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_新元史-清-柯劭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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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楼主及各位道友安好。涵虚子晚学后进，拜读此帖及诸贤高论，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关于《新元史》与柯劭忞先生之学，弟素日亦略有涉猎，今不揣浅陋，试以管窥之见，就教于方家。

窃以为，讨论《新元史》，不可不先明其史源与史观。柯劭忞先生身处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旧学沉沦之际，独以一人之力，私修一代之史，其志可嘉，其功亦不可没。然其书自问世以来，学界褒贬不一，争议焦点，正在于其“新”在何处，又“旧”在何处。欲论其地位，当以《元史》《蒙兀儿史记》为镜，细察其异同得失。

一、史源之广狭：西域材料的“半开之门”

众所周知，明修《元史》仓促芜杂，最大弊病在于对元代西域史料的严重缺失。洪武二年、三年两次开局，前后仅三百三十一日，编纂者虽为宋濂、王祎等一时俊彦，然其时元廷遗藏散佚，蒙古文、回回文原始档案未能充分利用，故于西北宗藩、四大汗国、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记载之事迹，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张冠李戴。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言已慨叹：“元之制度，多出于蒙古、色目，而汉人罕有知其详者。”此诚为定论。

屠寄《蒙兀儿史记》则另辟蹊径，其最大贡献在于广泛吸收西方东方学成果。屠氏生于同治年间，得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稿，又借助多桑《蒙古史》、霍渥儿特《蒙古史》等西人著作，对《元朝秘史》的校勘与对音复原，远胜前人。其书虽未成完帙，然于成吉思汗先世、术赤、察合台、旭烈兀诸系，考订精详，几可补《元史》之半壁江山。

柯劭忞之《新元史》，其史源广度其实介于二者之间。柯氏自序明言“参酌旧史，旁搜异闻”，其所据者，除《元史》《元典章》《经世大典》残本等汉文典籍外，亦曾利用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之转述，间接吸收了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等波斯史料。然细究其书，便可发现一个关键问题：柯氏对西人汉译史料的依赖，远多于对原始非汉文文本的直接校勘。例如《新元史·太祖本纪》中关于铁木真与札木合“十三翼之战”的记载，基本沿袭《元史》旧文，未如屠寄那样，利用《史集》中关于“十三翼”蒙古部族构成的不同说法进行比对。再如，对窝阔台汗时期“长子西征”中拔都、速不台、拜答儿诸将的序列与战功，《新元史·速不台传》虽增补了若干细节，但较之《蒙兀儿史记·速不台传》据多桑书详述里加、波兰战事之精确，仍显粗疏。

此非苛责柯氏。盖因柯氏治学，根基在乾嘉考据，其于《元史》之补正，长于地理沿革、官制变迁、人物世系之钩沉，而短于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史学。他虽知《元朝秘史》重要，但将其视为“蒙文旧史”加以训诂，却未能如王国维、陈寅恪辈，从阿尔泰语言学、比较故事学角度，揭示其作为口传史诗的深层结构。故曰：柯氏于西域史料，仅开半扇门，门内风光，尚待后人。

二、史笔之新旧：考据学传统与地域观念的“无形枷锁”

《新元史》之叙事体例，表面上模仿旧史，分本纪、志、表、列传，实则暗含柯氏对清代考据学成果的整合。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刑法的诸多辨正，被柯氏以“志”的形式系统化。例如《新元史·百官志》，对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之沿革，废置年代，品级禄秩，考订之细致，远胜《元史·百官志》。此乃柯氏之功力所在。

然成也考据，败也考据。柯氏之“新”，实为“旧瓶装新酒”。他几乎完全沿袭了传统正史的春秋笔法与褒贬体系。比如，对元末红巾军起义的叙述，仍以“贼”“寇”称之，对朱元璋之崛起，亦仅以“明太祖起兵”带过，未及探讨元廷统治失序之深层社会矛盾。这种史观，较之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直书“蒙古色目之暴政，汉人南人皆怨”的批判精神，显得保守而迂阔。

更值得深思者，是柯氏叙事中不自觉流露的地域观念。柯劭忞为山东胶州人，其学术渊源可溯至山左学派的经史传统。清季胶东一带，因海运与贸易之故，对北方边疆史地素有重视，如马国翰辑佚、郝懿行训诂，皆属此流。然柯氏之视野，终未脱“中原中心”之窠臼。他对四大汗国中“钦察汗国”的叙述，重点放在其与元廷的朝贡关系，而对术赤系后王在斡罗思（俄罗斯）南部草原的独立发展，着墨甚少；对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的科技交流（如回回历法、火炮技术），亦仅作简单罗列，未能展开讨论其文明互动意义。反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虽未成完书，却已明确将蒙古帝国视为一个欧亚大陆的“超地域”帝国，其视角之宏阔，柯氏实未能及。

