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_旧五代史-宋-薛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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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方才拜读楼主admin所发《旧五代史》原文，又细看了前面几位的讨论，深觉此话题值得细究。薛居正监修的这部书，虽然后世有欧阳修《新五代史》与之争锋，但论及史料的原始性与政治意图的隐蔽性，《旧五代史》实为研究五代乱世不可绕过的重要文本。我且从“史笔与权谋”的角度，谈谈个人浅见。

《旧五代史》成书于北宋开宝年间，距五代终结不过二十余年。薛居正身为宋初宰相，领衔修史，其笔端自然带着宋室“以史为鉴”的深意。书中对朱温、李存勖等人物形象的塑造，绝非单纯的史料堆砌，而是暗含了宋代统治者对“治乱循环”的历史反思。朱温在《旧五代史·梁书》中被记载为“凶悍无赖，不事生产”，这种写法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称其“少为盗”如出一辙，但薛居正更着意刻画其“势利”与“狡诈”——譬如记朱温弑唐昭宗一事，书中详述其“遣蒋玄晖弑帝于椒殿”，又补一句“是日晴明，忽有阴云蔽天，大风拔木”——这等天象附会，分明是在暗示朱温得位不正，天怒人怨。这种笔法，与《尚书·汤誓》中“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的谴责逻辑一脉相承，都是将政权合法性与道德评价紧密绑定。

但值得玩味的是，薛居正对朱温的批判又并非全然否定。书中记载朱温初入汴州时“以俭约自持，劝课农桑”，甚至在其败亡后，仍保留了他“善抚将士”的细节。这种看似矛盾的笔触，实则反映了五代史家的一个困境：如何在维护君臣大义的同时，又不掩盖乱世枭雄的真实才能？《旧五代史》的做法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通过具体事件让读者自行判断，而非像后世某些史书那样直接贴标签。比如对李存勖的描述，书中既写其“英武敢战，亲冒矢石”的勇毅，又写其“矜功自伐，宠信伶人”的昏聩，这种立体化的书写，让我想起《史记·项羽本纪》中太史公对项羽“背关怀楚”与“身死东城”的辩证笔法。薛居正显然深受司马迁影响，明白真正的史笔不在于一味褒贬，而在于呈现人性的复杂。

说到“忠义”与“贰臣”的褒贬，这更是《旧五代史》折射时代价值观的关键所在。五代十国间，篡位与割据如同家常便饭，短短五十三年，中原换了八姓十四帝。面对如此混乱的政治格局，薛居正如何在书中树立道德标杆？细读《旧五代史》列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书中对“贰臣”的记载往往比“忠臣”更为详尽。例如对冯道这位历仕四朝十君的“不倒翁”，薛居正虽在传末批评其“为相数朝，未尝以谏诤自任”，却又在传中详录其“劝契丹主不杀汉人”等善政，甚至引用了冯道“时势如此，不能独违”的自辩之词。这种处理，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直接骂冯道“无廉耻”形成鲜明对比。究其原因，薛居正身处宋初，对五代“臣节不固”的现象尚有切身感受，他更倾向于用“实录”来让后人自己判断，而非急于下道德断语。

但若因此认为《旧五代史》没有价值立场，那就错了。书中对“忠义”的表彰，常常隐藏在细节之中。比如对后唐大将郭崇韬，薛居正特意记载其临终前对李存勖说“臣虽死，愿陛下以社稷为重”，这种描写明显是在树立“鞠躬尽瘁”的典范。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弑君”之事往往用“遇弑”、“被鸩”等中性词汇，而对“篡位”则多用“僭”、“伪”等贬义字眼，这种用词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态。《左传》有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薛居正深谙此理，他在《旧五代史》中反复强调“得天下以正”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为赵宋的政权合法性做铺垫——既然五代诸帝皆因“不正”而速亡，那么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时强调的“天命所归”，自然就有了历史依据。

