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_五代史补-宋-陶岳

02_五代史补-宋-陶岳


手机网页网址：五代史补-宋-陶岳
AI解读：五代史补-宋-陶岳
图片网址：五代史补-宋-陶岳
视频网址：五代史补-宋-陶岳
原文件网址：02. 五代史补-宋-陶岳

诸位坛友安好。admin楼主分享《五代史补》全文，实乃功德无量之举。晚辈涵虚子通读全帖，见诸君或论其轶事之趣，或辩其史笔之真，然于文献学角度的系统梳理，似尚有可商榷之处。不揣浅陋，试从版本源流、史料互证、文体流变三端，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版本源流考辨：从宋本到清刻的递藏脉络

陶岳《五代史补》五卷，成书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其自序云“补薛居正《五代史》之阙遗”。然此书在宋代流传甚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仅录其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称“世罕传本”。今考其版本系统，实有两条脉络可循：

其一为宋刻元修本。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常熟瞿氏曾藏宋刊本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双鱼尾，卷末有“皇祐三年（1051年）刊于临安”牌记。此本后归陆心源皕宋楼，光绪年间随船东渡，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陆氏《仪顾堂题跋》曾校其异文，指出“宋本‘朱友谦’作‘朱友恭’，与《新五代史》合；明本误作‘友谦’，盖避明讳而改”，此条足证宋本之珍贵。

其二为明汲古阁本。毛晋据残宋本重刊，收入《津逮秘书》，然脱漏甚多。如卷四“王建称帝”条，宋本原有“建遣使求封于唐，昭宗不许”十二字，汲古阁本尽删，致使上下文意不贯。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所收，即据汲古阁本抄录，故《四库总目》讥其“所记多传闻失实”，实未睹宋本之过也。

至若清光绪间《十万卷楼丛书》本，乃陆心源据宋本校勘，补正明本讹误逾百处。如卷二“敬翔作《大梁新定刑书》”条，明本误“刑书”为“刑律”，陆氏据宋本及《册府元龟》卷六一二正之，并附考云：“《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开平三年敕，正作‘刑书’，陶氏所记与薛史合。”此例可见版本校勘对史料考订之关键作用。

二、内容真伪辨析：以“张承业谏庄宗”为例

陶岳自序谓“补薛史之阙，凡所闻见，皆得其实”，然细核其书，实有真伪杂糅之处。试举卷三“张承业谏庄宗”条析之：

陶记庄宗欲取张承业私库钱，承业拒曰：“臣受先王遗命，保此库钱，以助军需。大王若欲取用，请先斩臣首。”庄宗怒，命斩承业，太后闻之，急召庄宗。此段情节生动，然考之《新五代史》卷三八《张承业传》，则云：“庄宗尝从承业饮，酒酣，指承业曰：‘吾欲取公库钱，以赐伶人。’承业固辞，庄宗怒，顾左右取剑。承业引颈待之。太后闻，使人召庄宗。”两相对照，陶书将“赐伶人”改为“助军需”，将“引颈待剑”改为“请斩臣首”，语言戏剧性大增，然失却史家实录精神。

更可疑者，陶记太后“闻之急召”，而《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条载：“太后闻之，使中使谕庄宗曰：‘张承业乃吾家忠臣，汝若杀之，吾亦不食。’”陶书省略此节，反增“急召”细节。考《册府元龟》卷三一四《宰辅部·谏诤》引《庄宗实录》，亦无“急召”之语。此殆陶氏采民间传说入史，正如刘知几《史通·采撰》所讥：“或采彼流言，不加刊定；或传诸委巷，便为实录。”

然陶书亦非全不可信。同卷“王彦章画像”条，记彦章被擒后，庄宗令画工绘其像，彦章瞋目曰：“吾岂为汝画耶？”此事不见于新旧《五代史》，然欧阳修《王彦章画像记》云：“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而彦章之节，独见于中州。”陶氏所记，或即欧阳修所见民间传本。此类细节，恰可补正史之阙。

三、文体流变：从“史补”到明清笔记的范式转移

陶岳此书，实开宋代“史补”文体之先河。其体例仿刘向《说苑》，分门别类，每事立题，如“梁太祖梦”“唐庄宗好猎”等。然较之刘向，陶氏更注重“补史”功能，故每则末常附考语，如卷五“王溥父事”条末云：“此事《薛史》不载，余闻于溥之孙王克明。”此等口述来源标注，已具今日口述史学之雏形。

