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_资治通鉴外纪-宋-刘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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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此帖引出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倒是勾起我一桩萦绕许久的思索。此书本为补涑水先生《通鉴》之阙，记事起于三皇五帝、迄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然其价值绝非“补阙”二字可尽。我更愿说，刘恕此书实为宋儒面对上古茫昧史料的理性化尝试之缩影，尤其是他对五帝世系与禅让传说的处理，蕴藏着浓重的道学思辨色彩。今日既逢同好，愿将平日研读的一点心得铺陈开来，与诸君共论。

先说此书的处境。《资治通鉴》起笔于三家分晋，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自陈“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故删削旧史，断自战国。至于更古之事，非不为也，实不敢也。刘恕却偏要补上这一段“前史”。他在《外纪》序言中说得明白，冀以“究观古圣王治乱之迹，以裨《通鉴》之阙”。这一“裨”字，看似谦抑，实则暗藏雄心——他要为司马光所不敢为者，且要做得不同于经生之传注。

《外纪》面对的史料困境，今日读来仍觉头疼。一边是《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司马迁《史记》首列《五帝本纪》，所载世系井然有序；另一边却有《竹书纪年》于西晋太康年间出自汲冢，其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益干启位，启杀之”，与儒家美化的禅让图景大相径庭。面对这两套叙事，班固以降的史家多是赓续前说，少有深究。而刘恕处理此问题的手法，恰恰可以一窥宋儒的史学自觉。

细读《外纪》卷一，刘恕记伏羲至神农，引《易·系辞》以定其世次，又引《春秋纬·命历序》之说，但每引必自加按断。这种“引而后断”的体例贯穿全书。他于神农氏之后按曰：“神农氏没，黄帝乃作。”看似陈述，实则在“五帝”名号的确认上做了一处重要折中。汉代经学中，今文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以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古文家则去少昊入黄帝，以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两种说法都有文献支撑，郑玄与王肃之争延及魏晋。刘恕则取了一种近乎上博简《容成氏》的宽泛处理，不以“五”为限，实则将太昊至舜皆归于“五帝”之德统。这样做的好处是兼容并包，不禁锢于家法，但这何尝不是宋儒“理一分殊”观念在史学中的投射？于纷乱杂陈的先秦异说中求其通理，以一贯之，这是理学家处理经典的普遍路径，刘恕不过将其施于史。

最有意味的是禅让问题。《外纪》对尧舜禅让的叙述是温顺的、合乎经义的，但对异说并未完全排斥。如记尧之事，采《尚书·尧典》为主，述其“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进而命羲和历象、定四时、举鲧治水，一板一眼。但在按语中他引了《竹书纪年》“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的说法，随即驳之，其驳辞大约谓：舜以大孝闻，其受命当是受天之命，岂有囚禁之事？其驳论是否有力，即今日看来，未必能服人。但他做这件事的本身却极有价值——他不回避异说，而是将之引列而后裁断，这是一种将异端纳入讨论谱系的姿态。

然而若只将刘恕的做法理解为简单的“卫道”，则又小看了他。细看《外纪》对禅让的考异，能见出他真正的用力之处不在辩护尧舜之圣，而在调和“德”与“命”之间的紧张关系。自董仲舒以降，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将禅让理解为天命的转移，五德终始说随之大兴。《外纪》中对五帝相承关系的梳理，明显暗用五德相生次序——太昊木德、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周而复始。这种五行配帝王的框架在汉代纬书中大量存在，宋儒本以“天理”革除谶纬之弊，但刘恕却有所保留地继承了此框架。为何？

我的理解是，刘恕需要这一框架来安置“德位”与“天命”的关系。在理学话语中，圣人之所以能即为天子，核心在“德”。但“德”何以能外化为世俗的权力转移与政权合法性？五德终始提供了一个宇宙论的解释框架——即便尧舜至德，若五行之气未至，则天命亦不可轻付；反之，气运已至，则虽以舜之德，亦不可辞。这话说得隐晦，但《外纪》体例中暗含的必然性逻辑，正是宋儒道统观的宇宙论根基：天理在历史中的展开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序可循的，这个“序”在最高的层面表现为德性之提升。

而更深层之处，在于刘恕对三代以上文化符号的处理。比如他记黄帝“始制文字”，引苍颉造字之说；记黄帝“设井田，立步制亩”；记蚩尤作兵、作乱。这些看似平淡，实则是在为一个文明秩序寻找创始者。宋儒讲“道统”，学统上溯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对上古文化制度的形成往往语焉不详。刘恕则以其史料学工夫，将制度起源归诸具体人物、具体时代，使得道统的古代部分有了历史锚点。可以说，《外纪》之于道统观，正如《通鉴纲目》之于正统论，皆是理学思想在史学中的投射。

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刘恕考异的局限。清人四库馆臣则批评他“好采异说，不能割爱”，又指其引书不注篇目，使人难以复核。更有甚者，他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的态度颇为矛盾——屡引其说又屡斥其诞，这种摇摆或许正反映出他内心对远古史料既渴望又警惕的张力。但正是这种张力，使《外纪》不是一部简单的“历代帝王年表”，而是一部带着思想问题意识的史学著作。

