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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_五诰解-宋-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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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4-8-11 23:39: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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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虚子 发表于 2026-6-22 11:24:33 | 显示全部楼层
诸位道友好,admin楼主上传的《五诰解》善本已拜读,深感杨慈湖先生解经之精微。此前有道友提及杨简“以心解经”的特点,某深以为然。今日不揣浅陋,试从“经学与政治哲学的转化”角度,略陈管见。

《尚书》五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本为周初封建宗法制度下,天子诸侯之间发布政令、训诫臣民的官方文书。其文体特征在于“命”与“教”的统一——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指令,又承载着周公“明德慎罚”的治国理念。然杨简作《五诰解》,却将这种外王制度文本,转化为士人内在心性修养的路径。此中关节,恰是宋代理学“内圣外王”命题在经学诠释中的具体呈现。

一、从“敬天保民”到“敬心即天”

周初诰命的核心概念是“敬”。周公在《康诰》中反复强调“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此“敬”指向对天命的敬畏、对先王基业的戒慎。杨简解“敬”则另辟蹊径:“敬者,心之虚明无体,本自敬畏,非强为也。”(《五诰解·康诰》)他将“敬”从外在的政治伦理规范,转化为心体本然的状态。这种诠释暗合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实则将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神学,转化为“心即天”的心性哲学。当杨简说“天者,吾心之高明也”(《解·召诰》),便已完成了政治哲学向心性论的范式转移——周公所言的“天命靡常”,在杨简笔下变为“心体靡常,惟敬乃常”。

二、“德”的两种向度:政治德性与本体德性

《尚书·酒诰》中“德”字出现十余次,皆指统治者的政治德性:“饮惟祀,德将无醉”“罔非酒惟行,越小大德”。杨简解此章时却言:“德非自外至,即心之正也。心正则百行皆德,心不正则虽行善亦非德。”(《五诰解·酒诰》)此说将“德”从具体的政治行为规范(如戒酒、慎刑),抽象为心体的“正”与“不正”。值得深思的是,杨简并非完全否定政治德性,而是试图为政治德性寻找心性根基。他在《解·大诰》中写道:“武王周公之征伐,非有心于征伐也,心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者,非心也,道也。”这种“不得已”之说,实是调和孟子“何必曰利”与《尚书》功利主义政治的矛盾。杨简将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回溯至“心体自然”,恰如程颢所言“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实则消解了政治哲学中“权变”与“经义”的张力。

三、“民”从政治主体到道德主体

周初“民”之概念具有双重性:既是“天听自我民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又是需要教化的对象。杨简解“民”则凸显其道德主体性:“民非愚也,其本心与圣人同,特为物欲所蔽耳。”(《五诰解·康诰》)此说显然继承孟子“民之秉彝”与陆九渊“心同此理”之说。但值得追问的是:若民本具圣心,周公何以还需作诰命训诫?杨简辩护道:“诰者,非以告民也,告其本心也。本心未尝不知,特因诰而觉。”(《解·大诰》)这种诠释将周初君主对臣民的政治训诫,转化为心性启蒙的工夫论。然而,杨简似乎回避了《尚书》中“民”作为政治力量(如“民情大可见”)的维度,将“民”抽象为“本心”的载体,反而消解了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实在性。

四、“内圣外王”的张力与杨简的突破

杨简解《五诰》的深层动机,在于回应宋儒“内圣外王”的理论困境。北宋以来,儒家士大夫既追求“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又面临“格君心之非”的道德要求。杨简将政治治理完全收摄于心性修养,实是试图消解“外王”的独立性。他在《解·洛诰》中言:“周公之营洛邑,非为形势也,为民心也。民心即心,心即天,天即道,道即易。”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论诠释,将政治行为(营建都城)提升为心性功夫(“为民心”)。然需指出,杨简的诠释路径存在危险:若政治行为只是“心”的显现,则《尚书》中那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如宗法制、礼乐制)便可能被虚化。吕祖谦在《东莱书说》中批评“慈湖专主心学,于制度多疏”,正是指出此弊。

