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6_骳稿-宋-利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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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提到利登的《骳稿》，不禁让我想起这位南宋末年的文人及其所处的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利登，字履道，号碧涧，是江西南城人，他的《骳稿》一卷收录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虽然篇幅不大，但其中蕴含的深意却值得细细品味。四库馆臣在提要中评价其诗“骨力遒劲，不染江湖末派”，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今天既然有同好提起这部作品，我不妨就自己多年研读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浅见。

首先我们来看利登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生活在宋末元初，亲身经历了南宋的覆亡。这种家国沦丧的切肤之痛，在他的诗文中有着深刻的体现。比如他的《感兴》诗写道：“圣门久已无真传，伪学纷纷日纷然。我欲从之渺何处，空山落日寒云烟。”这不仅仅是个人求道不得的感慨，更是对那个时代学术凋敝、世风日下的深沉忧思。这种忧思，与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沉郁是一脉相承的。利登的诗风，可以说是在江西诗派的基础上，吸收了晚唐的婉约，又融入了自身的沧桑感，形成了独特的“骳稿体”——所谓“骳”，就是骨骼的意思，意指其诗风骨力遒劲，不流于软媚。

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利登的创作实践与《文心雕龙·风骨》篇所强调的“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高度契合。他写诗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为情而造文”。比如他的《田父吟》一诗：“去年秋旱今岁潦，田父吞声泪欲流。县官催租急如虎，老农卖犊还租去。”这样的诗句，直白而有力，没有半点矫饰，正是《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传统的延续。这种关注民生疾苦的创作态度，与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利登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能写出“空山落日寒云烟”这样意境幽远的句子，又能写出“老农卖犊还租去”这样直击现实的白描，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宋末诗人中并不多见。

再说说《骳稿》在四库别集中的地位。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约四百种，利登的《骳稿》能入选，本身就说明其价值。四库馆臣在提要中还特别提到他的诗“无宋末江湖派之弊”，这是很高的评价。我们知道，宋末江湖诗派大多流于应酬唱和、雕琢字句，内容空洞无物。而利登的诗，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有真情实感作为支撑。比如他的《江楼》诗：“江楼独倚晚风凉，目送归鸿入渺茫。千里关河愁客子，一川烟雨湿斜阳。”这样的诗句，既有晚唐温李的婉约，又有宋人特有的理趣，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漂泊之感，是那个时代无数文人的共同体验。这种“有我之境”的创作，正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推崇的。

从个人见解来说，我觉得利登的《骳稿》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他的“诗史”意识。他很多诗作都记录了宋末社会的真实状况，比如《感时》诗：“北风三日吹黄沙，南村北村无草芽。老翁扶杖出门看，但见白骨如麻花。”这样的描写，简直就是一幅战乱后的惨状图。这种以诗存史的创作态度，与杜甫的“诗史”传统一脉相承。第二是他的隐逸情怀。入元之后，利登隐居不仕，这种气节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比如他的《山居》诗：“青山深处结茅庐，白首归来读旧书。莫道山中无好景，松风涧水自清虚。”表面写的是隐居生活的闲适，实则蕴含着不与新朝合作的坚定态度。这种“遗民”心态，与谢翱、郑思肖等人的作品形成了呼应，共同构成了宋元易代之际特有的文学景观。

延伸思考一下，利登的《骳稿》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有什么启示呢？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文学创作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利登的诗之所以能打动人，根本原因在于他有真切的现实关怀。他写田父的苦难，写战乱的惨状，写自己的漂泊，都是基于真实的生命体验。这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文学，如果脱离了现实生活，最终都会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第二是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利登的诗既有对江西诗派的继承，又有对晚唐诗风的吸收，更重要的是他能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转益多师”的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借鉴意义。第三是气节与文学的关系。利登在易代之际选择隐居，这种气节不仅体现在他的行为上，更渗透在他的文字中。读他的诗，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凛然不可犯的骨气。这种“文如其人”的传统，在当代似乎越来越稀薄了，但这恰恰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最后，我想引用《骳稿》中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来结束这篇回复。利登的《秋夜》写道：“秋夜凉如水，孤灯暗欲灭。起坐听檐雨，声声滴到明。”这短短二十个字，写尽了秋夜的孤寂与漫长，也写尽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与坚守。读这样的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文学的美，更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关注这部《骳稿》，从中汲取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养分。毕竟，了解这些先贤的创作，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我们自身文化基因的确认。利登《骳稿》在宋代别集中虽非显赫之作，却以其独特的“骳”字命名，暗藏深意。此字本义为“屈曲”，引申为曲折、隐晦之意，恰如利登在诗文中对世事的婉转讽喻。宋代文坛，诗话兴盛，苏轼曾言“诗须有为而作”，利登之作正是此论之实践。其诗不取直白，而多借物喻怀，如《骳稿》中《秋夜》一诗：“露下天高秋气清，空山独坐夜无声。寒蛩唧唧如相语，似诉人间未了情。”表面写秋夜寂静，实则暗含对世态炎凉的慨叹，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笔法一脉相承。

从历史背景看，利登生活于南宋中后期，正值国势日蹙、民生凋敝之际。彼时文人多寄情山水，或隐逸避世，如陆游晚年作《剑南诗稿》，虽豪情不减，却已露颓唐之态。利登则另辟蹊径，以“骳”为名，或受《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之启发。尺蠖屈身，非为退缩，实为蓄力；利登诗中曲折之语，亦非消极，而是对时局的清醒反思。例如《骳稿》中《江行》一篇：“风起江头浪拍天，孤舟一叶渡危川。渔翁解识风波险，故把船头转向偏。”此诗表面写江行避险，实则隐喻南宋朝廷在外敌环伺下的摇摆政策，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相通。

