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_谈龙录-清-赵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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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您分享的《谈龙录》资料，真是勾起了我不少思绪。赵执信这部诗话，在清代诗坛上虽不如《原诗》《渔洋诗话》那般声名显赫，却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锋芒与深度。尤其是他借“谈龙”之名，实则探讨诗歌创作中“神龙见首不见尾”与“全龙毕现”之间的辩证关系，这让我联想到《周易》中“见群龙无首，吉”的深意，也想起《道德经》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玄妙。赵执信与王士禛的论争，表面上看是“神韵”与“性灵”的技法之争，骨子里却触及了艺术创作中“显与隐”“虚与实”“有法与无法”这些千古难题。

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有一个核心观点，他认为诗歌应当如龙之全体，首尾鳞爪皆可窥见，而非如王士禛所推崇的“神韵”那样，只求一二鳞爪，令人想见其全。他引用了洪昇的话：“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然后自己补充道：“然其首尾爪角鳞鬣，皆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使人不可捉摸。”这个“若隐若现”四个字，恰恰是理解赵执信诗学思想的关键。他不是要否定含蓄蕴藉，而是反对将含蓄变成故弄玄虚。这让我想起《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故事：“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诗歌的妙处，恰恰在于这种“口不能言”却又能被感知的微妙平衡。

从儒释道三教的角度来观照，赵执信的主张其实暗合了“中庸”之道。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诗歌的“质”是内容情感，“文”是形式技巧，二者不可偏废。王士禛过于追求“文”的飘逸，有时难免流于空灵无物；而赵执信强调“质”的充实，又可能陷入质实板滞。但赵执信高明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反对神韵，而是要求在“全龙”的基础上追求“若隐若现”，这就像《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诗歌要达到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非僵化的标准。

我特别注意到赵执信对“诗之中须有人在”的强调。他说：“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须有事在。”这其实触及了诗歌创作的主体性问题。一个人如果内心空乏，即使辞藻再华美，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让我想起《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的好诗，不是靠技巧堆砌出来的，而是作者生命体验的自然流露。赵执信批评当时一些诗人“假唐人之衣冠”，正是看到了这种“无我”的弊病。就像《庄子·齐物论》说的：“吾丧我”，真正的“无我”是放下执着，而非失去自我。那些模仿前人而丧失自我的人，恰恰是“丧”了真正的“我”。

说到“诗外有事”，这又牵扯到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赵执信认为诗歌不能脱离现实，这与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一脉相承。《诗经》中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是“诗外有事”的典范。但赵执信并非要诗歌变成政治宣传，而是强调诗人应当有真实的生命体验。这让我想到《周易·系辞》中的一句话：“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诗歌的创作，也需要这种“感而遂通”的功夫——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感而发，自然成文。

赵执信与王士禛的论争，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就是关于“典”的使用。王士禛喜欢用典，追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赵执信则主张用典要自然，不能为了用典而用典。这让我想起《庄子·外物》中的“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用典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传达“意”。如果读者只看到一堆典故，却感受不到诗人的情感，那就成了“买椟还珠”。赵执信批评当时一些人“以堆垛为博”，正是看到了这种舍本逐末的弊病。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谈龙录》的价值不仅在于诗学讨论，更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平衡“规矩”与“自然”。赵执信说：“神龙变化，固无定体，然其首尾爪角鳞鬣，皆有一定之位置。”这句话看似矛盾，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就像书法中的“永字八法”，看似是固定的规矩，但真正的高手却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让我想起《周易·系辞》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规矩不是束缚，而是变化的起点。赵执信反对的是那些只知规矩而不知变化的人，也反对那些只讲变化而不要规矩的人。

我最近在读一些关于禅宗的诗论，发现赵执信的观点与禅宗“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又不完全否定文字的作用，而是主张“借指见月”。诗歌也是如此，文字只是“指”，真正的“月”是诗意本身。赵执信强调“全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只盯着“指”，而忘了“月”；也不要因为追求“月”，就完全否定“指”的作用。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所在。

联想到当下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有些诗人过于追求晦涩难懂，以为这就是“含蓄”；有些诗人又过于直白浅露，失去了诗的韵味。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提出的“若隐若现”的平衡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就像《道德经》说的：“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诗歌既要“知其白”——明白自己要表达什么，又要“守其黑”——懂得留白和隐晦。这种“黑”与“白”的辩证，恰恰是诗歌魅力的来源。