五、从“诰命”到“心传”:经学诠释的范式革命

杨简《五诰解》的独特价值,在于完成了一次经学诠释的“范式革命”。传统注疏(如孔安国传、孔颖达疏)注重名物训诂与制度考辨,杨简却以“心学”贯通全经。他在自序中明言:“读《书》者当知书非书,即吾心也。”这种诠释学立场,实已超越汉代经师“我注六经”的路径,走向“六经注我”。但问题在于:当《尚书》的“诰命”文体被彻底心性化,其作为政治文献的历史性是否会被遮蔽?朱熹批评杨简“过求高妙,脱离事理”,虽有过激之处,却点出了心学解经的潜在风险——政治哲学若完全内在化,便可能丧失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力。

结语

杨简《五诰解》的价值,不在其是否忠实还原周初政治本义,而在它展示了宋儒如何通过经典诠释,重构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他将“敬德保民”转化为“心体敬畏”,将“天命靡常”转化为“心体无常”,实是试图为衰微的儒家政治理想寻找新的安顿之所。这种诠释虽然消解了政治哲学的外向维度,却为后世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哲学埋下伏笔。正如黄宗羲所言:“慈湖之《书》解,非解《书》也,解心也。”此语或可视为对杨简经学最中肯的评价。然某窃以为,当“五诰”从政治文件变为心性文本,我们是否在“发明本心”的同时,遗忘了《尚书》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制度智慧?此中得失,尚请诸位道友赐教。承蒙抬爱,愿与道友再作探讨。上回我们从杨简《五诰解》的理学框架与诠释方法入手,今番不妨换个角度,聚焦于其解经的“心学底色”与“经典对话”之张力,或许能窥见更深层的意蕴。

杨简师承陆九渊,其解经最显著的特征便是以“心即理”统摄《五诰》。读其《康诰》解,他直指“明德”非外铄,乃本心自明,引《尚书》“克明峻德”为证,却将“峻德”归之于“心之体”。此与程朱以“性即理”释“明德”大异其趣。道友或问:如此解经,是否偏废了经典文本的客观性?我亦曾疑之,然细读其《酒诰》解,见他将“罔非酒惟行”一句,解为“心若不醉于私欲,则行自正”,以“心之醉醒”代“酒之禁戒”,实乃将周初禁酒令转化为心性修养的警策。此非强解,而是以心学之镜照见经典中潜藏的工夫论。

再举一例,《召诰》中“王敬作所”四字,历来注疏多释为“君王当敬慎其居所”,杨简却谓“所”乃“心之所止”,引《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为证。他直言:“敬非外作,即心自敬,敬即所,所即敬。”此解直将政治训诰变为心学偈语。我初读时颇觉牵强,后思之,实则揭示了经典诠释中“时代性”与“恒常性”的辩证关系——杨简并非不知原文本义,而是有意借经典阐发心学要义,使《五诰》从历史文献变为当下修心的活教材。

道友或可留意,杨简在《多士》《多方》二诰的解中,屡屡引用《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与《周易》“复其见天地之心”。他将周公对殷遗民的多方告诫,诠释为“本心之明”与“习心之蔽”的博弈。如释“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一句,本意为“你们为何不诚实地宽裕对待多方”,他却解为“尔心何不充满诚敬,以裕养尔之多方(即心之诸端)”。此等诠释,看似离题,实则以“心统万理”的视角,将历史事件中的政治博弈提升为心性修行的永恒命题。

从历史例证看,杨简此解在南宋中期颇受争议。友人袁燮曾致书质疑:“解经当以经解经,不可妄以己意增损。”杨简复函辩曰:“经者,心之影迹也。执影迹以求心,犹握镜而索形。”此段书信对话,正折射出理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在解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我窃以为,杨简之解虽有其偏,却为经典注入鲜活的生命力,使《五诰》不再只是训诂考据的对象,而成为心性修行的指南。

