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_颜元集-清-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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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我真是感慨良多。颜元这个人物，在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他那种“实学”的倡导，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陆王一路的猛烈抨击，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读来依然振聋发聩。不过，楼主只放了一个标题和网址，没有具体展开，那我就斗胆抛砖引玉，结合我这些年读《颜元集》的一些心得，来聊聊这位被后世称为“颜李学派”创始人的思想，以及它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启示。

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生活的年代是明末清初，那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明朝覆亡，满清入主中原，士大夫们普遍在反思：为什么堂堂大明，竟会亡于流寇和外族之手？当时的主流反思，往往归结于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但颜元的反思更为彻底，他不仅骂王阳明，连朱熹、程颐、程颢，甚至周敦颐、张载，他都一并批评。他认为，从宋代开始，整个儒学就走错了路，陷入了“读书静坐、空谈心性”的泥潭，导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无经济之臣”。这种批判的激烈程度，在儒学史上几乎是空前的。

颜元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必有事焉，学之要也。”他反对“主静”，提倡“主动”。他痛心疾首地说：“宋儒误天下，在于静坐读书，而不习于事。”他认为，真正的学问，不能只是在书斋里读死书、空谈性理，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事”上。他提出“习行”二字作为治学根本，强调“习”就是反复实践，“行”就是身体力行。他举过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学习弹琴，你读一百篇琴谱，不如亲手去弹一遍；学习医术，你背一千个药方，不如亲自去治一个病人。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对几百年学术风气的一次彻底翻案。

颜元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也极有创见。朱熹把“格物”解释为“穷尽事物之理”，即通过读书和静坐去领悟那个抽象的“天理”。颜元却说：“格物”的“格”，应该解释为“手格猛兽”的“格”，是“犯手实做其事”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去认识一件东西，不能光靠看、光靠想，你得亲手去摆弄它、操作它、实践它。比如你要知道苹果的味道，你就得亲口去咬一口；你要知道一件器具的构造，你就得亲手去拆装它。这种“实践出真知”的思想，在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初年，简直就像一个异类，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的光辉。

读颜元的著作，最让我触动的是他那种近乎“偏执”的务实精神。他不仅批判宋明理学，还批判汉唐以来的训诂注疏之学。他认为，汉代以后的儒者，把精力都花在了考据字句、解释经典上，结果越解释越繁琐，离圣人的本意却越来越远。他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直接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进行了修正。在颜元看来，义和利不是对立的，真正的义，就体现在能带来实际好处的行动中。这种思想，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功利主义，但仔细想想，如果一种道义不能给百姓带来实际的福祉，不能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特别欣赏颜元对“读书”的重新定义。他并不完全否定读书，但他认为读书只是“学”的一个环节，而且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他强调“读书不如力行”，甚至说“读书愈多愈惑”。这话听起来极端，但结合当时的背景，就能理解他的苦心。明末的士大夫，很多人把读书当作逃避现实的借口，读了满肚子圣贤书，却对民生疾苦、边防军务一窍不通。颜元自己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不仅研究兵法、射箭、骑术，还亲自参加农业劳动，研究水利、经济。他甚至在晚年创办“漳南书院”，把课程分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几大类，完全打破了传统书院只读四书五经的格局。这种教育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充满了前瞻性。

从经典引证的角度来看，颜元的思想其实是有渊源的。他自称是“周孔正学”的继承者，认为孔子、孟子之后，真正的儒学就被扭曲了。他特别推崇《周礼》中的“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他认为，这才是儒家教育的本来面目，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而宋儒把“六艺”中的“射”“御”等实践性内容都抛弃了，只留下“礼”“乐”中那些虚文缛节，甚至把“书”“数”也变成了死记硬背。所以，颜元其实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革新”，他要用古代儒家那种文武兼备、体用一源的教育体系，来救治当时社会的“虚病”。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论语》里的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习”字，历来被解释为“温习”“复习”，但颜元认为，这个“习”应该解释为“实习”“演习”。如果孔子教的是温书，那为什么不说“学而时温之”？“习”的本义是鸟儿反复练习飞翔，强调的是在实践中反复操练。这样一解释，《论语》开篇这句话就完全活了起来：学了知识，并且能在实践中反复运用，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吗？我觉得颜元的这个解释，比朱熹的注解要高明得多，也更符合孔子的原意。