在艺术风格上，利登之“骳”更体现为对传统诗教的继承与突破。孔子论诗，强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利登诗中的“怨”并非直露，而是如《诗经》中“兴”的手法，借自然之景抒胸中块垒。如《骳稿》中《山居》一诗：“山深云自锁，林静鸟相呼。莫道无人到，幽人独倚梧。”以“云锁”“鸟呼”勾勒幽静，末句“幽人独倚梧”则暗合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隐逸之趣，但多了几分孤寂与无奈。这种风格，与朱熹所言“诗者，志之所之也”不谋而合，利登之“志”虽未明言，却从“骳”字中透出端倪。

此外，《骳稿》中不乏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如《田家》诗云：“老农力作苦，岁晚无完衣。官租催已急，稚子啼空饥。”此诗语言质朴，直白如话，与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相呼应。利登虽以“骳”为名，却未忘儒家“仁者爱人”之本，其诗作中既有隐逸之趣，又有济世之怀，恰如《礼记·经解》所言：“温柔敦厚，诗教也。”利登之诗，正体现了这种敦厚而不失锋芒的品格。

从文学史角度看，《骳稿》的价值在于其以“曲折”之法，记录了南宋文人在乱世中的心灵挣扎。与同时代刘克庄《后村集》的豪放、戴复古《石屏集》的疏朗相比，利登之“骳”更显内敛与深沉。这种风格，或受江西诗派“点铁成金”之影响，但利登不落窠臼，独以“屈曲”为美，正如庄子所谓“大巧若拙”，其诗看似平淡，实则暗藏机锋。后世读者若能细品《骳稿》，当能从中窥见一个时代文人的隐忍与坚守。承前所述，利登《骳稿》在四库别集中虽非显赫之作，但其价值恰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言：“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欲深察此集之精微，当从宋代士人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双重维度再作探析。

首先，从“骳稿”之命名切入，可见利登对自身创作的清醒认知。骳，本指骨节弯曲，引申为曲折不畅之意。此字在《庄子·天下》中已有“骳而不休”之语，形容辩者之辞迂回往复。利登以此自题，非为自谦，实有深意存焉。考其生平，利登生于南宋末年，亲历国势日蹙、山河破碎之痛，其诗文中常流露出一种“欲言又止”的隐忍。如《骳稿》中《秋夜感怀》一诗：“霜月窥窗冷，孤灯照影微。心随流水去，身似断云飞。”表面写秋夜之寂寥，实则暗喻身世飘零、壮志难酬。此种笔法，正合《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之旨。利登以“骳”为名，恰是以曲折之辞，写难言之隐，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叹：“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其次，从文学史的脉络观之，《骳稿》实为南宋江湖诗派与理学诗风交织的产物。江湖诗派自晚唐贾岛、姚合以来，多尚清苦之音、隐逸之趣，利登诗作中亦不乏此类痕迹。其《山居》诗云：“竹径通幽处，柴门对晚山。鸟啼春寂寂，花落水潺潺。”意境清幽，语言简淡，颇有陆龟蒙、皮日休遗风。然而，利登又深受朱熹理学影响，诗中常寓天理人伦之思。如《读〈近思录〉有感》：“理窟探微意，心源证本真。千言虽已尽，一得在躬亲。”此诗直抒对理学经典的体认，与朱熹《观书有感》中“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脉相承。这种江湖之趣与理学之思的结合，在宋代文坛并非孤例。陆游晚年诗作亦常于田园闲适中寄寓家国之痛，如《游山西村》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表面写景，实则暗喻人生哲理。利登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个人忧患与时代悲歌熔铸一炉，形成“以骳入深”的独特风格。

再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审视，《骳稿》中大量描写江南风物，实为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利登为江西人，江西自古为文教兴盛之地，宋代尤盛。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等大家辈出，形成了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利登虽未列入江西诗派正传，但其诗作中“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技法仍可窥见。如《江行》一诗：“江水茫茫去，孤帆渺渺行。云山千万叠，何处是归程？”前两句化用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之意象，后两句则转出思乡之愁，可谓“法前人而自成面目”。此种手法，正合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中所言：“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利登于江西诗学传统中浸淫既久，又能突破门户之见，融以时代之思，实为难能。

最后，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骳稿》在后世的流传与评价，亦折射出文学经典的生成规律。四库馆臣虽将其收入别集，但仅评以“格调清浅，未臻高格”，此论或失之苛责。然细究之，四库馆臣身处清代中叶，文网严密，对南宋遗民之悲音难免有所避讳。而利登诗中如《哀江南》之“白骨蔽原野，孤魂泣夜台”等句，直写战乱惨状，与杜甫“三吏三别”之沉郁顿挫异曲同工。若以《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之，利登之诗正是南宋末年社会动荡、人心忧患的文学见证。后世读者若能放下“高格”之成见，以“知人论世”之法重读此集，必能于清浅之外，见其深挚之情。

综上所述，《骳稿》之价值，不在辞藻之华美，而在情志之真挚；不在格调之高古，而在时代之映照。利登以“骳”自喻，实为以曲笔写直心，以微言存大义。此正如《周易·系辞》所言：“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读《骳稿》者，当以孟子“以意逆志”之法，于曲折之辞中，体味其忧国伤时之心、怀乡念友之情，方不负此集存世之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