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_新唐书-宋-宋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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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admin兄上传《新唐书》全文，惠泽学林，涵虚子先在此谢过。前楼几位高贤已论及宋子京（宋祁）文章之“涩体”与史笔之精严，然涵虚子读至“欧阳文忠公虽为主编，却未改其稿”一语，忽觉其中大有深意，似可另辟蹊径，从“学术政治”与“士大夫心迹”处再作探析。

宋祁晚年独立修《新唐书》列传，此事在北宋史馆制度中实属异数。按《宋会要辑稿·职官》所载，修史例设提举官、编修官、检讨官，众人合议，书成后由主编统稿。然欧阳修于皇祐年间奉诏重修唐书，自任“刊修”，却独许宋祁“自成一稿”，甚至“祁所撰列传，文忠虽为总裁，一字不易”（见《东轩笔录》卷十二）。此中关节，非仅学术尊重，实暗藏庆历以降士林党争之裂痕。

庆历新政后，范仲淹、富弼诸贤或贬或去，而欧阳修以“朋党论”自辩，终陷“盗甥”之诬，外放滁州。至和年间，仁宗欲修唐书以彰文治，然主修者非范、欧一党，乃命宋祁、欧阳修共事。宋祁之兄宋庠，本与范仲淹有隙（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祁虽文名极盛，却因兄故，常被目为“晏殊门下”或“夏竦余党”。欧阳修以庆历新政核心人物身份，与宋祁同修国史，其“一字不易”之举，表面是尊重，实则是“存异”的政治姿态——若改其稿，则宋祁或将视为党争排挤；若不改，则后世读史者可见两派文风并立，恰如《周易·系辞》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更可深究者，宋祁之“涩体”是否暗含对时政的微讽？世人多讥其好用僻典、骈俪繁复，如《新唐书·李德裕传》赞语“唐之亡，非君之过，臣之罪也”，措辞峻切，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呜呼”叹史迥异。然涵虚子细考宋祁文集《景文集》，发现其《上修唐书表》中有言：“臣闻史者，鉴也。鉴形于水，不若鉴心于古。”彼时仁宗朝积弊渐显，冗官、冗费、边患日深，而宋祁以“涩体”行文，或有意效法《春秋》“微言大义”——其文辞愈艰深，则读史者愈须沉潜玩味，方能在字缝间窥见史臣对“庆历新政”未竟事业之叹惋。例如《新唐书·刘晏传》记理财之难，宋祁特笔“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此语看似平实，实则暗讽当时三司使张方平辈以苛敛为能，正如《管子·权修》所言“地辟而国贫者，舟车饰，台榭广也”，宋祁用典之深，正在于以史讽今。

再论欧阳修与宋祁修史之分歧，实为宋代“文统”与“道统”之争在史馆中的缩影。欧阳修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其《新五代史》以“春秋笔法”明褒贬，文字简峻，如《死节传》仅数百字而忠义凛然。宋祁则承袭四六骈文传统，虽在《新唐书》中力求简古，却仍不脱晚唐五代“涩体”余韵。二人风格迥异，却能在同一部史书中并存，这本身就是北宋文官集团“和而不同”的政治默契。然细察《新唐书》志、表部分由欧阳修主笔，列传则宋祁独撰，恰似《礼记·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涵虚子以为，这种“并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若欧阳修大刀阔斧改宋祁之稿，则等于宣告庆历新政派在史学领域也占据绝对话语权，这必将激化两派矛盾。故仁宗默许“各定其稿”，实是深谙“治大国若烹小鲜”之道，以史馆制度之妥协，换取士林表面之安宁。

然而，这种妥协亦留下隐患。《新唐书》成书后，宋祁因“涩体”遭后世讥讽，如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即批评“宋子京修书，务为艰深，辞费而事晦”。涵虚子却以为，若从“政治表达”角度观之，宋祁之艰深恰是其自保之术。其兄宋庠因与吕夷简不合，屡遭贬谪（见《宋史·宋庠传》），祁目睹党争之酷，修史时不得不以“晦涩”掩其锋芒。正如《庄子·天下篇》所言“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宋祁之“涩体”，实乃“沈浊”世道下史臣的隐语。读《新唐书·藩镇列传》，凡记河北诸镇跋扈，宋祁必详述其“军士废立”之状，却少发议论，这种“述而不作”的克制，或许正是对仁宗朝“姑息之政”的无声抗议——史臣不敢直斥时政，便让史实自己说话。

