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经幄管见-宋-曹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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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楼主admin辛苦，上传此本《经幄管见》，实乃嘉惠学林之善举。方才细读各楼回帖，见有道友论及曹氏此书简朴，亦有言其说理平正，皆中肯綮。然玄珠子以为，此书最可玩味处，不在其解经之深浅，而在其“经筵讲读”这一特殊场域中，所展现的君臣对话艺术。曹彦约身处南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开禧北伐失利，国势飘摇，而理宗尚未登基，朝局暗流涌动。此时儒臣入侍经幄，非徒为章句之儒，实乃以“帝王师”自任，于圣贤经义中暗藏针砭时弊之机锋。今日便想就此角度，与诸君细论一番。

一、经筵之“危”：以经术为剑，行谏诤之实

宋代经筵制度，始于太宗，盛于仁宗。程颐尝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君德成就，责在经筵。”此语道出经筵讲官之特殊地位——非如一般朝臣可直言谏诤，而是借“讲学”之名，行“辅德”之实。然正因如此，经筵讲读实为高危之职：言轻则如隔靴搔痒，言重则触犯天威。曹彦约深谙此道，其《经幄管见》一书，恰可视为一部“经筵话语术”的典范。

试观其讲《尚书·洪范》“皇极”一章。原文云：“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曹氏解曰：“皇极者，人君所以建中立极，为天下标准也。然非独以位为极，实以德为极。位极则势尊，德极则理胜。势尊易纵，理胜难持。故人君当以德制势，不可恃势废德。”此段看似平实，实则暗藏机锋。宁宗朝时，韩侂胄专权，皇帝虽居九五之位，实则大权旁落。曹氏借“皇极”之论，既警示君主不可因势位而骄纵，又暗讽权臣僭越之非。更妙在“以德制势”四字——对于彼时皇帝而言，德即“亲贤臣、远小人”之德，势即“委政大臣”之势。曹氏不言“去权臣”，而劝“修德以制势”，既保全了皇帝颜面，又暗合《周易》“德合天地”之道。

二、对话之“巧”：引古证今，寓谏于论

曹彦约另一高明处，在于其善用“历史类比法”。经筵讲读，最忌空谈义理，亦忌直刺时政。曹氏则取《春秋》之“微言大义”，将当代事隐入古事中。如其讲《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一节，先引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之语，继而笔锋一转：“今国家用兵，非独为疆场之患，亦恐内治不修，则外患愈炽。昔唐德宗时，泾原兵变，实因府库空虚而赏赐不均。故曰：‘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兵不练不可以出战。’”此段借唐事喻宋事。开禧北伐之时，朝廷仓促起兵，军需匮乏，曹氏不言“不可战”，而引唐德宗旧事，使皇帝自悟“修内政而后可攘外”之理。此即《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将历史教训与当下时局编织一处，使君主于听讲间自然醒悟。

三、教化之“度”：以柔克刚，守道不移

经筵讲读，最难在“分寸”。过柔则沦为谄谀，过刚则招致祸端。曹彦约于《经幄管见》中，处处体现“刚柔并济”之道。其解《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不直接强调民本，反先论“君权神授”：“天立之君，非以奉一人，将以养万民。君之职在代天理物，故当以四海为心，不可私一己之欲。”此语将孟子“民贵”之论，转化为“君职”之论，既维护了君主尊严，又暗含“君若失职，天必废之”的警告。这种“以退为进”的言说策略，正合《周易》“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以柔顺之姿，行刚直之事。宋代儒臣多以此道事君，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以“臣光曰”评史，实则暗讽时政；朱熹奏议每言“天理”，实则约束君权。曹彦约此书，可谓集大成者。

四、当代启示：对话艺术与政治智慧

回看今日论坛诸公论政，常有激切之言。然若细品《经幄管见》，可知真正高明的建言，不在声高，而在理直；不在辞锐，而在意深。曹彦约所代表的宋代儒臣，实以“道”自任，以“经”为器，以“时”为度。他们深知：君主非可强谏之人，而是可教化之人；经筵非争辩之所，而是润物无声之地。这种“迂回”的智慧，并非懦弱，而是对政治规律的深刻理解。恰如《管子·牧民》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顺民心者，非一味迎合，而是引导其向善；劝君主者，非阿谀奉承，而是引导其明理。

