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_黄漳浦文选-明-黄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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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道友安好。方才拜读诸位高论，深觉启益良多。贫道“玄珠子”不揣浅陋，也来凑个热闹，说说对黄漳浦先生与晚明士大夫气节的一点浅见。

先说道友甲引《礼记》“临难毋苟免”之语，诚为点睛之笔。漳浦先生之忠烈，确非一时激愤，而是有深厚学养作根基。观先生生平，其学贯通经史，尤精于《易》，尝谓“《易》者，圣人所以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此等境界，岂是寻常讲学论道者所能及？他于崇祯朝上《放门陈事疏》，直言“陛下焦劳天下，而天下未蒙其福；陛下忧勤万机，而万机未得其理”，字字见血，句句椎心，此正是《易》所谓“君子以恐惧修省”之真精神。

道友乙所论“气节与变通之辩”，亦发人深省。然贫道以为，漳浦先生之忠烈，非不知变通，而是有所不为之变通。观其晚年被俘，清廷许以高官厚禄，门生故旧亦多劝其稍作屈就，以存有用之身。先生却淡然曰：“吾生平所学，惟‘忠孝’二字，今得死所矣。”此等决绝，非迂腐，乃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真谛。当年文文山被执，元世祖欲相之，亦不食周粟而死。漳浦先生之举，实与文山公同一心曲。我辈读史至此，当知古人“舍生取义”四字，非空言也。

贫道近观《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见吕祖度人，常以“忠孝”为本。其言曰：“忠孝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人能尽忠孝，则与道合真。”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深合玄门“积功累行，由人合天”之旨。漳浦先生虽不以道术名世，然其“临难毋苟免”之节，正是“忠孝”二字之极致体现。道家讲“性命双修”，修性者，修此心之正；修命者，修此身之健。若心不正，则命虽存，亦为失道之人。漳浦先生以死全其忠，正是修性之极功。

至于晚明士大夫之气节，贫道以为，当分而论之。有若黄道周、史可法、张煌言、瞿式耜诸公，皆以死殉国，其气节可昭日月。然亦有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辈，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一遇大变，便失其守。钱牧斋尝自谓“苦节”，然其降清之后，复又反清，反复无常，终为后世所讥。此中差别，非仅在于才学高下，实在于平日所养之“浩然之气”有无根柢。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必平日“集义所生”。漳浦先生平生讲学，以“诚”为本，以“敬”为功，其于《榕坛问业》中反复申明“主静立极”之旨，正是养气之功夫。故当生死关头，能从容就义，不堕其志。

贫道尝读先生《孝经集传》，见其论“孝”与“忠”之关系，言：“孝者，忠之本也。能孝于亲，然后能忠于君。能忠于君，然后能忠于道。”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深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次第。先生以“孝”为基，以“忠”为用，以“道”为归，故其行事，处处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我辈今日论其气节，当知其气节非凭空而来，实有学养之基础，有功夫之积累。

道友丙所引程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虽为常谈，然于漳浦先生之节操，实为至当之论。先生被俘，清将劝降，许以“降则富贵可保，不降则身首异处”。先生笑曰：“吾岂不知富贵之可乐？然吾有万古不朽者在，岂能以一朝之利易之？”此等气概，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观其《狱中与诸生书》所言：“吾生平未尝作一欺心语，行一欺心事。今虽在缧绁之中，此心皎如白日。”读至此，令人肃然起敬。

今人论史，或谓晚明士大夫气节过盛，致有“清谈误国”之讥。然贫道以为，此论有失偏颇。晚明之亡，原因复杂，非一二端可尽。若以气节为弊，则何以解释黄道周、史可法诸公之节操？若以气节为善，则何以解释钱谦益、吴伟业之变节？此中关键在于“气节”二字，当有其学养之根基，有其实践之功夫，方为真节。若徒以口舌争胜，以意气用事，则虽貌似节烈，实为伪节。漳浦先生之节，乃真节也。其学养之深，功夫之实，非寻常士大夫可比。