此文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周密《齐东野语》，皆沿其体例。降至明代，焦竑《玉堂丛语》专记明初人物，其“补史”意图与陶岳一脉相承。然明清笔记渐趋琐碎，如王士禛《池北偶谈》多记神怪，已失“史补”补阙正史之旨。此中关键，在于宋代士人“以史为鉴”的自觉意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序云：“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予为此书，亦欲以明善恶、正褒贬。”陶岳虽未达此境界，然其“补阙”动机，实与欧公同源。

尤可注意者，陶书对《资治通鉴》编纂之影响。司马光修《通鉴》五代部分，参用陶书凡十七处。如卷四“蜀主王衍荒淫”条，记衍以“醉妆”令宫人傅粉，司马光采入《通鉴》卷二七三，并注云：“出陶岳《五代史补》。”此例证明，即令正史编纂者，亦不能忽视此类“野史”之价值。

四、交叉验证：碑刻与口述的双重证据

陶岳自称“得于碑碣、耆旧者十之五六”。今考其书，确有可与其时碑刻互证者。如卷一“朱温弑昭宗”条，记温遣蒋玄晖弑君后，伪称“内乱”，陶氏引“洛阳《唐昭宗哀册》文”为证。此哀册今已不存，然《金石萃编》卷一一九录有《唐故内枢密使蒋玄晖墓志》，志文云：“昭宗晏驾，玄晖奉遗诏辅立辉王。”与陶书所谓“玄晖弑君”正相矛盾。然墓志多讳饰，陶氏采民间流传之哀册，反近事实。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六论此事云：“陶岳所记，多得于故老传闻，虽不无失实，然较之墓志谀墓之文，犹为可信。”

又如卷三“郭崇韬谏伐蜀”条，记崇韬以“蜀道险远”谏止庄宗，且云“臣闻蜀主王衍，荒淫无道，然其地险民附，未可轻图”。此段不见于《旧五代史·郭崇韬传》，然敦煌遗书P.3718号《王衍实录》残卷载：“同光二年，唐主遣使来聘，欲议伐蜀。蜀主召群臣议，咸谓唐兵虽强，然山川阻绝，不足为虑。”两相对照，陶书所言“地险民附”，正与蜀人自恃地势之心态吻合。此例可见，陶氏虽未亲至蜀地，然其采访所得，竟与敦煌文书暗合。

五、余论：“史补”文体的史料价值边界

陶岳此书，其价值不在“补正史之阙”，而在展现宋代士人如何建构历史记忆。如卷二“冯道《长乐老自叙》”条，陶氏记道自诩“历事四朝，未尝一日失节”，且附论云：“其言虽若自嘲，实有自矜之意。”此条被欧阳修采入《新五代史·冯道传》，然欧公删去“自矜”二字，反增“无耻”之评。此中差异，正见陶、欧二人史观之别：陶氏尚能保持客观，欧公则已带褒贬。

然陶书之弊，亦在此处。其记唐庄宗“好俳优，自傅粉墨”，本于《北梦琐言》，然陶氏增“与伶人共舞”细节，遂使庄宗形象从“荒淫”转为“荒唐”。此等叙事策略，实开后世“演义”笔法之先河。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云：“史家之文，本于实事；小说之文，本于传闻。”陶岳之书，正处二者之间。今日治史者，当明辨其“传闻”与“实事”之界。

至于“史补”文体对明清笔记的影响，余意以为，陶岳之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以野补正”的学术范式。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清代赵翼《檐曝杂记》，皆承此绪。然明清笔记渐趋琐屑，如《万历野获编》记“张居正夺情”，竟引“京师童谣”为证，已失陶氏“碑碣耆旧”之严谨。此中得失，值得今人深思。

以上乃涵虚子一孔之见，引证或有疏漏，论断或涉偏颇，望诸君不吝赐教。昔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吾辈治学，正宜于信与疑之间求其真。陶岳之书，虽非完璧，然其存古之功，岂可轻忽？《五代史补》之价值，正在于其“补”字：补正史之阙，补文献之遗，补后人记忆之空白。若能在交叉验证中善用其书，则于五代史研究，不无小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