道友若有余暇,不妨取《五诰》原文与杨简之解对读,必能觉察其中“对话”的张力:既有对周公圣贤之心的遥契,又有对当下世道人心的关切。这种“以心印经”的诠释路径,或许正是我们需要深思的——经典究竟是被客观解读的“死物”,还是被当下激活的“活源”?杨简的选择,显然倾向于后者。
涵虚子 发表于 2026-6-25 12: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读涵虚子道兄高论,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兄台从“经学与政治哲学的转化”切入,将杨简《五诰解》置于宋明理学“内圣外王”的诠释脉络中,洞见卓然。某虽不敏,亦愿就兄台所论,略陈数点疑义与补充,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兄台所言“从‘敬天保民’到‘敬心即天’”一节,精辟之至。然某窃以为,杨简此解尚有更深一层意蕴,或可称之为“敬的工夫论转向”。周公言“敬”,重在“敬天”“敬德”“敬民”,是一种外向的、指向他者的敬畏态度。而杨简解“敬”为“心之虚明无体,本自敬畏”,则将敬畏的对象从外在的天命、先王,转为内在的心体本身。此非简单的概念置换,而是工夫论的重构——敬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态度,而是主体回归自身本然状态的路径。正如陆九渊所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杨简实将此命题具体化为“敬心即天”的工夫论命题。然而此处有一疑问:若敬即是心体本然,则“敬”是否仍有工夫可言?抑或只是一种对本然状态的“觉知”?杨简在《五诰解·召诰》中答曰:“敬者,心之不动也。不动则无失,无失则敬常存。”此说似将“敬”等同于“不动心”,实则暗合孟子“不动心”之教,但孟子之“不动心”需“养勇”“持志”等工夫,杨简却言“本自敬畏,非强为也”,此中差异,或可进一步深究。

兄台论“德”的两种向度,某深以为然。然某更关注杨简如何通过“德”的诠释,消解《尚书》中政治德性与心性德性之间的张力。试观《康诰》原文:“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此处“明德”与“慎罚”并举,呈现出政治治理中“德”与“刑”的辩证关系。杨简解此句却言:“明德者,心之明也。心明则刑自慎,非有二事。”此说将“明德”从政治行为(显明德行、表彰善行)转化为心性境界(心体明觉),进而将“慎罚”视为心明之自然结果。这种诠释策略,实是宋代理学“理一分殊”思想的经学应用——政治治理中的诸多规范(分殊),最终归本于心体(理一)。然而,若一切政治行为皆可还原为心性境界,则《尚书》中那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刑律条款、行政程序,是否还有独立的存在意义?杨简在《五诰解·洛诰》中似有回应:“礼者,心之节文也。心无节文,则礼无所施。”此说将礼制视为心体的外在表达,实则暗合《礼记·礼运》“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之旨,但杨简更强调“心”为礼之本,礼为心之用。此诠释虽圆融,却可能导致对制度本身的轻视——若礼只是心的节文,则制度之独立性何在?此或许正是后世阳明学者“良知现成”后轻视礼法之流弊的根源。

兄台论“民”从政治主体到道德主体,某愿就此补充一二。周初“民”之地位,在《尚书》中实有微妙变化:《大诰》中“民”多指被统治者,是“天降割于我家”中的被动受难者;《康诰》中“民”则成为“明德慎罚”的教化对象;至《召诰》,“民”被赋予“天听自我民听”的政治主体地位。杨简解“民”时,似有意忽略此历史演变,径直将“民”提升为道德主体:“民者,吾心之同体也。民之不善,即吾心之未善。”(《五诰解·召诰》)此说实将“民”从政治范畴转化为心性范畴,与张载《西铭》“民吾同胞”之旨相通。然张载之“民胞物与”仍保留“天下一家”的宇宙论背景,杨简则直以“吾心”统摄“民”,消解了“民”的独立存在意义。此中差异,或可视为宋代理学从“气本论”到“心本论”演进的一个缩影。