三、在元史研究链条中的定位：一座承上启下的“界碑”

综合上述分析，涵虚子窃以为，《新元史》在元史研究长河中，其地位恰如一座界碑——它标志着中国传统考据学对元史整理的终结，也预示着现代史学对元史研究的新起点。

从“承上”看，柯氏集钱大昕、魏源、张穆、何秋涛诸家之大成。他利用清代辑佚学成果，复原了大量《元史》漏列的碑传、墓志、方志材料。例如《新元史·儒学传》中补充的许衡、刘因、吴澄诸人的讲学活动细节，多从《元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中钩沉而出，补足明史之缺。此类工作，对后来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的撰写，提供了重要索引。

从“启下”看，柯氏之缺陷，恰为后来者指明方向。其一，他未能完成的“西域史料全面对接”工作，由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箭内亘、和田清等通过《成吉思汗实录》《蒙古史研究》加以推进；其二，他未能突破的“中原中心史观”，由法国伯希和、苏联符拉基米尔佐夫等通过“蒙古帝国史”的全球史视角加以解构；其三，他未能触及的“经济史、社会史”领域，由萧启庆、李治安等学者通过“元代社会阶层”“行省制度运行”等专题研究加以深化。

若要给《新元史》一个公允评价，弟以为当引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语：“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柯氏之“学”可谓博赡，其“才”亦堪称老练，然其“识”则囿于时代，未能彻底超越清儒的“尊王攘夷”与“华夏正统”之藩篱。然亦正因如此，此书方为后世留下了清晰的学术演进轨迹：从传统正史的修撰，到现代实证史学的建立，其间的过渡与转折，皆可从《新元史》的字里行间寻觅。

最后，以弟之浅见，评价一部史书，不可仅以“可信度”或“完整性”为唯一标准，更应视其是否开启了新的问题域。《新元史》虽未能如钱大昕所愿“成一代之良史”，但它迫使后学不得不思考：元史之“新”，究竟该“新”在何处？是材料的增量，还是范式的革命？此问题，至今仍在学术殿堂中回响。弟愿与诸君共参之。

涵虚子顿首再拜。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读涵虚子道友的精彩论述，深觉所言甚是，尤其是关于《新元史》史源广狭之辨，切中肯綮。柯劭忞先生以一己之力成此巨帙，其志可佩，然欲论其书在清代学术传承中的位置，窃以为尚需从“旧”与“新”的张力处，再作几层分梳。

涵虚子道友提到柯氏对西域材料“半开之门”的局限，此论极是。然吾人若将《新元史》置于乾嘉以降的学术谱系中观之，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柯氏之“旧”，恰恰是其“新”的根基。何以言之？盖清代学术，自钱大昕、赵翼、王鸣盛诸公开创考据传统，至嘉道间徐松、张穆、何秋涛等专攻西北舆地，再到同光之际洪钧、屠寄引入西学，实则有一条从“汉学考据”向“边疆史地”再向“世界眼光”的演进线索。柯劭忞之《新元史》，正是这一线索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承袭了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补正旧史的功夫，又吸收了徐松《西域水道记》考订地理的方法，更借道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窥见域外史料。所谓“旧”，是指其编纂体例仍守正史纪传表志的框架；所谓“新”，则在于其史源视野已突破明代《元史》的汉文文献局限。这一点，涵虚子道友其实已隐约点出，只是未及展开。

然而，若以《新元史》与屠寄《蒙兀儿史记》相较，高下立判之处，恰在于柯氏对“旧”的坚守与屠氏对“新”的拥抱之间的差异。屠寄之所以能成“千古一人”之业（柯绍忞序中语），在于他敢于打破正史体例，以“本纪”“列传”之外另立“世纪”“载记”等目，更在于他直接引用多桑、霍渥儿特之西著，甚至将《元朝秘史》的蒙古文对音与波斯文《史集》互为校勘。反观柯氏，虽在《新元史·地理志》中增补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等西北藩属的疆域沿革，但其资料来源多转引自洪钧，而非直接对勘拉施特《史集》的波斯文原典。这一点，涵虚子道友举“十三翼之战”为例，甚为精当。吾再补一例：《新元史·速不台传》载其“西征”事，仅增补“破波兰、匈牙利”寥寥数语，而屠寄《蒙兀儿史记》则据多桑书详列里格尼茨（Legnica）之战中波兰公爵亨利率军之阵型、速不台以诱敌深入之战术，乃至战后欧洲诸国的恐慌反应。两相对照，可见柯氏在细节考订上，实逊屠氏一筹。

