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_贩书偶记--孙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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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虚子拜上。楼主所发《贩书偶记》一帖，虽只寥寥数字，却牵出一部近代书林奇书，实在令人感佩。孙殿起先生以一介书商之身，网罗散佚，著录万余种书籍，其功不在藏书家下，直可与《四库总目》相参互证。今日有幸，借此帖与诸位同好略陈管见，试从目录学与书业史的夹缝中，窥探这部“贩书账册”背后的文化深意。

孙殿起先生在北京琉璃厂通学斋经营旧书数十年，日与故纸堆为伍。他所著《贩书偶记》，初看似是书肆流水账，细读之，实是一部有为之作。其体例仿《四库全书总目》而变通之，不录四库已有之书，专记清人著述及四库未收之明代以前典籍。这一“减法”本身，就藏着目录学上的大智慧。

四库馆臣修书，意在“存一代之文献”，故其著录必以官修立场为圭臬，凡不利于清廷之书，或毁或删，或入存目，皆有政治考量。而孙殿起以一介布衣，立定“不见原书不著录”的规矩，凡所记载，皆亲眼所睹、亲手所摩。他不逞博学，不尚空谈，只将书名、卷数、作者、版本、行款、印记一一录出。这种实证精神，反倒比官修目录更接近目录学的本来面目——目录者，非徒列书名而已，实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工具。正如章学诚所谓“目录之学，所以考镜源流者也”，孙氏虽未明言此旨，其行事已暗合此理。

尤可注意者，在于《贩书偶记》对清代禁毁书的处理策略。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以“稽古右文”之名，行禁书毁版之实。据近人统计，全毁、抽毁之书不下三千种。这些书在官修目录中或被抹杀，或仅存其目，而孙殿起在贩书过程中，却频频遇到这些“劫后余生”的残编断简。他在著录时，并不刻意标榜“禁书”二字，而是淡然记其版本源流，偶有按语，也仅考作者生平、刻工优劣。这种看似平淡的处理方式，实则含着深意——他将这些书视为寻常典籍，一视同仁地记录其存佚流传。在文字狱余威未尽的年代里，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争。试想，一部钱谦益的《初学集》，在乾隆朝被视为悖逆之作，而到了孙氏笔下，不过是经眼的一种版本罢了。历史的大浪淘沙，在此处显出它公正的一面。

更进一步说，《贩书偶记》的著录策略，反映的是近代书坊网络的运作实态。琉璃厂自清中叶以来，即为南北书贾汇聚之地。孙殿起坐拥通学斋，既是书商，又是学者，往来皆一时俊彦。他与傅增湘、伦明、赵万里等藏书家、版本学家交谊深厚，每得好书，必相互传观考订。这种书坊与书斋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个隐形的学术网络。书贾们南下江浙，北上平津，搜访旧家散出之书；藏书家们则坐镇书斋，辨伪校勘，指点版本优劣。一部书从书坊到书斋，再从书斋到书坊的流转过程，恰是学术思想传播的微观轨迹。《贩书偶记》所记录的，正是这一流转过程的瞬间定格。

以清人诗集为例，孙殿起著录了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文士作品。这些人或为布衣，或为小吏，在正史中无传，其诗文仅靠写本、钞本流传。若非孙氏经眼著录，其名姓恐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这提醒我们，一部学术史、文学史，往往只记录了金字塔尖的少数人物，而金字塔基座的无数普通作者，正是靠这种看似琐碎的书业账册才得以留下痕迹。法国年鉴学派所谓“下层史”、“微观史”，孙殿起在无意间早已实践过了。

当然，《贩书偶记》也非尽善尽美。孙氏以一己之力编纂此书，难免有失收、误判之处。他重版本而轻义理，对书籍内容的评骘甚少，这与其书商身份相称，却也让后人在利用时须加辨析。此外，他所著录之书多属经眼，而经眼未购者，其著录信息有时便不够详确。但瑕不掩瑜，此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四库总目》以下、近代图书馆编目之前，一个私人的、动态的书籍流转记录。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新旧交替时代里，古籍从私家藏书楼走向公共图书馆、从线装钞本走向铅印石印的过渡状态。

更有意味的是，《贩书偶记》的续编与再补，由孙氏后人及弟子整理，记录了孙殿起晚年至逝世前的经眼书目。这些续补之作，延续了其一贯的体例与精神，使这部“书业账册”得以绵延数十年。透过这些条目，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清末民初以来古籍市场的兴衰起伏：清廷倾覆后，宗室王府藏书散出；军阀混战之间，江南旧家藏书流落市廛；抗战军兴，内地书贾纷纷南下，古籍随之南徙。书籍的流转，在在透露着时代的讯息。钱谦益在《绛云楼题跋》中曾感叹：“书之聚散，如人之会别。”孙殿起用数十年的贩书生涯，为这句感叹写下了一部最详实的注脚。