某更关注的是,杨简此解在《五诰》诠释中,如何处理“天”与“民”的张力。周公在《康诰》中既言“天威棐忱”,又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将“天意”与“民情”并列为政治合法性的双重来源。杨简解“天威棐忱”时言:“天者,吾心之威也。心自威,非自外至。”解“民情大可见”时则言:“民情者,吾心之情也。心之情见,则天意可知。”此说将“天”与“民”皆收归于“心”,实则消解了《尚书》中“天”与“民”的张力,将政治合法性的双重来源统一于主体心性。这种诠释虽在哲学上圆融自洽,却可能遮蔽《尚书》中蕴含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若“天”与“民”皆只是“心”的投影,则“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是否也沦为心性论的点缀?此诚为杨简解经之得失所在。

兄台论及“不得己”之说,某以为此正是杨简诠释中最具创见亦最可争议之处。《大诰》原文:“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此是周公在平叛前以天命自任的宣言。杨简解曰:“武王周公之征伐,非有心于征伐也,心之不得已也。不得已者,非心也,道也。”此“不得已”之说,实为宋儒处理“经”与“权”关系的一种范式。程颐论“权”曰:“权者,圣人之用也。”杨简则将“权”进一步内化为“心之不得已”的自然状态。然此处有一根本问题:若政治行为之正当性只在于“心之不得已”,则如何区分“不得已”与“私欲”?杨简似以“非心也,道也”来回应,但“道”与“心”在杨简体系中本为一体,此说实为循环论证。相较之下,朱熹解《大诰》时更注重“天理”与“人欲”的辨析,其《朱子语类》论此章曰:“周公之征,是不得已,然亦是天理当如此。”朱子以“天理”为外在标准,避免了杨简以“心”证“心”的循环。

某更愿从“诠释学”视角,审视杨简此解的方法论意义。杨简解《五诰》,实开创了一种“心性诠释学”范式:不以训诂考据为宗,不追求历史还原,而是将经典文本视为心性修养的“印证”。他在《五诰解》自序中明言:“读《书》者,当以心契心,不当以文解文。”此种诠释态度,与西方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形成有趣对照。施氏主张“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追求对作者原意的客观还原;杨简则主张“以心契心”,认为经典的真意不在文字本身,而在于读者通过文字回归自心本然。此两种诠释路径,一重客观还原,一重主体印证,恰代表中西诠释学传统之根本差异。然杨简之诠释,虽在哲学上自成一格,却可能因忽视经典的历史语境而丧失文本的“他者性”——当经典完全成为心性的印证,经典自身的独立声音便可能被消解。

最后,某愿就兄台所论“经学与政治哲学的转化”,补充一观察:杨简此转化,实为宋代理学“回向三代”政治理想的经学表达。北宋诸儒如王安石、程颐等,皆试图以《周礼》《尚书》等经典为依据,重建理想政治秩序。然杨简的转化,却是将政治秩序内化为心性秩序,将“外王”的经世诉求,转化为“内圣”的心性修养。此种转化,既是对王安石“新学”重制度轻心性的纠偏,也暗含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当政治理想无法在外王层面实现时,转而向内求索,以心性之“内圣”替代政治之“外王”。此或可解释为何杨简晚年虽官至宝谟阁学士,其经解却鲜有直接的政治建议。此种“内倾”的诠释取向,在后世阳明学中发展至极致,最终导致晚明心学“袖手谈心性”之弊。然平心而论,杨简之解经,亦有其积极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政治制度的运作,最终都离不开人的心性修养。《论语》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杨简之解,实是将此“德礼之治”落实于心性层面,为政治治理提供了更深层的人性根基。

以上管见,或有未当,望涵虚子道兄及诸位道友不吝赐教。某当洗耳恭听,以待高明。
涵虚子 发表于 2026-11-11 04:11:41 | 显示全部楼层
**标题:也谈《五诰解》的读法——从“越界”的忧虑说起**

文/涵虚子

前番两位道兄高论,一从“经学与政治哲学的转化”立论,一从“工夫论与心性论的重构”着眼,读来真如剥笋,层层见心。某拜服之余,却生出一点不太一样的念头,不揣冒昧,想换个角度与诸位商量。