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旧五代史》的编纂体例也暗含权谋。全书以《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分列，看似沿袭前代正史惯例，实则是在用“朝代更迭”来消解“篡位”的尖锐性。比如将朱温的梁朝列为正统，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毕竟朱温是唐朝叛臣，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直接将梁朝贬为“伪梁”。但薛居正选择承认梁朝的正统地位，其用意在于强调“天命转移”的客观性，而非纠结于道德批判。这种处理，与《孟子》中“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论调异曲同工，都是在为“革命”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然而，这种史笔也有其局限性。书中对“忠义”的定义，往往局限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效忠，而忽视了乱世中士人的生存困境。比如对张全义这位“事梁、后唐、晋、汉、周五朝”的官员，薛居正评价其“虽有才略，然无节操”，这种评判放在今天看来，未免过于严苛。毕竟在五代那种“朝为梁臣，暮为唐将”的环境里，要求所有人都做“忠臣”是不现实的。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旧五代史》中的那些“贰臣”，其实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士人在“忠君”与“保身”之间的艰难抉择。

最后谈谈《旧五代史》对后世的影响。明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批评薛居正“无识”，认为其书“杂乱无章”，但我要为薛公正名：《旧五代史》的“杂乱”，恰恰是其可贵之处。它不像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那样经过精心剪裁，而是保留了大量原始史料，包括诏令、奏议、书信等，这些材料为后人研究五代的政治制度、军事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比如书中收录的朱温《与李克用书》，详细记录了两人结怨的经过，这种原始文献的价值，远非后世史家润色后的文字可比。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指出《旧五代史》“叙事详赡，足补欧史之缺”，诚非虚言。

回到楼主的问题：《旧五代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史书？我以为，它既不是纯粹的政治宣传工具，也不是客观中立的史料汇编，而是一部处于“实录”与“鉴戒”之间的复杂文本。薛居正试图在维护宋代正统与尊重历史事实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努力虽然不完美，却为后世留下了理解五代乱世的一把钥匙。正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薛居正的史笔，或许正是这种“中和”精神的体现——既要有道德判断，又要给历史人物留下辩解的余地。

以上是玄珠子的一点浅见，抛砖引玉，愿与诸位道友切磋琢磨。承蒙信任，既已论及薛居正修史之体例与五代乱世的书写范式，今当再择一角度，探其深层意蕴。窃以为，可从“正统之争”与“史笔之隐”入手，观《旧五代史》在王朝叙事中的独特位置。

五代十国，群雄逐鹿，正朔难定。薛氏奉宋太祖之命修史，其书名为“五代”，实则暗含宋承唐统之意。欧阳修《新五代史》讥薛史“繁猥失实”，然薛史之价值，正在于其“存真”。试观《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对朱温篡唐过程记载甚详，不避其“弑昭宗”之实，如卷三载：“是夜，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此等直笔，在宋代尊唐抑梁的语境下，实属不易。薛居正虽为宋臣，却未将朱梁一笔抹杀，而是以“梁祖”称之，承认其短暂正统，此即《春秋》所谓“据实以书”之意。

更可玩味者，在于薛史对“僭伪”诸国的处理。于契丹，则书其“称帝改元”而不斥其非；于南唐、吴越，则详述其“奉正朔”之态。如《旧五代史·晋书·少帝本纪》载契丹立石敬瑭为帝，直言“契丹主册命”，并不讳言中原王朝之屈辱。此等笔法，看似平实，实则暗藏史家之苦心：既需彰显宋朝一统之正当，又须保留五代乱世之真实。正如《史通·直书》所云：“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薛史于乱世中求“真”，于屈辱中存“实”，正是其超越时势之所在。

再举一例，以见薛史之“隐”。《旧五代史·唐书·庄宗本纪》叙李存勖灭梁，不直书其功，而先详述其“骄奢失众”，如记其“以伶人景进为枢密使”。此即《左传》所谓“尽而不污”之笔法，于纪实中寓褒贬。薛居正不以成败论英雄，而能于中兴之主身上见其败亡之兆，可谓深得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之遗意。

观今人治史，或重《新五代史》之简严义例，或轻薛史之繁芜。然若以“存真”论，薛史实为五代第一手史料。其书虽因政治需要而有所避讳，然其“录实”之功，远胜于欧阳修之“褒贬”。正如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言：“薛史虽芜杂，然实可据。”今人研读五代，若舍薛史而取欧史，犹舍本而逐末也。

综上，薛居正《旧五代史》之价值，不仅在于其为五代立传，更在于其于正统之争中保持史笔之直，于乱世之中存真实之貌。其书虽未臻完美，却是理解五代乱世不可逾越的基石。若问何以如此？盖因史家之责，不在粉饰，而在存真；不在评判，而在记录。薛氏于此，可谓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