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_辽史-元-脱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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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帖子，我忍不住想多说几句。楼主贴的是《辽史》的链接，但内容比较简略，似乎只是给出了一个索引。不过，既然提到了《辽史》和脱脱，这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辽史》作为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辽朝二百多年的兴衰史，由元朝脱脱等人编纂完成。很多人可能对辽史比较陌生，因为相比汉唐宋明，辽朝的存在感似乎不那么强，但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绝对不容忽视。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与北宋、西夏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多民族政权对峙的时期。脱脱主持修撰《辽史》，是在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当时朝廷组织人力编纂辽、金、宋三史，这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脱脱本人是元朝末年的权臣，也是蒙古族出身的政治家，他主持修史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一个蒙古人，组织汉人学者去修契丹人的历史，这背后反映的是元朝统治者对中华正统历史观的认同和继承。

说到《辽史》的价值，我觉得首先在于它保存了契丹民族的第一手史料。辽朝有自己的文字，但流传下来的文献极少，《辽史》就成了研究契丹社会、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依据。比如《辽史·营卫志》详细记载了契丹的“斡鲁朵”制度，也就是宫卫骑军和行营制度，这是理解辽朝游牧与农耕并存统治模式的关键。还有《辽史·地理志》记录了辽朝的五京制度，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这套都城体系体现了辽朝对汉地和草原的双重管理。再比如《辽史·礼志》记载了契丹的柴册礼、再生礼等独特仪式，这些内容在其他文献中几乎找不到。脱脱在修史时，参考了耶律俨的《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等前代著作，虽然这些原始资料今天已经失传，但《辽史》的编纂还是尽量保留了原始信息。

不过，《辽史》也有明显的缺陷。因为辽朝本身留下的文献就少，加上元朝修史时时间仓促，很多地方过于简略，甚至存在错误。比如《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的过程，有些细节前后矛盾。还有《辽史·历象志》和《辽史·食货志》的内容相对单薄，不如《宋史》和《金史》那样详实。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批评过《辽史》的疏漏，他说“辽史最简略，二百年事迹，不过数卷”，这确实是个硬伤。但话说回来，正因为简略，反而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研究空间。比如辽朝与北宋的澶渊之盟，《辽史》记载得非常简略，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有更详细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综合不同史料来还原真相。

我个人觉得，读《辽史》最有意思的地方，是能看到一个游牧民族如何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同时又保留自身特色。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北面官用契丹人，管理草原事务；南面官用汉人，管理农耕地区。这种“一国两制”的治理模式在当时非常成功。辽朝皇帝也很有意思，比如辽圣宗耶律隆绪，他既会骑马射箭，又能写汉诗，还精通佛教经典。辽道宗耶律洪基更是推崇儒学，曾说过“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这样的话。这些细节说明，辽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蛮族”政权，它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贡献。比如辽朝在建筑上的成就，山西应县木塔就是辽代建筑的杰作，历经千年依然屹立。还有辽朝对佛教的推广，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佛塔和造像。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与《辽史》的文字记载相互印证，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延伸开来，我觉得《辽史》的修撰过程也值得反思。脱脱主持修史时，面临着如何处理辽、金、宋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元朝统治者最终决定“各与正统”，分别修史，这打破了以往只有中原王朝才能修史的惯例。这种多元正统观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个重要转折。后来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对辽、金、元史的态度就比较微妙，既有继承也有取舍。我们今天读《辽史》，更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复杂性。契丹这个民族后来逐渐消亡了，但他们的文化基因融入了汉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比如今天河北、山西一带的很多汉族人，可能就有契丹血统。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过程，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最后，我想对楼主说，您贴的这个链接如果能直接访问，建议好好读一读《辽史》的原文，特别是《太祖本纪》《太宗本纪》《营卫志》《兵志》这几部分，最能体现辽朝的特点。如果觉得文言文有困难，可以配合现代学者的注释本，比如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就很不错。另外，可以参考陈述先生的《辽史补注》和《契丹政治史稿》，这些著作对《辽史》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梳理。还有，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辽代社会史研究》也很有见地，虽然有些观点可以商榷，但资料很扎实。总之，研究辽史不能只看《辽史》这一本书，要把《契丹国志》《宋史》《金史》以及碑刻、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更全面的认识。希望楼主能从这个帖子开始，真正走进辽史的世界，那里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宝藏。谨承前论，今更从《辽史》编纂之体例与史观角度，析其深意。元脱脱领衔修撰《辽史》，时在至正三年（1343年）至四年间，历时仅十一个月，成书一百一十六卷，其速之快，为历代正史之罕见。然速成非轻率，实因辽朝故事，金代已有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元人得之，稍加删润而成。此中关节，恰如《礼记·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修史者须在史料存真与体例整饬之间求其平衡，脱脱等虽仓促，然能存辽朝之脉络，已属不易。

