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_艺舟双楫-清-包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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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提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不由得让我想起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部书时的震撼。说实话，在清代书论中，包世臣的地位确实举足轻重，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他时，往往只停留在“碑学倡导者”这个标签上，对他的思想深度和理论体系缺乏真正的理解。既然楼主贴出了这个主题，我想就自己的一些读书心得，和大家做个深入的交流。

包世臣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恰好经历了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一生困顿，却始终保持着对学问的执着追求。《艺舟双楫》这部书，名字就很有意思，“双楫”指的是文章和书法这两支船桨，在他看来，文与书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船的两支桨，缺一不可。这个比喻本身就透露出他打通文艺界限的独特视角。

我读《艺舟双楫》最深的感受是，包世臣论书，特别强调“气”的概念。他在《答熙载九问》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话乍看是在重复南齐王僧虔的观点，但细读就会发现，他实际上赋予了“神采”新的内涵。包世臣认为，神采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要通过笔法的锤炼来体现。他特别推崇邓石如的篆隶，认为邓氏“笔力千钧，气吞河岳”，这种评价背后，其实是他对“中实”笔法的推崇。

说到笔法，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提出的“中锋取劲，侧锋取妍”的观点，影响极其深远。他批评当时书坛“专尚侧媚，不求骨力”的弊病，认为这是“书道之衰”的表现。他主张学书要从篆隶入手，因为篆隶笔法最重中锋，能够培养出刚健的骨力。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或许有些偏激，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清代中期，帖学发展到了极致，董其昌、赵孟頫的书风笼罩整个书坛，导致书风日趋柔媚。包世臣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大声疾呼要“溯源于篆隶”，要“以碑破帖”。

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包世臣的碑学思想存在误读。有些人以为他完全否定帖学，其实不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多次提到二王，对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推崇备至。他说：“右军书，如凤翥鸾翔，势奇而反正。”这种评价，说明他对帖学的精髓是有深刻理解的。他反对的只是那种“徒袭其形，遗其神”的肤浅学习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包世臣的碑学主张，与其说是要推翻帖学，不如说是要纠正帖学发展中出现的偏差。

《艺舟双楫》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书道”与“人道”的统一。包世臣认为，书法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更是人格修养的外化。他在《述书》中说：“学书如学道，须从静中悟入。”这句话让我想起宋人黄庭坚说的“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包世臣显然继承了这种“书如其人”的传统观念，但他进一步将其系统化。他提出学书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求形”，即掌握基本技法；其次是“求神”，即追求神采韵味；最后是“求化”，即达到心手双畅、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层层递进的学书路径，对后世影响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包世臣在讨论书法时，常常引用兵法来作比喻。比如他说“用笔如用兵”，强调“奇正相生”。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与他早年学习兵法的经历有关。包世臣不仅是个书法理论家，还是个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对漕运、盐政、水利等问题都有深入研究。这种多元的知识背景，使得他的书论具有独特的视角。他论书，不局限于书法的内部规律，而是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

在《艺舟双楫》中，包世臣还特别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书法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学书者，必先博观古人之迹，又须亲历山川之胜，方能得其神理。”这种观点，其实是在强调书法与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他本人就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一生游历各地，遍访碑刻，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这种实证精神，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说到实证，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历代碑帖的考辨，也很有价值。他不仅关注碑刻的书法价值，还注意考证碑刻的年代、真伪、内容等。这种严谨的态度，为后来的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比如他对《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的研究，至今仍被学界引用。不过，也要看到，包世臣的考证并非全部准确，有些结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他过分推崇北碑，认为“北碑无不佳者”，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绝对了。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艺舟双楫》的意义不仅在于书法理论本身，更在于它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的一个转折。清代学术从乾嘉时期的考据学，逐渐转向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这种转变在包世臣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既重视考据，又不为考据所囿，而是试图把学问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这种学术态度，也体现在他的书论中。他论书，总是联系着时代的风气、社会的状况，而不是就书论书。

