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_六朝文絜-清-许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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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虚子拜读楼主所发《六朝文絜》一帖，深佩许梿先生选文之精审。然窃以为，“絜”字本义，乃以绳墨度量、清浊分判之意，许氏以此名书，实有深意存焉。今不揣浅陋，试以管见就正于方家，望楼主及诸位同好赐教。

《说文解字》云：“絜，麻一专也。从糸，㓞声。”段玉裁注曰：“引申为凡束之偁。”然《尚书·舜典》有“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孔安国传谓“絜，度也”。许梿取“絜”字，实以绳墨自任，欲于六朝骈文之纷繁中，择其清正者而存之。观其自序云：“六朝文絜，絜者，取清浊分判之义也。”此与《文心雕龙·熔裁》所谓“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正相呼应。

然许氏选文之去取，实暗含清代骈文复古运动中之隐微分野。李兆洛《骈体文钞》以汉魏为宗，其序曰：“骈体者，古文之变体也。”故其选文上溯贾谊、司马相如，下逮徐陵、庾信，尤重气格高古者。而许梿《六朝文絜》专取六朝，且以“絜”字标榜，其意在于“宗六朝”而“别裁伪体”。此中分野，正与《论语·子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相类，实清代骈文理论之重大关捩。

细察许梿对庾信、徐陵作品之去取，尤见其折衷立场。庾信《哀江南赋》乃六朝骈文之冠冕，许氏固然收录，然其于《小园赋》《枯树赋》等篇，反取《哀江南赋》之节选，而不录全篇。此中取舍，实含深意。盖《哀江南赋》虽悲壮慷慨，然其用典繁密，辞藻秾丽，近于南朝宫体之余风。许氏取此而舍彼，正合《文心雕龙·序志》所谓“剖情析采，笼圈条贯”之旨。至于徐陵《玉台新咏序》，许氏竟未收录，此尤可玩味。徐文绮靡之甚，虽《文心雕龙·情采》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然许氏恐其流于浮艳，故削而不取。

窃以为，许梿此举，实欲调和“骈文正宗”与“古文统绪”之矛盾。清代骈文复古运动中，桐城派古文家以“义法”自矜，方苞《古文约选序》云：“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而骈文家如阮元则倡“文笔之辨”，其《文言说》谓：“然则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许梿身处其间，既不满于古文家之拘泥，又恐骈文流于俳优，故以“絜”字为绳，取六朝之清刚者，弃其靡丽者。此正与《庄子·天下》所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相合，盖欲存古人之真精神也。

更以《七返丹砂诀》参证，其言“以阳守阴，借位而居”“以阴返阳，还归本性”，此道家炼丹之说，然与文论相通。骈文之体，犹“阳”也；古文之体，犹“阴”也。许梿取六朝骈文之“阳”，而欲返其“阴”之本色，正合“七返”之义。然其“絜”字之用，又似丹家之“立制唯火，蠣粉唯腻”，务使“上下腾曜，赫然有文”，而后“形体销化，乃变灵真”。此中奥义，非深于道者不能知。

然涵虚子亦有惑焉：许氏既以“絜”自许，何以于《文心雕龙》之“通变”观止字不提？刘勰论骈文，主“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许氏选文，是否偏于“宗经”而略于“通变”？又，《六朝文絜》所选庾信《小园赋》有“鸟多闲暇，花随四时”之句，其清丽可喜，然较之《哀江南赋》之沉郁顿挫，似失之纤巧。许氏取舍之间，是否暗合清代“性灵派”之旨？此二疑，望楼主及诸位同好赐教。

总而言之，许梿《六朝文絜》之“絜”字，实含清浊分判、绳墨自任之意。其选文去取，既调和“宗六朝”与“宗汉魏”之纷争，又试图在骈文与古文之间寻一折衷之道。虽未必尽善，然其苦心孤诣，正可视为清代骈文理论发展之缩影。涵虚子不敏，敢以管窥之见，就正于大雅。伏惟楼主及诸君明教。## 二、经典背后的话语权力与时代回声

在继续探索《六朝文絜》的深层意蕴时，我们或许可以暂时放下“经典化”的宏大叙事，转而追问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避的问题：许梿为何要编选这样一部骈文选集？编选行为本身，是否已然暗含了某种话语权力的运作？

细读许梿自序，其中有一段话耐人寻味：“六朝之文，譬犹春兰秋菊，各擅其芳；骈四俪六，自成其格。”表面上是赞美六朝骈文的独特之美，但若结合许梿所处的时代背景——清代中后期，考据学风靡，古文派与骈文派之争愈演愈烈——这段话便有了别样的意味。许梿实际上是借编选之举，为骈文争取“正统”地位。正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所言，文学经典的建构从来不只是审美选择，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争夺与确认。许梿的《六朝文絜》，恰是在古文强势的话语场域中，为骈文开辟出一方天地。

这种话语权力的运作，在许梿的注释中尤为明显。以他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评注为例：“其词藻之华美，如天孙织锦；其声韵之铿锵，若钧天广乐。”许梿刻意将六朝骈文与“天”“钧天”等神圣意象相连，暗含了一种“天理秩序”的隐喻。这让我想起南宋朱熹对《诗经》的解读——表面上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实则是在为理学体系寻求文本支撑。许梿的注释策略，何尝不是类似的话语建构？他通过赋予骈文以“天理”色彩，试图将其从“雕虫小技”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提升至“经国之大业”的高度。

更有趣的是，许梿在选文中对“女性书写”的刻意收编。他选录了徐陵《玉台新咏序》、江淹《恨赋》等作品，其中不乏对女性情感与命运的细致描摹。然而，许梿的注释却往往将这种情感升华为“君臣大义”或“忠贞之志”。这种“转喻式阅读”，实则是一种文化权力的规训——将原本可能逸出正统话语的女性声音，重新纳入男性中心的伦理框架。这不禁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洞见：任何经典的建构，都难以摆脱其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与权力结构的制约。

许梿的编选策略，还体现在他对“声律”的刻意强调。他在《凡例》中明确提出：“骈文之妙，首在声韵；声韵不和，虽美弗取。”这种对形式美学的极端推崇，表面上是艺术追求，实则暗含着对“古文派”以“道统”为尊的反拨。正如清代学者阮元在《文韵说》中力主“文必有韵”，许梿的“声律标准”本质上是在为骈文寻找一个不可辩驳的“科学性”依据——声韵之美，是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而非人为的雕琢。这种“以规律对抗道统”的策略，在清代中后期的文学论争中，无疑是一记有力的反击。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许梿的编选行为本身，是否也反映出一种“焦虑”——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作为一位身处方苞、姚鼐等古文大家话语笼罩下的文人，许梿通过编选《六朝文絜》，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及同好者寻找一个“精神家园”。这种“文化寻根”的情结，在近代以来不断重演：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对“境界”的追索，到陈寅恪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无不是知识精英在文化转型期的一种身份认同挣扎。

回到《六朝文絜》，许梿的编选标准或许并非如表面那般纯粹。当我们剥开“经典化”的外衣，看到的是一幅更为复杂的文化图景：有话语权力的博弈，有时代焦虑的投射，也有知识精英在文化转型中的身份重铸。这或许才是《六朝文絜》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它不仅是一本骈文选本，更是清代中叶文人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