从个人见解来说，我觉得颜元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他提醒我们警惕“知识泡沫”的陷阱。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触海量的信息，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文章，但真正能转化为能力和行动的知识有多少呢？很多人变成了“知道分子”，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一窍不通。颜元“习行”的思想，正是对这种“纸上谈兵”风气的最好解毒剂。第二，他教导我们要有“务实”的精神。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注重实效，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美。比如做管理，不能只制定一堆制度而不去落实；做学问，不能只追求发表论文而不关心实际应用。第三，他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只会考试的书呆子，而是培养能动手、能创造、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现在的应试教育，某种程度上，不就是颜元所批判的那种“读书静坐”的现代版吗？

当然，颜元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过于强调“事功”，对形而上的思考有所忽视；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有时显得过于情绪化，不够客观；他提出的“实学”体系，在具体操作层面也还有不少粗糙之处。但瑕不掩瑜，在三百多年前那个思想僵化的年代，颜元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提出如此振聋发聩的见解，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勇气。

延伸思考一下，颜元的思想其实和西方近代哲学有某种暗合之处。比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强调知识必须服务于实践；比如杜威的“做中学”，强调在行动中获取知识。这让我想到，中国思想史上其实从来不缺“务实”的传统，从先秦的墨家，到汉代的王充，再到清初的颜元、李塨，这条脉络一直存在，只是被主流儒学遮蔽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是要继承这些思想遗产，更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最后，我想用颜元在《存学编》里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回复：“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这句话，每次读来都让我警醒。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干扰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每天花在“诵说”上的时间有多少？花在“习行”上的时间又有多少？如果不能在行动中验证知识，不能在实践中完善自我，那么读再多的书，也不过是“两脚书橱”罢了。颜元的这个提醒，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接续前文，我们不妨从颜元“实学”思想的另一重维度——即其与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再做深入探讨。颜元（1635-1704）生于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亲历了王朝更迭与民族冲突，这使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他痛斥宋明理学“虚文盛而实德衰”，主张“习行”“践履”，其实是对当时社会积弊的一种深刻回应。若以《论语·子路》中“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为参照，颜元正是将孔门“学而优则仕”的实践精神推向极致，强调学问必须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颜元思想的另一核心在于“六艺”复兴。他重提《周礼》中“礼、乐、射、御、书、数”的教养体系，认为这才是“实德实才”的根本。这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形成有趣对照——当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将西方科技带入中国时，颜元并非盲目排斥，而是从传统中寻找可以对接的“实学”根基。他曾在《存学编》中批评：“今之儒者，终日静坐读书，以明心见性为事，而于兵农、礼乐、水火、工虞之事，概不之及。”这种批判，与明末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开放态度异曲同工。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正是以“度数之学”为“实学”张目，而颜元虽未直接接触西学，却通过复兴“六艺”为后来“中体西用”的实践提供了思想土壤。

从历史例证看，颜元的思想在清初并非孤例。其弟子李塨（1659-1733）继承并发展了“颜李学派”，主张“礼乐兵农”皆需“习行”，甚至提出“天地间之实理，皆在人事中”，将“实学”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实践。李塨曾参与治河、赈灾等实务，其《瘳忘编》中详述了水利、屯田之法，这恰恰印证了颜元“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的务实主张。若以《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为引，颜李学派正是将儒家“民本”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民生实践，而非空谈“仁义”二字。

再观颜元对“读书”的批判，需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他并非反对读书本身，而是反对“读书即学问”的偏狭认知。他在《四书正误》中指出：“读书特致知之一端耳，岂可谓学问止此哉？”这让人联想到《礼记·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辩证关系——学问必须通过“教”与“行”来检验。颜元甚至提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将“动”视为个人与国家的活力之源，这与《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一脉相承。他反对的，是那种“闭户静坐，如枯木死灰”的伪学问，而主张在“习行”中体悟道体。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颜元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晚清洋务派如曾国藩、张之洞等，虽以“中体西用”为口号，但其“师夷长技”的实践，与颜元“实学”精神有隐然相通之处。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正是对颜元“习行”思想的民间化表达。而到梁启超倡导“新民”时，更直接引用颜元“天下皆读作、作作、食食之人，则天下治矣”的观点，认为“实学”是国民精神改造的根基。这种跨越两百年的思想回响，说明颜元的批判并非一时激愤，而是触及了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深层命题。

最后需指出，颜元思想也非无懈可击。他过分贬低“读书”的价值，可能导致对理论思辨的轻视，这与《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完整链条有所偏离。但恰恰是这种“矫枉过正”，在理学泛滥的时代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正如《诗经·大雅·烝民》所言：“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颜元以刚健之气，吐故纳新，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务实进取的基因。今日我们重读《颜元集》，与其说是怀古，不如说是从这面历史镜子中，照见“学以致用”的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