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_宣和书谱-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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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admin兄辛苦上传《宣和书谱》全文，此等功德，实乃我等书道同好之幸。方才细览诸君高论，有从笔法源流考辨者，有从鉴藏真伪析疑者，皆见功力。然涵虚子读罢，忽觉有一暗流潜藏于字里行间，似未为诸君道破——此书“佚名”二字背后，恐非仅是文献学上的缺憾，更是一道通向北宋政教核心的暗门。

《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并称双璧，然画谱明标“御制”，书谱却独留“佚名”，此中蹊跷，不可不察。考《宋史·徽宗本纪》，政和年间“置书、画、算三学”，取士之法竟以“书艺”与“经义”并列，此乃历代罕有之创举。然徽宗之崇艺，非徒为风雅，实乃欲以“艺”统“道”，将文化正统之解释权收归内府。正如《宣和画谱·叙》所言：“画者，文之极也。”此语看似推重丹青，实则暗含“文以载道”之政治修辞——谁掌控了“文”之极处，谁便掌握了天命所归。

然书谱之“佚名”，却在此严密的文化权力网络中撕开一道裂隙。试想：若书谱果为徽宗御撰，何不效画谱之例明署“御制”？若为臣工代笔，又何以不署蔡京、梁师成等佞幸之名？此中矛盾，恰似《宣和书谱》卷首所录历代帝王书迹，独缺本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盖因徽宗以“天下一人”自居，其瘦金体书风已臻极境，若亲撰书谱，则品评古今时难免自赞，反失帝王体统；若假手臣工，则蔡京辈虽善谀，其书论终不及米芾之精微。于是“佚名”便成最得体之遮掩：既显谦抑之德，又收权威之实。

再观《宣和书谱》与米芾《书史》之暗战。米元章以“颠”闻名，其《书史》多记秘阁见闻，于内府收藏每有微词，如讥唐摹《兰亭》“殊无一点一画似右军”，又讽秘阁所藏《女史箴图》“非顾虎头真迹”。此等私人书论，实与官修《宣和书谱》形成微妙张力——官书重“正统”，必以二王为宗，连颜真卿皆因“忠义”得以入谱；私著重“真赏”，米芾竟敢评《淳化阁帖》“褊短无精神”。这种张力在《宣和书谱·草书叙论》中尤为明显：官书力贬张旭、怀素“狂怪”，称其“失规矩准绳”；而米芾《海岳名言》却赞怀素“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两相比照，官修之保守与私著之放逸，恰似庙堂与江湖之对峙。

更有趣者，是《宣和书谱》对当代书家的选择性沉默。彼时苏、黄、米、蔡并称，然书中仅录蔡京、蔡卞兄弟，于苏轼则仅以“苏舜钦”一笔带过，黄庭坚、米芾竟不入谱。此非疏漏，实为政治清算之延伸——崇宁二年诏毁苏、黄文集，书谱之编纂正处党禁最烈时。然米芾《书史》却大书特书：“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震恐。”两相对读，官修之“佚名”竟成政治高压的活化石，而私人著述反成历史真相的避难所。

涵虚子由此想到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一桩公案。欧公跋《唐孔子庙堂碑》云：“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此语本叹本朝书法不振，然若移评《宣和书谱》之编纂困境，亦颇贴切——徽宗欲以官修重振书道，却因党争之忌、权术之私，反令书谱沦为政治工具。更可叹者，靖康之变后，宣和内府收藏尽数北掠，《宣和书谱》所载法书多成绝响，此书竟成一部“纸上陵墓”。此等历史吊诡，恰如《宣和书谱》卷末所录李煜书评：“后世当以余言为龟鉴。”然龟鉴何在？不过供后人凭吊而已。

吾辈今日重读此书，当跳出“佚名”之惑，看到其背后三重张力：皇权与艺统的共谋，官修与私著的角力，盛世收藏与末世劫毁的辩证。若仅以文献视之，则辜负了这部书谱的血泪史。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叹“名画之迹，不可不鉴”，涵虚子今亦叹：官修之书，不可不疑。诸君以为然否？