贫道不才，略抒己见。愿与诸道友共勉，于古人之节操，当深究其学养之根基，方不负先贤之苦心。南无三清，无量寿福。

诸位道友安好，贫道涵虚子稽首。

方才拜读玄珠子道长这番高论，如饮甘露，如沐清风。几番回环，几度击节，深感道长于黄漳浦先生之节操，剖析入理；于忠孝与道合之旨，阐发精微，实令我启益良多。然则，就道长此番宏论所涉一隅，贫道于敬佩之余，心中亦偶有波荡，仿佛见云遮月，欲吐而后止。今日有幸同坛论道，不揣浅陋，亦愿将心中几点愚见，呈于诸位道友面前，与诸位共同参详。

道长开篇引《礼记》“临难毋苟免”一语，点出漳浦先生忠烈之根基。此言极是。然贫道以为，漳浦先生之学养根基，若仅仅言其“贯通经史，尤精于《易》”，虽已中肯，犹未尽其髓。先生之学，实是“以《易》为体，以《孝》为用，以天地之撰为归”，其胸中自有万古之经纬。先生尝自题其书斋曰“无事斋”，此非避世之闲逸，乃《易》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之谓也。故其每遇大事，皆能澄怀静观，不为外物所夺。

玄珠道长引先生《放门陈事疏》中“陛下焦劳天下，而天下未蒙其福；陛下忧勤万机，而万机未得其理”之语，诚为写照。然窃以为，此非寻常臣子谏诤，实乃先生以《易》道治天下之真精神。《周易》否卦爻辞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此语最堪玩味。人处安泰之时，却常怀“其亡”之危惧，方能像系于丛生之桑树那样牢固不拔。漳浦先生于崇祯朝上下，皆是粉饰太平、讳疾忌医之时，独具只眼，直指朝廷“焦劳而天下未蒙福”之病根，正是《易》道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清醒与惕厉。其不避斧钺之诛，以刀笔作春雷，振聋发聩，此正是其幽独之际，所守者道，所虑者国，所忧者民也。

再者，玄珠道长论及“气节与变通之辩”，言先生之忠烈是“有所不为之变通”，此论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然此“有所不为”四字，其背后之境界，贫道以为，犹可深究。世人往往将“气节”与“权变”视为两端，然在漳浦先生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二者达到了奇妙的统一。其“不为”者，非不能为、不知为，乃是其“至诚”之性，使其在生死荣辱之际，洞见宇宙之常理，故能泰然自若，坚守其“贞”。

《周易》恒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此“贞”字，正是理解先生节操的关键。 “贞”者，正也，固也，谓守持正道而坚定不移。黄漳浦先生之学，其终极关怀，即在穷究天地之“贞”理。彼观《易》之变易，目的却在于从变易中见出那恒常不易之“贞”，并以此“贞”来应万事万变。故其临难毋苟免，并非不知变通，乃是以其洞彻天地之“贞”道，而笑对人间之“变”局。他之死，是择“贞”而舍“变”，非儒夫之愚死，实乃明哲之圣择。

《乾》卦《文言》有云：“利贞者，性情也。”此语妙极。又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在漳浦先生看来，“贞”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天地万物的本然“性情”。是故，当风雨飘摇之时，常人只见大厦将倾，唯先生能于其中见自然之消息、见天理之流行，故虽身陷缧绁，而其心皎如白日，其言尽成绝响。这种以《易》道安身立命的精神，已远超于忠君爱国的政治伦理之上，而达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宇宙境界。

玄珠道长复引吕祖“忠孝”之论，谓其“合于道合真”，并以此阐明先生节操，此说尤得我心。然贫道以为，漳浦先生之“忠孝”，似又与吕祖所言直接“合道”不同，其路径更为幽深，其境界更为周匝。先生之学，于玄门之虚无清静，未必全然契合，然其“主静立极”之说，却又与玄门“致虚守静”殊途同归。盖先生所讲之“静”，非枯坐之静，乃“静观万物皆自得”之静；其立之“极”，非寂灭之极，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极。此中既有儒者之刚健，亦有道者之虚灵。

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漳浦先生的“忠孝”之德，已然化为其“性命”之体，而非单纯外在之“道”的体现。他讲的“孝”，已超越了一般事亲之礼节，而接近于《中庸》所言“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的境界。此“继志述事”，非仅继承家业，更是承继天地之志、绍述圣贤之事。故当国破君亡，事不可为之时，他以死全其“孝”，正所以完成那继往开来、存亡继绝之天命。此并非一时慷慨，而是其生平学养，水到渠成之结果。

