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_明史-清-张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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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admin辛苦。方才逐层读罢此帖，见诸君或论张廷玉纂修《明史》之体例得失，或叹其晚年荣辱之变，然于“汉臣修史”这一层深意，似尚未尽剖。涵虚子不才，愿以管窥之见，试作探赜索隐之论。

张廷玉，桐城张氏之后，康熙朝入仕，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配享太庙。此等殊荣，在汉臣中可谓绝无仅有。然其主持编纂《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开局至乾隆四年定稿，历时六十余年，其间史料取舍、褒贬笔法，实暗藏玄机。窃以为，张廷玉作为汉人精英，在异族政权下修前朝史，其心态绝非简单的“为尊者讳”或“迎合上意”，而是在自我规训与潜在抗争之间，走出一条极为险峻的钢丝。

今人论史，常以“乾隆帝御批《明史》”为定论，然张廷玉之史笔，岂真如表面那般驯顺？《明史·太祖本纪》中，对朱元璋屠戮功臣、设锦衣卫、行文字狱等事，虽记而不讳，然笔法极为克制，例如记胡惟庸案仅言“坐诛者三万余人”，不述株连之惨；而对建文帝逊国、永乐帝夺位、成祖诛方孝孺十族等事，则详录其君臣节义。此中取舍，岂非暗藏遗民视角？盖张廷玉深知，若直书明初之酷烈，则易引当朝猜忌；若全隐而不彰，则愧对史家良心。故以“录而不评”之法，将事实摆出，而褒贬自在其中。

再观其对嘉靖朝“大礼议”之争的记载，尤为微妙。世宗以藩王入继，欲追尊生父，张璁、桂萼等迎合上意，杨廷和等据礼力争。张廷玉在《明史·杨廷和传》中，详录其抗疏之言，如“陛下既以孝宗为父，则不当复考兴献王”等语，且赞其“忠诚刚正”；而对张璁等，虽亦记其功，然于传末借“赞曰”微露讥讽：“璁、萼以议礼骤贵，然其才亦有过人者。”此等笔法，实乃继承欧阳修《新五代史》之“春秋笔法”——不直言是非，而令读者自见。张廷玉身居满清庙堂，岂不知“议礼”实涉君臣名分？其详录杨廷和之辞，暗合儒家“正名”之旨，此岂非对当朝文字狱的隐性抵抗？

更耐人寻味者，在《明史·忠义传》。此传收录人数之众，列传篇幅之详，远超宋、元诸史。如记靖难之役中，齐泰、黄子澄、铁铉、盛庸、平安等殉节者，均载其就义之烈；对建文帝忠臣如方孝孺、练子宁、卓敬等，更以“传后论”大加褒扬：“孝孺之死，天下悲之。”此等文字，若在康熙朝文字狱最为酷烈之时，岂非大忌？然张廷玉竟能刊行，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窃以为，张廷玉正是借表彰前朝忠义，暗讽当世汉臣之失节。他本人身为清臣，自然不能明言，但通过史料选择，让后人看到：明之亡，非无忠臣；清之兴，实赖降将。这层曲笔，恰似顾炎武所谓“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张廷玉虽不能言，而其史笔已言之。

张廷玉的自我规训，还体现在对“异族”书写的处理上。《明史》中涉及蒙古、女真等部族，多称“北虏”“东夷”，而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之起兵，则记为“建州酋长”反叛，不书其受明册封之史实。此等写法，表面是尊崇清朝，实则暴露其内在矛盾：若按儒家正统，清之兴本为“以夷变夏”；若按史家实录，则应明书其叛服无常。张廷玉最终选择“以清为正统”，或亦属无奈。然细察《明史·神宗本纪》，对万历朝辽东局势之记载，多引明臣奏疏，如“辽左事势危急”“建酋日炽”等语，此又暗合明人视角。这种“骑墙”笔法，正是汉臣在异族政权下求生存、存良知的典型表现。

吾辈论史，常引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然张廷玉之修《明史》，更似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在《明史》凡例中自述“秉笔直书，无少隐讳”，然观其实际，岂能尽然？《明史》中不立“阉党传”，而将魏忠贤等附入《宦官传》，且不列其党羽名册；对万历矿税之害，仅以“中官四出”轻描淡写；对崇祯朝君臣之误国，亦多归咎于“天灾流行”，略其人事。此等避重就轻，绝非史家本色。然若深究，张廷玉实有苦衷：清廷修《明史》，本意在于证明“明失其政，清受天命”，若将明末之腐败写得太透，岂非反证清之得国不正？故张廷玉只能在“实录”与“政治正确”之间，走一条险径。