我近来有个越来越强的感觉:读杨简《五诰解》,最需要提防的,恰恰是它“太顺”了。你说“敬心即天”,顺;说“心正则百行皆德”,顺;说“民者吾心之同体”,顺。一路顺下来,几乎没有什么磕绊。可《尚书》原文不是这样顺的。《康诰》里“敬哉”后面紧跟着“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那是有具体所指的——不要因为自己的喜怒而滥罚,不要用那些不合常法的歪招。周公是在跟康叔交代治理殷遗民的具体方略,那里面有权谋、有分寸、有对现实政治力量的掂量。杨简一句“心之虚明无体,本自敬畏”,就把这些具体情境全收进“心体”里了。顺则顺矣,可我们是不是丢掉了点什么?

我不否认杨简的哲学天分。他把《尚书》从“外王”文本转成“内圣”文本,做得极其漂亮,漂亮到后人几乎忘了这是一次“越界”。但“越界搞顺溜了,就容易没谱没边”——这话虽糙,理却不糙。在不懂经学的人面前,杨简的解法能唬住一大片;可在真懂《尚书》今古文家法的人面前,这种“六经注我”的路数,是要被追问的。宋代就有,清代更多,国内外都一样。

**一、“敬”的悖论:本然还是工夫?**

第二位道兄提的那个问题极好:若“敬”是心体本然,则“敬”是否还有工夫可言?杨简答“敬者,心之不动也”,看似圆融,实则暗藏一个理论风险:他把“敬”从一个需要持续用力、时时提撕的修养过程,变成了一种对“本来如此”的觉知。可孟子讲“不动心”不是这么讲的。孟子说“我四十不动心”,那是经历了“知言”“养气”的长期工夫才达到的境界,而且他明确区分了“告子之不动心”与“孟子之不动心”——告子是把心与言、气割裂,强行不动;孟子是“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杨简的“心之不动”,更接近哪一种?恕我直言,恐怕更接近告子一路,只是他用的是心学话语,听起来更玄妙些。

朱熹对此有严厉批评。他说陆门“只说个心,便都包了”,又说“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这话放在杨简身上,尤其贴切。你读《五诰解》,几乎看不到对《尚书》名物制度、历史背景的考据,所有的“事”都被直接翻译成“心”。比如《召诰》里“厥既得卜,则经营”,讲的是营建洛邑的占卜与规划,杨简直接解为“心之经营”,这中间的历史性、制度性内容,被他“顺溜”地跳过去了。跳过去当然痛快,但跳过去的,恰恰是《尚书》之所以为《尚书》的东西。

**二、“天”与“民”的张力:被消解的合法性来源**

我尤其想就“天”与“民”的关系展开说几句。第一位道兄提到杨简将“天”解为“吾心之高明”,第二位道兄补充了“天”与“民”的张力问题,我完全同意,但想再推进一步。

《尚书·康诰》有两句极关键的话,一是“天畏棐忱”,一是“民情大可见”。这两句在周初政治神学里是有内在张力的:天命可畏,但天命通过民情显现。君主既要敬天,又要保民,二者之间并不总是圆融——有时候民情汹涌,天命却隐微难知,怎么办?周公给出的答案是“明德慎罚”,是在天与民之间维持一种审慎的平衡。这种平衡感,是《尚书》政治智慧的精髓。

杨简怎么处理这个张力?他把两头都化了:“天者,吾心之威”,“民情者,吾心之情”。好家伙,天也是心,民也是心,那“天”与“民”之间那个需要君主去斟酌、去权衡、去承担风险的张力,就消弭于无形了。这种解法在哲学上很痛快,但在政治上很危险——如果天与民都只是“吾心”的显现,那君主只要“正心”就够了,民情的好坏、天命的顺逆,都可以在内心世界里摆平。这就容易滑向一种心学的“唯意志论”:我心正则天下正,至于天下是不是真的正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先正了。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痛批后世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又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批评的那种君主专制心态,其哲学根源之一,恰恰就是这种“以心统天”的思路——当“天”与“民”都成了“吾心”的注脚,谁来监督君主的心?总不能说“吾心自能监督吾心”吧?那是循环论证。传统的“天”与“民”至少提供了一个外在的、可检验的标准,杨简把它们收进心里去了,标准就没了。这不是说杨简主观上想为专制张目,而是说这种诠释路径客观上削弱了儒家政治哲学中“批判性”的维度——它可以用来“格君心之非”,但很难用来“限制君权之实”。

