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_中国哲学史--钟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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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楼主及诸位道友安好。在下涵虚子，近日细读此帖，又翻检钟泰先生《中国哲学史》与《理学纲要》相关篇章，深觉先生之学，实有“通儒”气象。尤其他对宋明理学的定位，既非简单宗朱，亦非一味扬陆王，而是试图以“心性论”为枢纽，于汉宋之争、朱陆之辨中寻一贯通之道。今日便不揣浅陋，试析钟泰先生这一调和立场，兼论其于当代精神困境的启示。

钟泰先生于《中国哲学史》中论宋明理学，开宗明义即言：“宋明诸儒，虽门户各立，要其归，莫不本于‘心性’二字。”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暗藏深意。须知彼时西学东渐，科学主义日炽，章太炎、胡适诸公或以考据疑宋儒，或以进化论斥理学为“玄谈”。钟泰先生却独能于《理学纲要》中指出：“理学非空谈，乃实学也。其要在‘格物’与‘致知’合一，非后世训诂家所谓‘格物’为即物穷理，亦非禅家所谓‘致知’为顿悟心性。”此处已见其调和端倪：他既承认朱熹“格物”有向外求理之功，又肯定陆王“心即理”有向内立本之要，二者实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细究其理，钟泰先生对朱子“格物”的解读，实有独到之处。朱子于《大学章句》补传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世之论者多以此为“外求”之证，钟泰却于《中国哲学史》中引《朱子语类》卷十五“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一条，指出朱子格物之终极指向，仍在“心与理一”。他更引朱子《答黄道夫书》“理在心内，非从外得”之言，证明朱子实未离心而言理。此论一出，便消解了“朱子向外、陆王向内”的简单二分。钟泰先生尝言：“朱子格物，如剥洋葱，层层剥尽，方见本心；陆王心学，如直指月，月虽在指，亦须见月忘指。”此喻妙极，既存其异，又见其同。

至于陆王心学，钟泰先生亦非全盘接受。他于《理学纲要》中论王阳明“致良知”时，特别拈出“事上磨练”四字，认为阳明虽言“心外无物”，却并未忽视实践功夫。他引阳明《传习录》中“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之言，指出“若只悬空静守，乃禅家枯坐，非儒家心学”。此论实有深意：彼时马一浮、熊十力诸先生皆重“体认”，钟泰先生却于此强调“事”，正是要防心学流于虚玄。他更以《大学》八条目中“格物”在“诚意”之前为证，谓：“若不言格物，则诚意无下手处；若不言诚意，则格物失其主宰。朱子重格物，陆王重诚意，实则一事之两面。”这种以《大学》本义统摄朱陆的阐释路径，既避免了门户之见，又为心性之学注入了实践品格。

尤值注意者，钟泰先生对宋明理学的定位，始终与他对汉学的批判相联系。他于《中国哲学史》例言中明言：“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二者皆不可废。然考据者，义理之舟楫；义理者，考据之归宿。若舍舟求岸，或弃岸登舟，皆非通途。”此论直指晚清以来汉宋之争的症结。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诸公借今文经学言变法，章太炎则借古文经学倡国粹，看似同源，实则各执一端。钟泰先生却于《理学纲要》中提出“心性为体，考据为用”之说，认为“不通汉学，则义理无根；不晓宋学，则考据失魂”。他更以郑玄注《大学》为例，指出郑玄虽为汉学大家，其注“格物”为“来物”，实已暗含心物交感之意，非后世考据家所理解的纯客观认知。这种从心性论角度重新诠释汉学经典的尝试，实为打通汉宋提供了新径。

然而，钟泰先生最令人折服处，在于他并非简单折中，而是有独立的哲学建构。他于《中国哲学史》中提出“心性论”的“三层境界”说：第一层为“心与物对”，即朱子格物阶段；第二层为“心物不二”，即阳明致良知阶段；第三层为“心物两忘”，即《中庸》“不见而章，不动而变”的境界。此说初看似乎有禅宗色彩，但钟泰先生特引张载《正蒙》“心能尽性，性不知检其心”之言，强调此第三层非消极虚无，而是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大心”境界。他更指出，这种境界与宋儒“理一分殊”之说相表里：“理一者，心体之全；分殊者，心用之别。唯能分殊，方显理一之实；唯识理一，乃见分殊之归。”这种将心性论与理气论结合的尝试，实为当时哲学界罕见之创见。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钟泰先生对当时“科学主义”的批判。他在《理学纲要》自序中直言：“今人动言科学，谓万物皆可量化。然‘良心’二字，当以何秤称之？‘天理’二字，当以何尺量之？”此问直刺时代之弊。彼时胡适之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欲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独秀则高呼“拥护德先生、赛先生”，视传统心性之学为封建糟粕。钟泰先生却于《中国哲学史》中论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章时，引朱子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指出：“科学可明物理，不能明心理；可析万物，不能统万理。若执科学为唯一标准，则如以尺量风，以网捕影，终不可得。”他更引《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谓科学乃“形而下之器”，心性之学乃“形而上之道”，二者各有其域。若以器废道，则人将沦为“无魂之机械”。

然钟泰先生之批判，非止于否定。他于《理学纲要》中提出“心性科学”之概念，认为“心性之学，自有其科学之方法”。其法有三：一曰“反观内省”，如朱子所谓“静坐澄心”；二曰“实践印证”，如阳明所谓“事上磨练”；三曰“经典互参”，如汉学家之“考据义理”。此三法虽与西方科学不同，却自有其严整体系。他更以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之言，证明传统心性之学并非反理性，而是追求一种“超理性”的智慧。这种在科学主义浪潮中为心性之学正名的努力，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最后，试论钟泰先生心性之学对当代的启示。今人常陷于“精神内耗”与“意义危机”，究其根源，实因传统价值体系崩塌后，人沦为“单向度”的存在。钟泰先生于《中国哲学史》中论陆象山“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时，曾言：“此非狂妄之语，乃实有之体认。今人终日役役于外，不知返观自心，故觉宇宙与己分离，生命无根。”若我们能重拾这种“心物不二”的智慧，或许能在物欲横流中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他更引《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言，指出“致中和”非仅个人修养，实关乎宇宙秩序。这种“心性与宇宙”的关联，正是当代生态危机中亟需的思维资源。

然则，钟泰先生之学，亦非无懈可击。他过于强调心性之贯通，对朱陆差异的消解是否过于圆融？他于《理学纲要》中论朱子“理气论”时，仅以“理气合一”四字带过，未深入辨析理气先后问题，此或为遗憾。又，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虽有其合理性，但若完全否定科学方法对心性研究的价值，恐又陷入另一极端。譬如当代神经科学对“意识”的研究，虽不能穷尽心性之全，却可提供新的视角。如何平衡“心性之学”与“现代科学”，或许是钟泰先生留给后人的未竟之业。

然无论如何，钟泰先生以“心性论”贯通汉宋、调和朱陆的努力，实为现代新儒家中“别开生面”者。他不像熊十力那样高扬“体用不二”，也不似冯友兰那样以“新理学”重构宋明，而是以一种近乎“保守”的立场，在经典中寻得活水源头。这种“温故而知新”的学术态度，或许正是当今浮躁学风中最欠缺的精神。

涵虚子不敏，略陈管见，望诸位道友指正。要之，钟泰先生之学，如老吏断案，不偏不倚；又如良医用药，寒热相济。他于《理学纲要》末章言：“理学非过去之陈迹，乃未来之明灯。”今日重读，犹觉此言掷地有声。愿我辈能于灯下细品其书，于心中默会其意，则传统文化之真精神，庶几可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