更深一层看，《新唐书》修撰背后，还牵涉宋代“史权”与“相权”的博弈。唐代史馆隶属门下省，由宰相监修；宋代则设“提举修史”之职，常由执政大臣兼任。庆历后，宰相文彦博、富弼皆曾提举史馆，然《新唐书》却由欧阳修、宋祁以翰林学士身份主修，这本身即是皇权刻意绕过宰辅的举措。仁宗晚年，厌党争而求“独断”，故命“文学之臣”修史，以制衡宰相之权。宋祁在《景文集·让修唐书表》中曾辞曰“史笔至重，非臣所堪”，其推辞之语，未必全是谦逊，实因深知史馆已成政治角力场。果然，书成之后，欧阳修因《新唐书》功升枢密副使，而宋祁仅加龙图阁学士，赏赐厚薄悬殊（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九）。这看似论功不均，实则透露出仁宗对两派的态度：欧阳修可重用，宋祁则“文采可用而心迹可疑”。

最后，涵虚子想引一段《论语·子路》作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读《新唐书》者，当从宋祁与欧阳修之“不同”处，见北宋士大夫之“和”。这种“和”，不是学术见解的统一，而是政治格局的平衡。宋祁以“涩体”存其独立，欧阳修以“不改稿”示其包容，二人共同为后世留下一部“双声部”的史书，恰如古琴之散音与按音，虽异而共鸣。今日我们重读此帖，若只关注《新唐书》的校勘训诂，便辜负了先贤修史时那份“藏往知来”的苦心。涵虚子斗胆建议：诸位道友不妨将《新唐书》列传与《宋史》中范仲淹、欧阳修诸传对读，或许能在宋祁的僻典与骈俪中，听见庆历年间那些未竟的叹息。

《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部《新唐书》，岂非北宋士大夫以其学术政治为石，攻后世之玉乎？涵虚子不敏，谨以此砖引玉，盼诸君再发高论。（续上文）若从另一角度审视宋祁修《新唐书》之争议，则不可不察其文风背后所蕴藏的史学思想之张力。宋祁之“求雅”，实非单纯文字雕琢，而是对唐代史事的一种深层解读尝试。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指出：“宋祁于列传，往往删削旧文，易以新语，非徒好为异也，盖欲以文见义。”此言可谓切中肯綮。宋祁的笔法，某种程度上是对欧阳修“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原则的呼应，只是路径不同：欧阳修崇尚春秋笔法，求简而寓褒贬；宋祁则追求辞藻之工，试图通过语言的重塑来突显人物性格与事件意蕴。

然而，这种“以文见义”的尝试，在史学实践中常面临两难。试以《新唐书·李泌传》为例，宋祁改写《旧唐书》原文时，将李泌与肃宗问答的对话删繁就简，代之以更为凝练的文言。表面上看，文章确实更为雅驯，但细究之下，旧书中那种鲜活的政治博弈气息与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亦随之淡化。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及“文与史”的关系时，曾有精辟之论：“文胜则史失其质，质胜则文失其华。”宋祁恰恰站在了“文胜”的一端，其代价是牺牲了部分的史实质感。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风格选择背后，折射出宋代士大夫对“史笔”的独特理解。宋祁与其兄宋庠并称“二宋”，皆以文采名世，其修史时不免将文学家的审美标准带入史学领域。据《宋史·宋祁传》记载，他“为文简古，有西汉风”，这种自我期许驱使他将《新唐书》当作某种“古文运动”的实践场域。然而，历史书写毕竟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可以借虚构造境，史学却须以事实为基石。当宋祁为追求“文气”而改易旧文时，便已触及了史学方法论的核心矛盾：文采与真实，究竟孰轻孰重？

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含蓄地批评《新唐书》的某些记述“失之简略，而未能尽见史事之曲折”。此论虽未指名道姓，但显然与宋祁的文风密切相关。试想，若宋祁能稍存《旧唐书》那种“繁而可考”的笔法，或许能为后世留下更多解读唐代政治的线索。然而，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宋祁的“求雅”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史实细节，却也为《新唐书》赢得了“文字精炼、叙事有法”的文学史地位，使其成为二十四史中文采斐然之作。这种“得”与“失”的辩证，或许正是史学与文学永恒纠缠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