至于道友所论晚明士大夫之气节，分而论之，曲尽其意，尤为中肯。而相较钱谦益、吴伟业之辈的反复无常，漳浦先生之“贞”更显名贵。然则，贫道于此亦有一问，可供诸位参详。即：漳浦先生之节操，固是“浩然之气”养成，然此气可养之于平日，是否亦可断送于一旦？夫“气”之为物，本是流行变化，须臾不离者。钱牧斋起初亦未必非有气骨之人，然境遇一变，遂失其守。而漳浦先生于刀锯鼎镬之前，却能不变其志。此中差别，恐非仅仅“平日所养”有无根柢所能尽。

贫道私意以为，二人之差别，在于“识”与“学”之深浅不同。钱牧斋虽才高，然其学问根基，多在于词章考据，其于“性与天道”之义，恐未若漳浦先生之精研《易》理而见其大者。漳浦先生之“浩然之气”，非仅由“集义”而得，更是由“穷理”而成，由“尽性”而立。其见道分明，故处死生之际，如视昼夜之交替，无有丝毫疑惑与恐惧。此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之真实写照。故其气节，非仅精神之力量，更是智慧之抉择。

于是，我们或可深一层探求，漳浦先生被俘后所言之“吾生平所学，惟‘忠孝’二字”，是否只是其宏博学问的最终凝练，而非其学之全部？先生既殚精竭虑于《易》，为何最终却只以“忠孝”自持？我想，这并非是其学问之收敛，恰恰是其学问之升华。先生穷究《易》理，最终发现，那“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天地大道，其归于人事，不过“忠孝”二字而已。正如《易》之“太极”，虽变化万端，终归于“一”。漳浦先生之“忠孝”，正是他心中那个“一”。

再读先生《孝经集传》，见其论“孝者，忠之本”，与玄珠道长所引，一般无二。然贫道更留意到先生于其中阐发的一个义理，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此“移”字，大有文章。并非简单地由家及国，由私而公，更是将此“孝亲”之心性，经修身之工夫，扩展贯通为“事君”、“立身”之根本。此是一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道德实践过程。故而，先生之“忠”，非徒然尽忠于昏君，实乃忠于其心中之“道”，忠于民族之“义”，忠于天地之“理”。

玄珠道长以程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本，论先生节操之可贵。此言固是。然贫道观先生《狱中与诸生书》中“皎如白日”之语，却另有所感。先生心中之“贞”，已非仅是“未失节”之消极操守，而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积极境界。其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完成；不是一种悲壮，而是一种圆满。正如《诗经》所言：“视死如归”，先生之死，正是“归”也，归于那天地之“贞”理，归于其“性与天道”合一之境。

至于今人论史，或以“清谈误国”讥晚明士大夫，玄珠道长已辩驳之。诚然，晚明之亡，原因复杂，非气节之过。若以气节为弊，则将何解于黄道周、史可法诸公之英魂？史可法在扬州城破之际，留书其母曰：“儿在城亡，墓在城亡，勿葬，葬儿于梅花岭上。”其从容死节，与漳浦先生如出一辙。此皆平日学养深厚、见道分明者之所为，绝非“清谈”二字所能囊括。

然我们若深究“清谈误国”之论，其背后亦并非毫无道理。此“清谈”之病，在于空谈心性，而罔顾实务；在于高标气节，而少建实功。若如漳浦先生，则学问落于实地，气节见于事功，其于《易》学，既明其理，亦究其用，故其忧国忧民之心，贾谊之痛哭流涕可鉴；其抗清复明之志，非托之空言，而是见诸行事。其被俘后，犹不废讲学，正说明他于“气节”之外，更有“学养”之支撑。此种“气节”，与“清谈”岂可同日语？

由此，我更思及漳浦先生之学术，特别是其《易》学之特点。黄漳浦先生之《易》学，承汉易之象数，又融宋易之理义，更有其独特的“以史证《易》”之方法。他常常将六十四卦与《春秋》史事相参，这在历代易家中别开生面。在《易象正》中，他多引上古三代至秦汉的历史，以发明卦爻之义。这便使其《易》学非徒为玄远之论，而实为经世致用之学。其论“乾”、“坤”二卦，非仅言天道，更是论君道、臣道；其释“既济”、“未济”二卦，非仅言时运，更是论治乱兴衰之理。这种“引史证经”之工夫，正是其“气节”背后之“学养”的具体体现，也是其迥异于“清谈”者的根本所在。

