意之要，在于“博见”与“贯一”。陈氏主张“先立意，后遣辞”，正合刘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之序。若意未明而强作，则如无舵之舟，虽尽辞藻之美，终难成章。

又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即炼意之具体法门。陈绎曾强调“立片言”以统摄全篇，如《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三句，看似平易，实则总括为学之道；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王军壁垓下”一段，以“四面楚歌”一语点破败局，使千载之下犹感其悲壮。炼意之精，在于以少胜多，以简驭繁。

**三、史例佐证：苏轼之“气”与欧阳修之“意”**

以史为镜，可明陈氏之论不虚。苏轼论文，最重“气”之自然流露。其《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寥寥数语，气势雄阔，盖因苏轼胸中自有浩然之气，故能笔端生风。然其气非骤得，乃自少时“读《庄子》，叹其得吾心”之悟，及中年“历尽坎坷而志不挫”之养。陈绎曾所谓“养气须积学”，于苏轼可见一斑。

欧阳修则善炼“意”。其《醉翁亭记》以“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句立骨，通篇写山水之乐、宴饮之欢，皆为此意服务。文末“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更将“意”推向深远，寄寓与民同乐之志。陈绎曾“炼意”之旨，正在于以意统文，使散漫之材归于统一。欧阳修之文，看似随意挥洒，实则意脉贯通，堪称典范。

**四、个人见解：养气与炼意之辩证**

陈绎曾将“养气”与“炼意”并提，实有深意。气为体，意为用；气养得厚，则意炼得精。然二者非截然二分，而互为表里。譬如《庄子·逍遥游》，其气如鲲鹏展翅，扶摇直上九万里，然其意则在“无所待”之逍遥境界。若无此意，则气易流于狂放；若无此气，则意易陷于枯涩。故善为文者，必先养其气，使胸次开阔；次炼其意，使旨趣分明。二者兼修，方得文章之妙。

今人作文，或急于求成，忽视根本，故多浮辞虚语。若能循陈绎曾之教，从“养气”与“炼意”入手，则虽未必能至古人之境，然于文道之正，庶几近之。此陈氏《文说》所以为后世法也。

涵虚子拱手作揖，先谢过玄珠子兄台这一番高论。兄台从“养气”、“炼意”、“取势”一路谈到“法度”与“天机”的辩证，深得我心。不过，涵虚子在此想斗胆追问一句：陈绎曾的《文说》固然是“金针度人”，但这根“金针”究竟是为谁而设？是教人“绣花”，还是教人“织锦”？兄台提到的“从有法走向无法”，我深以为然，但恐怕陈绎曾本人的意图，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复杂几分。

陈绎曾生于元代，这个时代背景，兄台已经点明——科举废弛，文人游谈无根。但我以为，陈氏之苦心，不止于纠偏，更在于“立规矩”。元代文人失却了科举这条“正途”，文章便成了“自娱”与“娱人”的工具，要么空谈性理，要么堆砌辞藻。陈绎曾的《文说》，与其说是一本“作文指南”，不如说是一面“照妖镜”——他要把那些虚浮无根的文章打回原形，让它们显出“法度”的骨架。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总术》里的一句话：“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刘勰讲“术”，是为了让文章“有法可依”；陈绎曾讲“法”，又何尝不是为了给文章“立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若成了桎梏，便又落了下乘。

兄台提到“用事”一节，认为若拘泥于此会束缚才情，我深表赞同。但涵虚子想换个角度来审视：陈绎曾的“用事”之论，或许并非要人“死用”，而是要人“活用”。他说的“事切而意新”，关键在于“切”与“新”二字。“切”是贴切，是事与意的契合；“新”是新颖，是意与事的翻新。这其实暗合了黄庭坚的“夺胎换骨”之法——用古人语，写我心意。比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用的是“朱门”与“冻骨”的对比，但“朱门”与“冻骨”这两个意象，难道不是古人用烂了的？可杜甫偏偏能“翻新出奇”，这就是“切”与“新”的典范。陈绎曾的“用事”之论，如果后人能如此理解，便不会“掉书袋”了。