最后，我想用《庄子·逍遥游》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回复：“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赵执信之所以能写出《谈龙录》，正是因为他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我们今天读《谈龙录》，也不应只停留在技法层面，更要体会他那种“诗外有事”的创作态度。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诗之中须有人在”的含义，才能写出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这或许就是赵执信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承蒙厚爱，愿再续前缘。上一回我们谈及《谈龙录》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意象，以及赵执信对王士禛“神韵说”的质疑，今次不妨换个角度，从“全”与“不全”的辩证关系切入，再探这诗话的深意。

《谈龙录》开篇即以龙喻诗，赵执信借洪昇之口，提出“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这看似是对“全”的执着。然而，王士禛的“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却指向“不全”之妙。这让我想起《庄子·齐物论》中“大鹏之九万里，其翼若垂天之云”，大鹏虽大，其神却在“抟扶摇而上”那一瞬，而非全貌。庄周言“吾丧我”，是忘形骸之全，得精神之真。赵执信所追求的“全”，莫非是执着于形骸之全，而忽略了神韵之真？他引《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至“九五，飞龙在天”，龙的变化在于“时乘六龙以御天”，而非固定形态。诗之妙，亦在于“时”——随境而生，随感而发，何必强求首尾俱在？

再观历史，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含蓄”一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恰是“不全”之极致。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亦强调诗之妙在“透澈玲珑，不可凑泊”。赵执信虽以“全”为标榜，然其《谈龙录》中亦不废“言外之意”。他批评王士禛“诗中无人”，却未否定“神韵”本身。这让我想起禅宗公案中，有人问赵州和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曰：“庭前柏树子。”看似答非所问，实则“一即一切”，柏树子中见全机。诗之“不全”，正是留白让人自悟，如《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若执意求全，反失其真。

赵执信与王士禛之争，实是儒家“文以载道”与道家“得意忘言”的张力。赵执信出身儒学世家，其舅父冯班乃虞山诗派领袖，强调诗须“有物”，即内容充实、脉络清晰。他批评王士禛“诗中无人”，是担忧诗沦为空洞的技巧游戏。这让我想起《孟子·万章上》所言：“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执信所求的“全”，正是“志”的完整呈现，而非字句的堆砌。然而，王士禛的“神韵”，亦非无根之木。他推崇严羽“妙悟”之说，又融合司空图“味外之旨”，其诗如《秋柳》四首，表面写柳，实则暗含故国之思，读者若仅见“不全”之形，未必不能悟其“全”之神。这正如《周易·系辞》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诗之“不全”，正是“象”的妙用。

试举一例：王士禛《真州绝句》云：“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此诗仅写江村晚景，未见首尾情节，然“半江红树”四字，已令读者如见烟波浩渺、渔舟唱晚。赵执信若以“全”论，或嫌其未交代渔人归处、鲈鱼所售何人，但诗之韵味，正在这“不全”之中。反观赵执信自己的诗作，如《秋暮吟望》：“小阁高栖老一枝，闲吟了不为秋悲。寒山常带斜阳色，新月偏明落叶时。”此诗虽脉络清晰，却少了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逸气。这并非高低之分，而是取舍不同。

《谈龙录》的价值，正在于它揭示了诗学中的“两难”：求全则易板滞，尚偏则恐空疏。这让我想起《礼记·中庸》所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诗之至境，或许不在“全”与“不全”的二元对立，而在“中”——即“恰到好处”。赵执信与王士禛，一重“实”，一尚“虚”，实是阴阳相生。若以《道德经》“知其白，守其黑”观之，则“全”是白，“不全”是黑，诗家当知白守黑，方能得浑融之妙。

最后，容我以禅门一句偈作结：“千峰寒色，万壑松声，若道全，何处是缺？若道缺，何处是全？”诗之龙，本无首尾，读者所见，不过一鳞半爪。然若能因鳞爪而思云雨，因云雨而悟龙之变化，则“不全”即是“全”。赵执信与王士禛，一龙一云，相映成趣，后世学诗者，何必强分轩轾？不如静坐窗前，细读《谈龙录》，且看那龙在云中，时隐时现，自有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