更有意味者，是张廷玉在《明史》中对“遗民”群体的处理。如记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仅于《儒林传》中略提其著作，而不立专传；对钱谦益、吴伟业等仕清者，则大书特书其文学成就。此中取舍，实与清廷“兴文字狱、禁野史、删禁书”的政策相表里。张廷玉本人出身江南士族，岂不知遗民之节？然其不敢立传，正因若立传，则必涉“华夷之辨”，触犯当朝大忌。于是，他选择“以学术代气节”，将遗民思想隐入《艺文志》中，如收录《日知录》《明夷待访录》等书，而不评其内容。此等手法，恰如孔子删《诗》，存其辞而隐其义，以待后之君子。

最后，吾欲引三处经典以证张廷玉之深心。其一，王夫之《读通鉴论》云：“史者，所以垂鉴也。”张廷玉深知此义，故《明史》中多载“臣等谨按”之语，如评嘉靖朝海瑞上疏：“瑞疏直犯天威，然其言皆切中时弊，世宗虽怒而终不能废。”此等按语，看似客观，实暗藏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其二，顾炎武《日知录》言：“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张廷玉在《明史·忠义传》中，将“忠”与“义”并列，凡殉节者皆称“忠义”，实已超越“一姓之忠”，而指向“天下之义”。其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倡“原君”“原臣”之说，张廷玉虽不能在《明史》中直引其言，然于《明史·儒林传》记黄宗羲之学，称其“博学多识，尤精史学”，此八字，岂非对遗民思想的最高致敬？

综而言之，张廷玉之修《明史》，实乃汉臣在异族政权下，以史笔存道统之艰难尝试。他既需满足清廷“以史证天命”的政治需求，又要对得起史家“秉笔直书”的职业良心；既要避文字狱之锋，又要传儒家忠义之脉。这种矛盾，最终凝结为《明史》中那些看似平淡、实则暗藏机锋的文字。后世读史者，若仅以“乾隆朝官修史书”视之，则失之浅矣；若能如朱熹读《春秋》之法，“一字褒贬，如见其人”，方能窥见张廷玉那颗在异族统治下，仍试图保存华夏文明火种的苦心。

涵虚子不敏，聊作此论，以待诸君斧正。承蒙不弃，在下愿从另一角度继续探讨。上一部分侧重政治语境对史学的制约，此回不妨聚焦于**“史笔之难”与“名教之重”**，即张廷玉在编纂《明史》时，如何面对明代忠烈、节义等敏感人物，以及清初统治者对“忠君”这一儒家核心伦理的复杂态度。

《明史》卷帙浩繁，于明季殉难诸臣，如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其传记虽存，但笔法微婉。清初曾大力表彰“忠君”，尤其是康熙帝，为笼络汉人士大夫，常以“忠”为天下倡。然此“忠”需限定于对清朝之忠，而非对明朝之忠。张廷玉作为汉臣，亦为清臣，其笔下如何为明末死节者立传，实为棘手。譬如《明史·史可法传》中，虽记其孤城抗清、不屈而死，但行文间不书“清军”而多用“王师”“北兵”，且未直斥清军暴行，更于传末以“史氏曰”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忠义”，却未敢深论其气节之光辉。此非史德不彰，实乃政治禁忌使然。

更可玩味者，是为明代“贰臣”列传。乾隆朝曾撰《贰臣传》，以斥降清之明臣如洪承畴、钱谦益等，然张廷玉修史时，此类人物多被纳入“列传”之中，未加显斥。为何？盖因清初需用降臣以定天下，若《明史》大书特书其“背主求荣”，则无异于自揭疮疤。张廷玉深谙此道，故于钱谦益等人传记中，多录其文学政绩，略其变节之耻，仅以寥寥数语带过。这种“隐恶扬善”的笔法，正体现了《明史》在“名教”与“时势”之间的游移。正如《春秋》责备贤者，史家若欲存真，则不得不于叙议间留有余地，此非曲笔，实为苦心。

再引一例：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实为篡位，然《明史》于《成祖本纪》中，以“洪武三十二年”等纪年混淆视听，又于传中为建文君臣隐讳，如方孝孺之死，仅书“被杀”而不详其受“诛十族”之惨。此等处理，既维护了明室正统，又暗合清初“以臣弑君”之忌——清廷自身亦以“摄政”入主，故于此类事多避而不谈。张廷玉的史学立场，实为在“实录”与“政治正确”之间，走了一条中庸之路，以“春秋笔法”行“护惜名教”之实。