说到“取势”，兄台引用了《周易》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这个类比极妙。但我以为，陈绎曾的“势”，更接近《孙子兵法》里的“势”——“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文章的气势，并非作者刻意为之地“造”出来的，而是随着文意的流转自然“生”出来的。陈绎曾列出的“抑扬、顿挫、起伏、照应”等法，不过是对这种“自然之势”的总结与提炼。好比一个武林高手，他的一招一式看似有定法，但真正交手时，却是“无招胜有招”。苏轼说文章“如行云流水”，正是此意。但问题是：初学者如何达到这种“无招”的境界？陈绎曾给出的答案，就是先从“有招”练起。先学会“抑扬”，再学会“顿挫”，等到把这些“招式”练得烂熟于心，自然就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这让我想起《庄子·天道》里轮扁斫轮的故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陈绎曾的“法”，就是那个“数”。他不能手把手教人如何斫轮，但他可以把“数”讲出来，让后人自己去“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兄台提到陈绎曾的“养气”与韩愈“气盛言宜”一脉相承，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但我还想补充一层：陈绎曾的“养气”，比韩愈更强调“涵养”功夫。韩愈的“气”，更多是一种“浩然之气”，是道德修养的外化；陈绎曾的“气”，则更接近于“文气”，是才情与学养的凝练。他说的“涵养吾气，则文章自然从胸中流出”，这个“涵养”二字，大有深意。它不是让你去读圣贤书、修道德心，而是要你“多读、多看、多练”。读什么？看什么？练什么？自然是前人的好文章。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知音》里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陈绎曾的“养气”之道，其实就是“以学养气”、“以文养气”。你读的多了，看的多了，写的多了，那口气自然就“养”出来了。这比韩愈的“养气”之说，更为平实、可操作。也正因如此，陈绎曾的《文说》才能成为“金针度人”的实用之作。

兄台在回复结尾处提到，陈绎曾的《文说》若能引导后人“从有法走向无法”，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这句话，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还想追问一句：陈绎曾本人，是否就已经做到了“从有法走向无法”？我读《文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陈绎曾讲“法”讲得头头是道，但他自己的文章，却并不拘泥于这些“法”。比如他的《文说》本身，结构上看似松散，实则暗藏“照应”；词句上看似平实，实则内含“抑扬”。这或许就是“大巧若拙”的境界。他立规矩，不是为了让人照着规矩走，而是为了让人看清规矩，然后再打破规矩。正如《金刚经》所言：“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陈绎曾的“法”，就是那艘“筏”。渡河之时，需要它；渡河之后，便要舍它。

最后，涵虚子想借兄台的话头，再抛一个问题：陈绎曾的《文说》，对现代人写文章，是否还有借鉴意义？我的看法是：有，而且很大。现代人写文章，要么重“内容”轻“形式”，要么重“形式”轻“内容”。陈绎曾的“法度”之论，恰恰能给我们一个平衡的视角。他既强调“立意”为先，又强调“取势”为要；既强调“用事”需“切”，又强调“养气”为本。这种“两手抓”的思路，放到今天，仍然不过时。比如我们写论文，是否也需要“炼意”？写散文，是否也需要“取势”？写小说，是否也需要“用事”？答案是肯定的。陈绎曾的《文说》，虽然是一本古书，但其中的道理，却是“千古不易”的。

涵虚子才疏学浅，所言或有不当之处，还请玄珠子兄台及论坛诸位道友不吝赐教。遵命。既然上一部分已从陈绎曾《文说》的文体分类与“养气”法度切入，此第二部分不妨换个视角，聚焦于陈氏“以心驭文”的创作哲学，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回响与异同。陈绎曾将创作归本于“心”，并非孤立之论，实与宋明理学“心即理”的思潮相呼应，却又在文体实践中呈现出独特的辩证性。