观《辽史》之体例，最堪玩味者，在其《营卫志》与《百官志》之设置。辽以契丹为本，游牧为生，其“营卫”制度，实为军政合一之枢机。《辽史·营卫志》开篇即云：“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此非徒述地理，实乃揭示辽朝立国之本。以“营卫”为志，正史中前所未有，盖因中原农耕王朝以郡县为纲，而辽以部落游牧为体，二者迥异。脱脱能存此特色，可谓史识独到。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史家若拘泥于中原模式，则辽之真貌尽失；今存其异，反得其实。

更可论者，《辽史》于“本纪”中多载契丹旧俗，如皇帝“捺钵”之制，即四季巡幸行营，随水草迁徙。此非徒为帝王游猎，实乃政治运作之核心。春水钓鹅、秋山射鹿，诸部酋长随行议事，政令由此而出。以今日眼光视之，此乃一种“移动朝廷”，与中原之固定都城截然不同。《辽史·地理志》虽列五京，然皇帝居京之时甚少，其政治重心常在行帐。此等体制，若以《周礼》“王畿”概念套之，则格格不入；唯有以《史记·匈奴列传》所载“逐水草迁徙”之视角观之，方能得其精义。脱脱于《辽史》中保留此大量细节，使后人得窥游牧政权之真实运作，此其功也。

然《辽史》亦有可议之处。因其成书仓促，史料剪裁多有不当。如《辽史·太祖本纪》记耶律阿保机建国，以汉人韩延徽、康默记等为谋臣，然于契丹部族内部之权力斗争，如“诸弟之乱”等，记述简略，脉络不清。此或因金代所修《辽史》底本已失，或因元朝史官对契丹内部事务不甚了了。又有《辽史·礼志》载辽朝祭天仪节，颇杂汉制与契丹旧俗，然其细节多从《辽史·国语解》中方可窥得一二，体例之散乱可见一斑。此正如《论语·子张》所云：“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整体框架虽存，细节之疏漏在所难免。

尤值一提者，《辽史》于“列传”中，专设“奸臣”、“逆臣”二目，此乃沿袭《新唐书》之例，而较《旧唐书》为严。然细读其内容，所谓“奸臣”如耶律乙辛者，实为辽道宗朝权臣，其构陷太子，祸乱朝纲，固为事实；而“逆臣”如耶律重元者，则因谋反而被诛。此等分类，虽有助于彰善恶，然亦不免将复杂历史人物简单化。譬如耶律乙辛之得势，实与道宗晚年昏聩有关，若仅归咎于一人，则失之偏颇。此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言：“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史家论人，当观其时代背景，不可徒以成败论是非。

更以《辽史》之“表”论之，其“皇子表”、“公主表”、“外戚表”等，详列世系，于研究辽朝政治婚姻与部族关系，极有价值。辽朝以“耶律”为帝姓，“萧”为后族，二姓通婚，世代不绝。此制与北魏之“八姓”类似，然更为严密。通过《辽史》诸表，可见辽朝如何以婚姻纽带维系统治，如《辽史·公主表》载公主下嫁诸部首领，实为朝廷控制地方之手段。此等制度，若以《左传》所记“同姓不婚”之礼视之，则大相径庭；然若从《史记·匈奴列传》所见“其俗，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之部落习俗理解，则可谓顺理成章。脱脱于《辽史》中存此异俗，不加以儒家礼教之评判，此其史家客观之体现。

总结而言，《辽史》虽成书仓促，体例有瑕，然其存契丹游牧政权之真实面貌，于正史中独树一帜。后人读史，当知脱脱等史官在元末动荡之际，仍能秉持“述而不作”之传统，将辽朝二百年兴亡，条分缕析，编入正史，使后世得见北方民族之政治智慧。此正如《尚书·多士》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辽虽亡，其史存焉，后人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之多元与丰富，非仅中原一隅所能涵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