归根结底，《贩书偶记》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目录学的范畴。它是一部书业史，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孙殿起以一介书商，虽无赫赫著述，却用一生的坚守，为后世保留了那一个时代书籍流转的生命轨迹。清代洪亮吉曾分藏书家为数等，其中“掠贩家”最下。然以孙殿起观之，所谓掠贩之徒，若胸有丘壑，心系典籍，其功业竟不在著作家之下。历史吊诡之处，正在于此。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目录学亦面临转型。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官学走向民间、从科举津梁走向学术工具、从版本罗列走向文化记录的发展脉络。孙殿起的著述，正处在这条脉络的关键一环上。他以一部看似不起眼的书业账册，参与了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也提供了一种来自书坊的、不同于学院的学术视野。

论坛诸君若有志于书林旧事，不妨取《贩书偶记》一编，灯下披览。那些看似枯燥的著录条目之间，藏着一个个书贾与藏书家的故事，藏着一次次书籍的迁徙与聚散，暗藏着我们今天所谓“记忆”与“遗忘”的历史逻辑。这或许就是孙殿起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宏大的经典与堂皇的宣言，也依赖那些默默无闻的贩书人，在一次次的摩挲与抄录之间，完成它庄严的接力。

涵虚子不揣浅陋，略陈数言，愿与诸君共参。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二、目录之学的“阙疑”精神：孙殿起对乾嘉考据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前文已述《贩书偶记》的文献著录价值与书商治学传统，然此书更耐人寻味处，在于其背后蕴含的那种“阙疑”精神——这是清儒考据之学的嫡传血脉，却又有超越乾嘉诸儒之处。

章学诚有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八字实为目录学之圭臬。然而，乾嘉诸儒治目录之学的路数，大抵是以经学家的姿态，重在校雠文字的异同、版本的高下，如卢文弨之《群书拾补》、顾广圻之《思适斋集》，虽精审无双，却多是围绕既定的经典文本展开。黄丕烈题跋藏书，每得宋椠元刻，如获至宝，其题识中反复辨析版刻年代、纸墨优劣，这种功夫固然令人叹服，但毕竟局限于“鉴藏”一途。

孙殿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这种鉴藏传统提升为一门更具独立性的学问形态。他既不依附于经典文本的权威性，也非单纯地为藏书而藏书——他是为学问而治目录。他著录体例之严谨，不亚于《四库全书总目》，但视野却更为开放：凡释道、方技、俗曲、小说，只要有一得之见、有用之学，均予以著录。这种“不以人废言、不以类废书”的态度，实在超越了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那种“非圣无法即目为异端”的狭隘格局。

谈到此，便不能不提孙殿起身处的时代语境——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已历半个世纪，经学作为传统学术的绝对中心已现动摇之势。在这样一种文化裂变中，目录学何去何从？许多学人选择了一条折衷之路：要么以旧瓶装新酒，用传统的分类体系去套外来新学；要么干脆否定旧学价值，全盘倒向西学分类。而孙殿起却走了一条更为笃实的道路——他既不辩论新旧，也不标榜门户，只是老老实实地将数十年间经营书肆所见的书籍“客观著录”，使之成为一部反映近世典籍流布的“活化石”。

这种做法，其实暗合了刘知几所谓“史家三长”中的“学”与“识”。刘知几在《史通》中说：“才、学、识，世罕兼之。”孙殿起未必有此自觉，但作为一个长期与书籍打交道的书商，他所积累的“学”——对书籍形制、版本、流传的熟稔认知，以及他的“识”——对文献价值的敏锐判断，恰在无意中熔铸为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

然而，更值得玩味的，是《贩书偶记》所体现出的那种近乎苛刻的“实录”精神。《贩书偶记》最为精妙之处，在于它对文献的“阙疑”处理——书名不全者，宁阙勿滥；年代不明者，注明“不知”；版本存疑者，标出“待考”。

此一精神，溯源而上，正是孔夫子所谓“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治学态度。董仲舒言“《春秋》谨于一字”，汉书·艺文志》著录典籍，虽已失传者仍载其目，而注以“不知”或“亡”，这种审慎态度在清儒那里被发展到了极致。然而，乾嘉诸儒的“阙疑”，多出自经义训诂之谨严，针对的是“义理”层面；孙殿起的“阙疑”，则完全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他见过太多版本混乱、真伪混杂、书名讹传的情形，深知治学不可轻信、不可臆断、不可强不知以为知。

这种精神还有一层更深的意蕴：它暗含了对“权威”的温和质疑。传统的目录学著作，无论是官修抑或私撰，往往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姿态——著录为何即为何，后学问津者只可谨守，难以超越。而孙殿起以其“记录者”而非“裁判者”的身份，为后人留下了质疑、修正、补充的余地。他虽未曾宣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但其著书立说的姿态，却天然地打破了那种学术话语权的垄断。

犹记得王国维论学术之三境界，第二境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孙殿起整理《贩书偶记》历经数十载，其中甘苦，虽未形诸文字，但就其著录的精细与完备来看，绝非数年之功可成。这种为学问而舍弃世俗风光、默默耕耘的品格，正是一种“学人精神”的可贵典范。

总而言之，如果说《贩书偶记》的第一重价值在于其文献考订之功，那么它的第二重价值便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遗产——那种以切身经验为基础、以审慎怀疑为方法、以开放包容为态度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既承接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求真传统，又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与对权威的依附，实为近代学风的先声。而孙殿起以一个“书商”的身份达成此功业，更印证了学术的火种从不止于庙堂之上，它总能在那些默默耕耘的人手中被小心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