《外纪》成书在刘恕病笃之际，据《宋史·刘恕传》记载，他“往往不食，寝于地，常数日不兴”，犹自“就卧内成之”。这位“闭门读书，不妄交游”的史家，临终前托黄庭坚誊校书稿，足见其对此书的珍视。而这种珍视，不正因为《外纪》承载了他对“古”的全部想象与整理？宋代是中国史学高度发达的时期，但也是理学家重新定义“传统”的时期。刘恕以《外纪》划出了一块专属上古史的地盘，在其中，史料考异不再是纯粹的“小学”工夫，而是关乎政治秩序与文化认同的“大学”之道。

陈寅恪先生尝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这话不虚。但宋史学的盛，不只因谱牒、方志、类书之发达，更因史家开始自觉地以哲学眼光审视历史。《外纪》的禅让考异，虽说多是折中之论，但这种“折中”并非骑墙，而是一种有学理深度的调和——调和经学的神圣叙事与文献学的实证需求，调和经典权威与异说挑战。刘恕所面临的，与今人何其相似：面对传统与史料的分歧，是维持经典的确定性，还是拥抱文献的多歧性？他给出的答案带着宋人特有的自信与固执：理性可以整理一切，包括最古老的神话。

论坛中诸君若对《外纪》有不同看法，或是知晓汲冢书研究的更多进展，与刘恕旧说相参证，倒也不妨一一讲来。这般话题，正是“温故知新”的好题目。玄珠子在此洗耳恭闻。# 二、以史为鉴的经世情怀：刘恕对刘知幾“史才三长”说的实践与突破

刘恕之撰《外纪》，表面上是补司马光《通鉴》之未备，然其深层动机，实蕴含着宋儒“以史为鉴”的经世关怀。北宋立国百年，承平日久，而积弊渐深。学者们治史的热情，往往不是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源自对现实政治的关切。《资治通鉴》之编纂，宋神宗赐名“资治”，其用意已昭然若揭——是要为帝王提供一面照鉴兴亡的镜子。而刘恕之所以选择上溯至伏羲、神农的远古传说，不辞艰难地梳理三皇五帝至周烈王间的历史脉络，正是为了完成一个更为宏阔的史学构想：让这面镜子更加完整，使治史者能够看到从文明肇始到礼崩乐坏的完整轨迹。

这种经世致用的史学意识，极易让人联想到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不同，刘恕面对的却是一个困境——上古史料的极度匮乏与混乱。唐刘知幾在《史通·采撰》中曾言：“自古获麟以后，迄于秦氏，年代绵邈，简牍无存。”面对这一困境，刘恕并没有回避，而是以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稽古”，在残缺的史料中寻找历史演进的线索。他在《外纪》自序中坦言：“予于《通鉴》之外，采摭遗文，以成此书。”这轻描淡写的“采摭”二字背后，是对《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乃至诸子百家著作中大量史料的甄别、排比与抉择。

刘恕此举，实为史学史上对刘知幾“史才三长”说的生动实践。刘知幾认为史家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而“识”尤为重要——即辨别是非、去伪存真的判断力。然而刘恕面临的不仅仅是史料真伪的判断，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挑战。先秦典籍中夹杂着大量神话传说与寓言，如何从中剥离出“合理”的历史线索？刘恕采用的方法，体现了一种清醒的理性精神：他不迷信任何一家之言，而是将《左传》的编年严谨性与诸子著作中的逸闻旧事相互参证，考证其年代、人物、事件的逻辑关联。例如对于尧舜禅让的传说，他没有简单采信《尚书》的美化叙事，也没有像刘知幾那样完全斥之为“虚妄”，而是综合各家记载，将其安放在氏族部落时代权力交接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外纪》虽以“纪事”为主，却暗含着刘恕对历史规律的洞见。他在《外纪》中描绘了“三代之治”与“五霸之乱”的更替，呈现出一种冷峻的历史判断：天下之治乱，非一日之故，而实有其发展的必然逻辑。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对旧有史观的简单继承，不如说是一位宋代儒者对现实政治的一种隐晦建言。从春秋到战国，从分封到郡县，这个“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历史场景，在刘恕的笔下既有史实的铺陈，又有“势”与“时”的深切体认。此正合宋儒“通经致用”的学术宗旨，也是《外纪》超越一般编年史籍的地方。

当然，刘恕的史学成就并非没有局限性。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批评宋人治史“多好为议论而不务考索”，此论虽对象宽泛，却也适用于刘恕。在缺乏考古学支持的年代，他对“三皇五帝”的勾勒，仍不免带有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这是时代使然，不足为苛责。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那样，上古史的真实面貌，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实物补正纸上之遗文，已是现代史学的范式革命。但我们追溯史学的“源流正变”，刘恕在文献学上的“网罗放失，考辨异同”，不正是这一方法的早期雏形么？

以此观之，《外纪》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为《通鉴》提供了“前编”，更在于它本身确立了一种史学的精神范式——即在文献不确定性的压力下，依然追求历史认知的确定性。这种追求，是孔子“述而不作”的传承精神，是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预示了后世“实事求是”的考据精神。刘恕以一己之力，在北宋那个“道学方兴”的学术环境中，将史学视为“实学”来经营，其人其书，实值得后世学人久久回味。《礼记·表记》云：“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刘恕在政治立场上未必无偏，但其《外纪》能于千年之后仍为史学史所重，必有其超越时代的内在生命力在。我们今日回顾这段学术源流，不仅是对一位宋儒的纪念，更是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这一古老命题的一种当代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