我特别想说的是，读《艺舟双楫》时，要注意区分包世臣的“理想”和“现实”。他倡导碑学，是希望恢复书法的雄强之气，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碑刻经过千百年的风化，很多已经失真，单纯模仿碑刻的斑驳效果，反而可能走向另一种形式主义。康有为后来在《广艺舟双楫》中进一步发展了包世臣的思想，但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这说明，任何一种理论，在实践中都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完善。

最后，我想谈谈《艺舟双楫》对我的启发。读这部书，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通变”的道理。包世臣能够在帖学盛行的时代，提出碑学的观点，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洞察力。但他不是简单地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书法本质的深刻理解。他告诉我们，学习传统不是为了重复传统，而是要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这种“通变”的思想，对于今天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包世臣的理论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对帖学的批评，有些地方过于苛刻；他对北碑的推崇，也带有一定的偏见。但瑕不掩瑜，《艺舟双楫》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书论著作，其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对于今天的书法爱好者来说，既要认真研读这部经典，又要保持批判的眼光，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盘否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中汲取营养，推动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说了这么多，其实也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博大精深，远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尽的。希望论坛里的同好们能够多多交流，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让这部经典在今天继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谨承前论，今试从“技法与心性相济”之角度，再探包世臣《艺舟双楫》之深意。此书非徒论书艺，实乃以舟楫为喻，言明艺术创作须有“渡人渡己”之胸怀。包氏尝言：“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此语道破天机：技法非终极，心性方为根本。

观其论书，尤重“中实”二字。世人多以“中锋”为要，然包世臣独标“中实”，谓“中实者，气满之谓也”。此见解直追东汉蔡邕《九势》中“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之旨，更与唐代张怀瓘《文字论》中“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相呼应。包氏以“气满”释“中实”，实则将技法提升至生命体验层面——笔锋所至，非徒墨痕，乃是气血运行之轨迹。昔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此“筋脉相连”四字，恰与包氏“气满”之说暗合。

更可玩味者，包世臣以“舟楫”自喻，实有深意。《周易·系辞》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包氏身处乾嘉考据学鼎盛之际，汉学重训诂考据，宋学重义理心性，两派往往水火不容。然包世臣独能融会贯通，以“艺舟”为渡，欲济学者于“技道分离”之困境。其《艺舟双楫》命名，正取“双楫”并进之意——一楫为技法，一楫为心性，二者缺一不可。此与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论异曲同工，皆强调内外兼修。

且看包世臣具体论书之语：“学书如学拳，学拳者，身法步法手法，皆须讲求，然非心与手忘，手与笔忘，不能入妙。”此论深得庄子“庖丁解牛”之旨。《庄子·养生主》言：“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包氏将书法比作拳术，正是要破除“技法至上”之执念。昔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草书，怀素观夏云奇峰而笔法大进，皆非徒学形貌，乃是“神遇”之效。包世臣谓“心与手忘”，实即“技进乎道”之境界。

又考包氏论碑帖之辨，颇见其通达处。彼时碑学初兴，帖学渐衰，学者多持门户之见。包世臣却能持平而论：“北碑南帖，各有所长。碑者，古人之骨；帖者，古人之肉。学碑不学帖，则骨立而形枯；学帖不学碑，则肉丰而骨弱。”此论与孙过庭《书谱》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精神一脉相承。更可贵者，包氏指出“学碑当求其神，学帖当求其韵”，将碑帖之争提升至审美境界层面。清代冯班《钝吟书要》云：“书有二要：一曰用笔，二曰识势。”包世臣则更进一步，提出“用笔识势之外，尤贵养气”，此“养气”二字，正是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书学中的运用。

综观包世臣书学思想，其最精妙处在于将“技”与“道”打通。世人或以为技法可孤立研习，包氏却以“舟楫”之喻点醒：技法如舟，心性如楫，无舟则不能渡水，无楫则不能定向。昔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包世臣正是以“游于艺”为渡，最终归于“志于道”。今人读《艺舟双楫》，若徒取其技法之论，未免买椟还珠；若能体会其“双楫并进”之深意，则于书道、于人生，皆可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