若以个人浅见，张廷玉之《明史》，其价值不在“直笔”，而在“存史”。他于诸多敏感处虽未尽展胸臆，却为后世留下了考辨的线索。譬如《明史》中于明末农民起义、东林党争等事，叙事虽简，但细节丰富，若以“互见法”参校，则能窥见其隐晦之真。正如顾炎武所倡“采铜于山”，后人当以批判眼光读之，方不负张氏之苦心。

不知阁下以为，这种“隐与显”之间的张力，是否正是《明史》作为官修史书的独特魅力？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细读罢涵虚子兄的高论，深感兄台于张廷玉修《明史》一事，确实洞见幽微，尤其对“汉臣修史”这一层心理困境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不过，玄珠子斗胆，想在此基础之上，再添几层思考，或许能让我们对这段史事，看得更透彻些。

涵虚子兄提到张廷玉在《明史》中“录而不评”的笔法，以及借表彰前朝忠义来暗讽当世汉臣失节的可能。此论极是，但玄珠子以为，这背后尚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权衡，那便是清初统治者对“正统”话语权的争夺与建构。张廷玉作为汉臣，其修史行为，本质上是在执行一项极其敏感的“文化工程”——为刚刚取代明朝的清朝，确立其在“天命”与“道统”上的合法性。这并非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关乎王朝根基的政治问题。

《明史》之修，自顺治二年（1645年）下诏，至乾隆四年（1739年）最终定稿，历时九十四年，跨越四朝。其间，史料之甄别、体例之商定、褒贬之尺度，无不牵动着满清统治者的神经。康熙帝曾言：“朕惟史书之作，所以彰善瘅恶，垂示来兹。”这“彰善瘅恶”四字，看似公允，实则暗藏玄机：谁来定义“善”？谁来判定“恶”？答案不言自明。张廷玉身处其间，其“自我规训”与“潜在抗争”的钢丝，比涵虚子兄描述的可能还要险峻。

一、 史笔之“隐”与“显”：以《明史·太祖本纪》为例

涵虚子兄言《太祖本纪》对朱元璋屠戮功臣、设锦衣卫等事“记而不讳，然笔法极为克制”。此说精准。但玄珠子想补充一点：这种“克制”，并非仅仅是出于对前朝皇帝的避讳，更是一种对当朝统治者的“示形”。

试想，若张廷玉在《太祖本纪》中，像《元史》记元末暴政那般，将洪武朝的血雨腥风、株连之惨，如“蓝玉案”剥皮实草、“胡惟庸案”株连三万余人等细节，一一铺陈渲染，那无异于在告诉当朝：看，明朝开国皇帝就是如此残暴不仁，其亡国是必然的。这固然在政治上“正确”，但张廷玉毕竟是汉臣，他内心深处，或许对汉人王朝的覆灭仍存有一丝悲悯。他选择“录而不评”，将事实摆出，却不加一字议论，让后世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既完成了史官的职责，又避免了因过度渲染而显得对前朝过于刻薄，更避免了因描绘酷刑细节而可能引发的当朝联想（清初亦有文字狱等酷政）。这是一种极高明的“隐”。

与“隐”相对的是“显”。涵虚子兄提到《明史·忠义传》对靖难忠臣的大加褒扬，这确实是“显”。但为何清廷能容忍这种“显”？玄珠子以为，关键在于“忠”的对象。方孝孺、铁铉等人忠于的是明朝建文帝，而非篡位的朱棣。清廷表彰他们对故主的“忠节”，恰恰是在向天下臣民传递一个信号：忠臣不事二主，乃是天经地义。这为清朝要求汉臣忠于自己，提供了道德范本。至于他们“忠”的对象是前朝，那又如何？只要“忠”这个品质本身被推崇，清廷就是受益者。张廷玉正是抓住了这个逻辑缝隙，才得以在《忠义传》中大书特书。这与《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对专诸、聂政等“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礼赞，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迁借刺客之侠义，暗讽武帝朝之刻薄寡恩；张廷玉借前朝忠义，则是在礼教框架内，为汉臣的“守节”留下了最后一块阵地。