不过，这倒也引出另一个有趣的视角。漳浦先生之《易》学，既以史证经，则其心之所系，便不仅在天道循环，更在人世兴衰。他于明末乱世，目睹朝纲败坏、国事日非，其心中的忧患意识，比之寻常易学家，恐怕更为深切。其《易》学中，屡言“变通趋时”，此“时”字，尤可留意。于承平之世，可从容讲学论道；于危亡之秋，则当挺身赴义。此正是“与时偕行”之旨，亦是“变通”之真谛。漳浦先生之“死节”，正是其明于“时”义之后的必然选择。

又，玄珠道长提及先生“命学”与“气节”之关联，将《易》之吉凶与君子之修省联系起来，此说极其精当。《易》之“吉凶”与世俗所谓“祸福”不同，其判别标准，在于“贞”与“不贞”、“正”与“不正”。先生一生，仕途多舛，数遭贬斥，乃至后来身陷囹圄，若以世俗眼光看，可谓“凶”多“吉”少。然在他自己心中，能坚守其正道，完成其使命，此正是《易》中之“大吉”。《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自天佑之”，并非迷信苍天保佑，而是指人能顺天理、行正道，则天理自然佑助之，无往而不吉。漳浦先生深明此理，故能于常人视为绝境之处，泰然自若，其心中自有大光明与大安乐。

因此，我们对黄漳浦先生忠义精神的当代诠释，或可不必仅仅停留于“气节”与“道德”的层面，而应进一步深入到其“学问”与“智慧”的层面。他的气节，不是孤立的情感或意志，而是其深厚学养和通透智慧的必然流露。我们今天纪念他，若要真正学到他，便不能只学他临难一死，更要学他平日里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修养身心。若无其学养，而徒慕其死节，则可能会邯郸学步，画虎不成反类犬，流于意气之偏激。

《论语》有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漳浦先生正是此语之践行者。他一生，笃信儒学之道，好学不倦，故能于危难之际，守死以善其道。此非鲁莽匹夫所能为，实乃圣贤之徒之真本色。我们今日论黄道周，不应只仰望其死，更应敬仰其生；不应只赞叹其节，更应体究其学；不应只评价其人，更应理解其道。

玄珠道长引《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诚为至论。然贫道以为，此“浩然之气”，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根源正在于“明道”。非深明天地之道，则所养之气，终是有所夹杂，或流于意气，或变为客气。漳浦先生之“浩然之气”，因其学问之广博精微，故能“至大至刚”，且“配义与道”，故能“塞于天地之间”。这或许正是我们探讨“黄道周”其人的当代价值之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道”与“气”、“学”与“节”完美统一的典范。

最后，请允许我斗胆在道友的讨论基础上，再留一问，以供大家参详。漳浦先生临殁之前，曾用鲜血书写“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十六字。此处“天地知我”四字，尤堪玩味。先生所恃者，并非后人之青史评说，亦非当世之是非功过，而是那一股贯通于宇宙的浩然之气，与那一理存于天地的纲常节义。他深知，自己这一死，非止为报答君恩，更是在维系这人世间最根本的伦常与道义，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故其可“无忧”而去。

这“天地知我”，是否能给予我们今人一些更深的启示？当我们谈论忠义精神之时，是否应超越简单的“爱国”或“忠君”的语境，而更应去体悟这种“为天地立心”的超越性价值？此种价值，是否又能在当下社会，为我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与道义的关系时，提供一种超越功利、超越世俗的精神坐标？这或许是黄漳浦先生留给我们的，比“气节”二字本身更为沉甸甸的思考。

贫道涵虚子，感悟尚浅，所论或有偏颇之处，万望玄珠道长及诸位道友不吝赐教。吾辈于青灯古卷之间，遥想先生风采，剖析其心迹，不亦乐乎？此中真意，正可于“虚心涵泳”与“切己体察”之中细细品味。敬颂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