（草草不恭，伏惟雅鉴。涵虚子顿首）二、再论《宣和书谱》的编纂旨趣：帝王意志与士人审美的双重变奏

承接上文对作者归属的考辨，此处不妨跳出“作者是谁”的史料纠葛，转而审视这部书谱的编纂逻辑本身。窃以为，《宣和书谱》绝非单纯的书法目录，其背后交织着徽宗朝“以艺驭政”的帝王心术与士大夫阶层“崇古尚雅”的文化理想，这双重力量的碰撞，恰是解读其学术价值的关键。

首先，从帝王意志层面看，徽宗敕撰此书，实有“正名”与“立统”的双重诉求。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虽重文治，但书法领域长期笼罩在五代战乱后的“法度失序”中。至徽宗时，他本人作为艺术造诣极高的帝王，自然不甘于书坛的“无主”状态。《宣和书谱》以“宣和”年号冠名，便是将皇室收藏与书法史评判权收归内府。书中将历代书家纳入“正统谱系”，如开篇列“历代诸帝”书迹，首推唐太宗、唐玄宗，再及宋初诸帝，实则是以“天子书迹”为书法史立法——帝王不仅掌握政权，更应成为书法艺术的最高裁判者。这种“书法即王权”的隐喻，在宋代文献中并非孤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曾命王著编《淳化阁帖》，目的之一便是“使天下知书统在朝廷”。徽宗《宣和书谱》较之《淳化阁帖》更为系统，其“正名”意图更显：书中对五代“乱臣贼子”如杨凝式等人虽收其作，却多贬其“狂怪”，正是以道德伦理约束艺术评价的明证。

然而，若仅视其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则低估了此书的学术厚度。细读文本，可发现编纂者——无论最终执笔者为蔡京、蔡卞还是其他馆阁学士——在具体论述中，往往流露出士人阶层特有的“崇古”审美与“格物”精神。例如，书中对晋人书风的推崇，远甚于对唐代法度的标榜。论王羲之则云“其笔迹遒媚，如云行水流，初无定质”，论王献之则赞其“逸气纵横，若天马行空”。这种重“韵”轻“法”的倾向，实与宋代士大夫“尚意”书风一脉相承。苏轼尝言“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亦倡“韵胜”，《宣和书谱》虽为官修，却未完全沦为“法度”的辩护者，反而在不少条目中暗合了士人书学的精神内核。如评颜真卿时，虽肯定其“刚毅之气”，却更强调其“忠义发乎笔端”，这已不是单纯的技术评判，而是以“人”的品格来阐释“书”的境界，恰是宋代文人“书如其人”观念的制度化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双重性在具体分类中亦有体现。书中将书体分为篆、隶、楷、行、草、八分等，看似沿袭唐《书断》之旧例，但细察其排序与评语，可发现编纂者有意将“行草”置于“楷法”之上。如卷五专论行书，首列王羲之，且评语篇幅远超楷书卷中欧阳询、颜真卿等大家。这种“重行轻楷”的倾向，与当时馆阁体“趋时贵书”的实用风气形成微妙反差。究其原因，或可归因于编纂者群体中士大夫的“隐微反抗”——他们借书谱的官方权威，暗中抬举了更富个性表达的行草书，为“尚意”书风留下了体制内的生存空间。

综上，《宣和书谱》的学术价值，恰在于它既是帝王“正书统”的器物，又是士人“尚意韵”的宣言。这种双重性，使其成为理解宋代书法史从“法”到“意”转型的枢纽文献。若仅以“官修目录”视之，则失其深意。后世学者在引用此书时，不妨多一分警惕：它所记载的不仅是书迹的真伪与优劣，更是徽宗朝权力与审美的复杂博弈。这种博弈的痕迹，或许比书中的任何一条评语都更具历史启示——它提醒我们，任何艺术史书写，都无法脱离其生成语境中的政治与精神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