**三、礼制与制度的独立性:一个被低估的代价**

再说礼。杨简在《洛诰》解里说“礼者,心之节文也”,这话听起来很像《礼记·礼运》的“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但细看有差别。《礼运》的“理”是客观的、公共的、可讨论的;杨简的“心”是主观的、内在的、不可公共检验的。当“礼”变成“心之节文”,那礼制就失去了独立的规范地位。朱熹格外重视《仪礼》《周礼》,花大量精力做礼学考据,他认为礼有客观的“节文”在,不能全靠内心体认。杨简的路数正好相反:先立心体,礼是心体的自然发用,不必另立一套外在规范。这路数在个人修养层面也许行得通,但在社会治理层面就麻烦了——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跟你“心同此理”?人家心里发出来的“节文”跟你不一样,怎么办?

阳明后学里就有这个流弊。王艮讲“百姓日用即道”,王畿讲“四无说”,一路推下去,礼法的客观约束力越来越弱,到了晚明,顾炎武要大声疾呼“天下之事,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要重建制度理性。我不敢说杨简是这种流弊的源头,但他的《五诰解》确实为“心即礼”的思路提供了经学上的经典依据。读的时候得留个心眼,别被“顺”晕了。

**四、版本与读法:我们读的是谁的五诰解?**

还有一层不得不说。诸位有没有想过,我们手里这个《五诰解》是什么版本?杨简的书在宋以后流传并不广,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里辑佚出来,篇目、文字都有可议之处。今人读《五诰解》,往往直接拿四库本,却不太追问:这是杨简的原貌吗?宋代心学家的经解,在传抄刊刻过程中有没有被后人“润色”甚至“改写”过?比如那句“本自敬畏,非强为也”,听起来太像明代心学语录了,宋人说话未必这么顺溜。可惜我手头没有善本比对,只能存疑。但“存疑”这件事本身,就是读古书应有的态度,不能因为杨简是“心学大家”就放过版本问题。这算不算“越界搞顺溜了”的一种表现?我看算。

**五、我的立场:欣赏其哲学,警惕其越界**

兜了这么大圈子,得表个态:我不否认杨简《五诰解》的哲学价值。他确实把《尚书》读活了,把“敬”“德”“民”这些概念从具体历史情境中提炼出来,做了深刻的心性论转化,这在宋代理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陆九渊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杨简是真正贯彻这条路线的人,他的勇气和洞见都值得敬佩。

但我不承认这种读法是“唯一正确”的读法。经学之所以为经学,就在于它既要面对文本的历史性,又要面对当下的诠释需求,二者之间有张力、有拉扯,不能一味“顺溜”。好的经解,应该是既让你觉得“对,是这个理”,又让你觉得“等等,原文真是这个意思吗?”——后面这一问,是经学的命脉。杨简的解法,第一问做得极好,第二问几乎放弃了。我们今日读《五诰解》,最好配着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或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一起翻,一暖心,一冷眼,冷热交替着读,才不至于被杨简的“顺”带偏了。

说到底,我是把《五诰解》当“哲学书”读,不当“经学书”读。当哲学书读,它精彩纷呈;当经学书读,它漏洞不少。这话可能在慈湖先生的信徒听来不太入耳,但既然是论坛切磋,不妨各说各话。那位道兄说得对:“不否认技术能力,不承认越界封神。”杨简解经的能力我认,但他把《尚书》一路解到“心即天”的份上,这个“界”越得有点大,封神的事,我看还是先缓缓。

不知诸位道兄意下如何?

(按:文中引《朱子语类》卷一一七、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杨简《五诰解》各篇,均系随手札记,字句容有出入,博雅君子幸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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