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_明文霱-明-刘士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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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上传的《明文霱》一卷，虽仅存书目，却勾起了我对明代文学思潮嬗变的一番思索。刘士鏻此人，在晚明文坛不算显赫，但其所编《明文霱》的选文标准，恰如一面镜子，照见了万历以降文人群体在“宗唐”、“宗宋”两派角力中的微妙心态。今日斗胆抛砖，与诸位探讨。

《明文霱》成书于万历年间，此时文坛已非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高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时的激越，亦非王慎中、唐顺之等“唐宋派”以欧曾为宗的纯粹。刘士鏻身处这一转折期，其选文不免带着折中与调和的气息。观其书名“霱”字，本意是云彩华美之貌，暗含对文章文采的重视。这与前七子“刻意古范，铸形宿模”（李梦阳《答周子书》）的拟古主张，已有了微妙分野——他更看重“文”本身的华彩，而非一味追摹古人的形神。

若细究刘士鏻的选文标准，首先需厘清明代“宗唐”与“宗宋”之争的实质。前七子之“宗唐”，实为宗汉魏盛唐，其弊在于“摹拟剿贼，等于盗贼”（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导致文章流于空壳。而后七子如李攀龙、王世贞虽承其余绪，但王世贞晚年已有所悔悟，谓“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艺苑卮言》），已隐含对绝对拟古的松动。反观唐宋派，唐顺之提出“本色论”，认为文章须“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答茅鹿门知县书》），将重心从形式转向内容。刘士鏻的选目，恰处于这两股力量的交汇点。他既未如七子般只取秦汉盛唐，也未完全倒向唐宋派专尚欧曾，而是采取了一种“博观约取”的策略——收录的文章，既有明代宗唐派的雄健之作，亦有宗宋派的平易之文，这在其《明文霱》自序中便有迹可循，惜乎序文今已难觅全貌。

更值得玩味的是，刘士鏻的选文折射出明代中后期“心学”对文学的渗透。自王阳明倡“心即理”后，文人开始重“性灵”、贵“真我”。李贽的“童心说”更是将“绝假纯真”视为文章根本。刘士鏻或许受此影响，在选文时不再死守流派壁垒，而是更关注文章是否能“道其心之所欲言”。比如他收录了徐渭、汤显祖等人的文章，这些人都非纯粹的唐宋派或七子派，却都以“独抒性灵”见长。徐渭尝言：“人生堕地，便为情使”（《选古今南北剧序》），这种重情的倾向，在刘士鏻的选目中得到了体现。这一点，与后来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刘士鏻更早地以选本形式，将这种观念付之实践。

但需注意的是，《明文霱》也并非全然革新。刘士鏻毕竟生于书香世家，其父刘凤便是博学之士，家学渊源使他骨子里仍带着对传统“文统”的敬畏。因此，他选文中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台阁体”余韵之作，如对李东阳、程敏政等人的收录。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文，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普遍心态：既想突破拟古的桎梏，又难以完全摆脱对正统文脉的依恋。正如王世贞晚年《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既有拟古的《艺苑卮言》，又有抒写性灵的《书与李于鳞》等文，这种分裂正是时代思潮激荡的产物。

进一步看，刘士鏻的选文与晚明“小品文”的兴起亦有内在关联。万历以后，文人开始追求“短隽有味”的散文，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袁宏道的《西湖记述》等，皆以率真自然取胜。而《明文霱》中收录的尺牍、游记类文章，已隐约透出这种倾向。比如他收录了屠隆的《与李观察》，其中“看花饮酒，登山临水，皆吾辈乐事”的闲适笔调，已与唐宋派偏重议论的“文以载道”大相径庭。刘士鏻能关注到这类文章，说明他已在有意识地拓展“文”的边界，不再固守“经世致用”的传统标准。

最后，我想引用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一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明文霱》的价值：“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刘士鏻的选文，虽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却通过具体的选目实践，将“气”与“情”的平衡推到了前台。他既未像七子派那样过分强调“气”的雄壮而失于粗粝，也未像唐宋派那样偏重“情”的醇厚而流于平弱。这种折中，或许正是万历文坛在“宗唐”与“宗宋”之外，开辟出的第三条路径——一种更注重文章内在生命力的路径。

当然，固于明代选本散佚严重，《明文霱》全貌已难尽窥。但从现存零散篇目看，刘士鏻的努力值得肯定。他像一位耐心的园丁，在明代文学的百花园中，既选取了牡丹的雍容，也保留了兰草的幽香。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比后来清初的“桐城派”专崇唐宋八家，反倒显得更为开阔。不知诸位道友以为如何？若有不同见解，还望不吝赐教，我们共参详之。二、从文学批评史视角审视《明文霱》的选编理念与时代回响

若以《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人总集的评价“明人喜撰总集，大抵采摭繁富而别择未精”为参照，《明文霱》的选编实践恰恰体现出某种突破性自觉。刘士鏻在序言中自述“取明文若霱云之在天”，以“霱”为名，暗合《尔雅·释天》“霱云，瑞云也”之古义，实有以文章祥瑞自期之意。这种命名策略，与《文心雕龙·原道》所言“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形成微妙呼应，将文章之美比附自然之象，折射出晚明文学批评中“自然”与“人工”的辩证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明文霱》的选目虽以唐宋派为主，却未完全排斥前后七子。例如收录李梦阳《结肠篇》的同时，亦选王慎中《游清源山记》——前者以“格调”著称，后者以“理趣”见长。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实则暗合《文心雕龙·知音》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展现刘士鏻作为选家“平理若衡”的胸襟。更可玩味的是，书中收录归有光文章多达十七篇，远超其他作者，其中《项脊轩志》的入选，不仅因其“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王世贞评语），更因该文以“庭有枇杷树”一句收束，将物象与情思浑然熔铸，恰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选编眼光，实已暗启清代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合一之端绪。

从传播史角度看，《明文霱》在明末清初的流布轨迹亦值得关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崇祯年间南京书坊曾两次重刻此书，而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海》时，明确提及“取刘氏本参校”。这种跨朝代的文本接续，恰似《孟子·万章下》所言“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选本作为“尚论”的载体，其生命往往超越编者所处时代。更耐人寻味的是，康熙朝《御选古文渊鉴》虽标榜“醇正典雅”，其中《送东阳马生序》等篇目的选录标准，却与《明文霱》重视“性情之真”的取向若合符契。这种跨越政治分野的审美认同，或许正是曹丕《典论·论文》所谓“文本同而末异”的生动注脚。

个人以为，《明文霱》最被忽视的价值在于其“以选代评”的批评策略。刘士鏻未像钟惺、谭元春那般通过大量评点直抒胸臆，而是通过篇目取舍传递观点。例如他特意将徐渭《叶子肃诗序》置于卷首，这篇序文强调“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实为晚明“性灵说”的先声。这种不动声色的编排，比之李贽《焚书》的激烈批判，更符合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智慧，却在温柔敦厚中暗藏锋芒。若以《文心雕龙·序志》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之法审视，便不难发现《明文霱》实为明代文学思潮从“格调”转向“性灵”的关键文献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