### 一、“心术”与“文体”的张力：从内在修养到外在形制

陈绎曾在《文说》中屡言“先养其心”，认为“心正则笔正，心明则文明”。此说看似直承韩愈“气盛言宜”之论，但细究之下，陈氏更强调“心”对“文”的**定向作用**，而非单向的“气”之充盈。他提出“文者，心之形也”，这让人联想到扬雄《法言》中的“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扬雄意在辨君子小人之伪，而陈绎曾则将“心”具体化为创作前的“立意”与“定体”——“先定其心，后择其体”。换言之，文体选择并非纯然技术问题，而是心志的外化。

此处有一历史例证可资参证：宋代欧阳修晚年修《新五代史》，自谓“笔削之间，不没其实”，其文体极简峻，近乎《春秋》笔法。若以陈绎曾理论观之，此非欧阳修才力不足为华藻，而是其“心”已定——欲以史笔存天道人心，故文体自然趋于谨严。反观同时代柳开、石介等“太学体”诸人，虽亦标榜“明道”，却因心气浮嚣，文体遂成险怪。陈绎曾“心术”与“文体”的辩证，于此可见一斑。

### 二、“活法”与“死法”：对宋代文论的批判性继承

陈绎曾的创作法度并非僵化教条，他在《文说》中特别区分了“死法”与“活法”。所谓“死法”，指拘泥于起承转合、对仗声律的机械规则；而“活法”，则是“因心成文，随物赋形”。此论显然受江西诗派吕本中“学诗当识活法”之影响，但陈氏将“活法”从诗学推广至一切文体，并赋予其更深的哲学根基——心之“虚灵不昧”方能触物成文。

有趣的是，陈绎曾对“活法”的强调，暗合了明代李贽“童心说”的先声。李贽在《童心说》中痛斥“闻见道理”遮蔽真心，主张“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陈绎曾虽未如李贽那般激进，但他将“心”置于法度之上，实则已为后世“性灵派”打开了一扇门。然而，陈氏比李贽更审慎：他主张“法在心中”，而非“废法存心”。这种中庸姿态，恰是元代文论在宋明之间的过渡性体现。

### 三、一个被忽视的维度：文体与“时势”的互动

陈绎曾的理论体系中，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角度——文体随“时势”而变。《文说》论及各体源流时，并非仅作静态分类，而是试图揭示文体演变与政治、风俗的内在关联。例如，他论“诏诰”一体时指出：“三代之诏，简而直；两汉之诏，温而厚；魏晋以降，华而靡。”此非单纯风格描述，而是将文体变迁视为“时势”的外显：三代淳朴，故诏令直抒胸臆；两汉崇尚儒术，故诏令多引经据典；魏晋门阀林立，诏令遂成骈俪之工。

这一观点，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可谓一脉相承。但陈绎曾更进一层：他暗示文体本身具有“能动性”——当一种文体定型后，会反过来塑造创作者的思维与读者的期待。此说虽未明言，却已触及后世接受美学之核心。若以元杂剧为例，关汉卿《窦娥冤》的曲词之激越，绝非偶然。元代文人地位沦落，胸中块垒不得不借杂剧这种“俗文体”宣泄，而杂剧的套数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了情感的戏剧性。陈氏若生于元末，或会以此为例证其“文体与时势相生”之论。

### 四、余论：在礼乐与自由之间

综上，陈绎曾《文说》的深层价值，在于它试图在“礼乐秩序”（文体规范）与“个体自由”（心性表达）之间寻找平衡点。他既反对宋儒“作文害道”的极端，也警惕晚明“独抒性灵”的放纵。这种中道智慧，或许正是元代文化多元性在文论中的投影——在蒙古统治下，汉族士人既需坚守传统，又不得不适应新的文化生态，于是“心”与“法”的调和便成了一种生存策略。

当然，陈氏理论亦有局限：他对“心”的界定仍偏于儒家的道德理性，未能充分容纳情感的复杂性。若与晚明袁宏道“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相比，陈氏之说未免略显拘谨。然而，正是这种“拘谨”，反而使《文说》成为研究元代文人精神状态的绝佳标本——他们渴望自由，却不敢彻底挣脱传统的缰绳。这种矛盾，不亦正是中国文人在历史转型期永恒的困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