二、 体例之“因”与“革”：以《明史·列传》的编排为例

《明史》体例，多承《宋史》《元史》之旧，然其亦有创新。最为人称道者，是《明史》在列传中创立了《阉党传》《流贼传》和《土司传》。这看似只是体例上的增补，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判断。

设立《阉党传》，将依附宦官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党羽单列成传，这绝非偶然。明朝亡于宦官乱政，是清廷上下普遍的看法。张廷玉此举，既是“实录”，又是在为清朝的“圣明”做注脚——看，明朝君主亲小人、远贤臣，我们大清则严禁宦官干政。这背后，是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批判与否定。

设立《流贼传》，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列入其中，更是微妙。按传统观念，“流贼”是叛逆，是乱臣贼子。张廷玉将其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并列，实际上是在暗示：明末的农民起义，与边疆叛乱一样，都是明朝统治失序、天灾人祸并行的结果，是明朝气数已尽的表征。这既符合清初统治者将明朝灭亡归咎于“流寇”而非“满清入侵”的政治需要，也为清朝入关“为明复仇”的叙事提供了依据。然而，张廷玉在《流贼传》的序论中，并未一味斥责，而是客观分析了“盗贼蜂起”的根源在于“饥荒”与“苛政”。这种“因事见理”的笔法，比简单粗暴的道德批判，更显史家功力。

至于《土司传》，则体现了清朝对边疆治理的重视。张廷玉详列西南各省土司的沿革与叛服，实际上是为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这已超越了“修前朝史”的范畴，直接服务于当朝的政治现实。

三、 心态之“显”与“潜”：从《明史》中看张廷玉的“自况”

涵虚子兄提到张廷玉借表彰前朝忠义来暗讽当世汉臣失节，此论甚有新意。玄珠子再补充一点：张廷玉在《明史》中，或许也有自己的“自况”与“寄托”。

张廷玉之父张英，康熙朝名臣，以“六尺巷”故事闻名，一生谨慎。张廷玉本人，更是以“缄默”著称，在雍正朝备受重用。他深知在满清朝廷为官的凶险。因此，他在《明史》中，对那些在政治夹缝中生存、试图调和矛盾的大臣，往往给予更多笔墨与同情。例如，他对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记载，就颇为详细，赞其“能持大体”，对他们在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复杂政治中的周旋与贡献，多有肯定。这何尝不是张廷玉对自己在康雍乾三朝为官生涯的某种映射？

又如，他在《明史·海瑞传》中，虽如实记录了海瑞的刚直不阿，甚至“抬棺死谏”的壮举，但在传末的“赞曰”中，却只淡淡说了句：“海瑞秉刚劲之性，折廷之臣，自谓无惭于古人矣。”并未像后世那样，将海瑞捧为“神人”。这种冷静克制的评价，或许正源于张廷玉自身的政治经验——他明白，在权力场上，纯粹的刚直往往难以善终，真正的“能臣”需要在原则与妥协之间找到平衡。这与《论语》中孔子所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何其相似。张廷玉身处“无道”之世（文字狱盛行），他选择“言孙”，但在笔下，却为那些“危言危行”者留了位置。

四、 结语：张廷玉与《明史》——一部“戴着镣铐的舞蹈”

总而言之，玄珠子以为，张廷玉主持编纂的《明史》，绝非一部简单的“官修史书”。它是一部在政治高压与史家良心之间，进行了一场极度复杂、精妙博弈的产物。张廷玉的“史官精神”，并非《史记》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也不是《资治通鉴》那种“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明训，而是一种在“自我规训”与“潜在抗争”之间，走钢丝般的高超技艺。

他通过“录而不评”的笔法，为后世留下了客观事实的骨架；通过“春秋笔法”的褒贬，在礼教框架内，为前朝忠义留下了余地；通过体例的创新，既迎合了当朝的政治需要，又暗含了对明朝弊政的批判。他就像一位戴着镣铐的舞者，在有限的舞台上，跳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舞蹈。

后世读《明史》，若只看到其“官修正史”的权威性，或只看到其“为尊者讳”的局限性，都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更应看到，在那看似平板的文字之下，隐藏着一位汉臣史官在异族统治下的沉痛与挣扎、智慧与妥协。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明史》修于清，而于明季忠义之士，记载特详，盖亦本朝‘褒忠’之意。”赵翼此论，点出了清廷的用意，却未说尽张廷玉的苦心。或许，我们今日重读《明史》，更应读出那字里行间，一位文人在权力与道义之间的沉吟与叹息。

一点浅见，不知诸位道友以为然否？期待与各位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