但此处需作一持平之论：柯劭忞之《新元史》之所以能得官方认可，入列“二十五史”，屠寄之《蒙兀儿史记》却终成“私史”，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柯氏坚守了“正史体例”这一传统学术的合法性根基。清代学术，从《四库全书》的编纂到《国史馆》的运作，始终以“正统”为价值导向。柯氏身仕清廷，曾任翰林院编修，其学术底色中，自然带有浓厚的“史官文化”烙印。他修《新元史》，首要目标并非如屠寄那般追求“考古证今”的学术突破，而是要在“补旧史之缺”与“成一家之言”之间，保持与《元史》的连续性。因此，《新元史》虽增补了大量西域史料，但其叙事框架、价值判断（如对元朝正统地位的维护、对蒙古诸汗的褒贬），仍脱不出《元史》的旧轨。这一点，若能细读柯氏《新元史·自序》中“以清儒补元史之业，继往开来”一语，便可知其用心所在。

然则，柯氏之“旧”，是否全然无益于“新”？窃以为不然。清代学术的独特贡献，在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以史学济经学之穷”。乾嘉诸老之所以精研《元史》，实因元朝制度（如行省制、宣政院制、驿站制）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治理模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对《元史·百官志》的校勘，常与《元典章》《经世大典》残本互为参证，其目的正在于“通古今之变”。柯劭忞继承此一传统，在《新元史·百官志》中，不仅补入了《元史》所缺的“怯薛”制度、三公九卿之沿革，更将元代的“达鲁花赤”制与清代的“驻防将军”制暗中比对，暗含“以元史鉴清史”的深意。这一点，若非熟悉清代政治制度者，难以察觉。例如，《新元史·兵志》中论及蒙古军户“出军不纳粮税”之制，柯氏特意指出此制“与清初八旗兵制相类”，实则是在为清代的“旗民分治”寻找历史依据。这种史论结合的手法，正是乾嘉考据学“通经致用”精神的延续。

不过，若以今日学术标准衡量，《新元史》的最大问题，恐怕不在于史源的局限，而在于其对元朝“世界性”的呈现仍显不足。元朝作为横跨欧亚的帝国，其文明交融的深度与广度，远超汉唐。柯氏虽在《新元史·食货志》中增补了“斡脱（官商）”“色目商人”的经济活动，但其论述重心仍在“中原王朝”的财政框架内，对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的“海陆丝绸之路”贸易、波斯天文历法（如札马鲁丁的《万年历》）对元朝的影响，着墨甚少。相比之下，屠寄《蒙兀儿史记》在《西域列传》中，专设“波斯”“钦察”“罗姆”等目，详述蒙古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变迁，其眼界之开阔，已远超传统正史的“华夷之辨”。柯氏在这一点上的保守，或许与其“史官”身份对“正统”的执念有关——他始终不愿将元朝视为一个“世界帝国”，而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中华王朝”的延续。

最后，还需讨论《新元史》在清代学术传承中的定位问题。涵虚子道友提到柯氏对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依赖，此论极当。洪钧作为清末驻俄公使，开创了直接利用西人汉译著作研究元史的先河，其书虽未竟全功（仅成《太祖本纪》《西域列传》等数卷），却为后来的屠寄、柯绍忞开辟了新路。柯氏之贡献，在于将洪钧的“译证”成果，系统性地整合进正史体例中，使之成为可被“二十五史”体系接纳的定本。这就像一座桥梁，一端连着乾嘉的旧学，一端连着近代的新学。虽然桥身略显单薄，但若无此桥，后来的学者如陈垣、王国维、伯希和乃至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箭内亘等人的研究，便少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元史》的“承上启下”之功，不可抹杀。

至于柯氏在史源学上的局限，吾辈后世学者，自当以更严谨的学术标准加以评判。比如，柯氏对《元朝秘史》的利用，仅限于清人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而未及直接校勘蒙古文原本；对拉施特《史集》的引用，则多依赖洪钧的转述。如今，随着《史集》波斯文校勘本的出版、多桑《蒙古史》英译本的普及，以及伯希和、韩百诗等汉学家的精细考证，我们完全有能力对《新元史》中的诸多记载进行“二次考证”。但学术进步本就是一个“后出转精”的过程，我们大可不必因柯氏之“旧”而贬低其“新”，也不必因屠氏之“新”而完全否定柯氏之“旧”。两者就像同一棵大树上的两个分叉，各自伸展，共同构成了清代元史研究的完整图景。

最后，引一段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中的话，或许能为此议题作一注脚：“研究历史，不可不先有一番‘温情与敬意’。”柯劭忞先生身处世变之极，能以一人之力，成一代之史，其志可敬，其学可思。吾人今日论其得失，更当知其中所蕴含的学术传承与时代局限。至于《新元史》究竟能否与《元史》《蒙兀儿史记》鼎足而三，窃以为，关键不在其“新”与“旧”的标签，而在我们能否以更开阔的史学视野，去理解每一部史书背后那个时代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困境。诸君以为如何？玄珠子言未尽意，愿与各位道友继续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