结语

《经幄管见》一书，篇幅不巨，然字字皆见曹彦约之心血。其于经筵讲读中，既守儒臣之节，又全君臣之义，更暗藏救时之策。这种“以经术为谏书”的对话艺术，实为宋代政治文化之瑰宝。后世读史者，每叹南渡诸臣空谈误国，然若细读此类著作，便知彼时儒臣之苦心孤诣。他们以《诗》《书》为盾，以《礼》《乐》为矛，在经筵这一特殊战场上，默默守护着儒家“道尊于势”的传统。今日重读此书，非仅为怀古，更为思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如何让专业智慧与权力对话？如何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达成有效的沟通？曹彦约的答案，或许仍值得我们深思。

玄珠子不才，寥寥数语，权作引玉之砖。望诸坛友不吝赐教。接续前论，今试从另一角度切入，即经筵制度如何塑造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伦理与学术传统，以及《经幄管见》在其中所体现的独特价值。

宋代经筵之设，非仅为帝王讲经论史，实为士大夫参与治国、匡正君德的重要渠道。程颐尝言：“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此言直指经筵之于宋代政治的核心地位。经筵官多由翰林学士、侍读、侍讲等清要之臣担任，其人选须“学问该博，操履端方”，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朱熹等皆曾充任。此制既为帝王提供学术滋养，亦为士人提供接近权力中枢、以道义规谏君主的契机。例如，仁宗时，范仲淹、富弼等经筵官常借讲《春秋》之机，讽喻时政，促成庆历新政；神宗时，王安石更以经筵为变法张本。此种“以经术缘饰吏治”的传统，实为宋学“通经致用”精神的典型体现。

而《经幄管见》之独特，在于它非一般经筵讲章，而是曹彦约“退而私记”之作，故能保留更多个人见解与历史反思。此书体例虽依《尚书》篇次，但曹氏常引汉唐故事以证经义，如论《洪范》时，借汉武奢侈、唐玄宗怠政之事，讽谏宁宗勿纵私欲；解《无逸》时，则举周公诫成王之言，强调“知稼穑之艰难”乃为君之本。此种“以史证经”之法，实开后世“经史合一”学风之先河。更值得注意者，曹彦约于书中屡言“人主一心，万化之原”，认为帝王心术关乎国家治乱，故经筵之要不在记诵章句，而在“格君心之非”。此观点与陆九渊“心即理”之说暗合，亦与朱熹“正心诚意”的经筵主张相呼应，可见南宋理学对经筵实践的深刻影响。

就个人见解而言，我以为《经幄管见》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更在于其彰显了宋代士大夫“以道事君”的独立精神。曹彦约身处宁宗、理宗之际，韩侂胄、史弥远相继擅权，朝局动荡，而书中仍敢直指君过，如批评“陛下临御日久，而治效未著”等语，实属难能。这正体现了宋代经筵制度下，士人借经典权威以制约君权的独特传统。顾炎武《日知录》尝叹：“唐宋以下，经筵之设，所以养君德、正君心，其法最善。”然观《经幄管见》，可知此法之善，端赖士大夫之担当与学识。若后世经筵徒具形式，则虽有名臣讲学，亦难收实效矣。

诸位道友安好，涵虚子这厢有礼了。

方才细读玄珠子兄大论，洋洋洒洒，纵横捭阖，从经筵之“危”、对话之“巧”说到教化之“度”，引《尚书》《春秋》《周易》《礼记》以证其说，解曹彦约深意于字里行间，真可谓目光如炬，剖析入微，令晚学茅塞顿开，佩服之至！玄珠兄将《经幄管见》视为一部“经筵话语术”的典范，将曹氏解经之词，皆看作暗藏针砭时弊之机锋，此论确为高见，道出了经筵讲读在宋代政治生态中的独特面目。兄所指出的“以经术为剑，行谏诤之实”一语，尤其点睛——宋儒讲经，确非徒事章句，实有“得君行道”之抱负存焉。

然而，晚学读毕，掩卷沉思，心中却生出一二疑惑，不吐不快，愿与玄珠子兄及诸位同道细细商榷。晚学以为，玄珠兄之论，或稍偏于“术”之一面，而于“道”之本源，言之未尽；又或于曹氏之“心”，体贴未全。此非弟故作惊人之语，实因晚学近来读朱子、象山之书，偶有所感，借曹氏此书，于此处求正于诸君。

**第一点疑惑：若仅在“术”上着力，则曹彦约与汉唐之“具臣”何异？**

玄珠兄精细地剖析了曹彦约如何巧妙地将谏诤内容编织进经义讲解之中——讲“皇极”暗讽权臣专权，引“颛臾”借唐事喻宋事。这确实展现了曹彦约极高的言辞技巧。但是，晚学不禁要问：若曹彦约只是一名精于言辞、善于在经筵上借题发挥的能臣，那他与汉代那些以《春秋》决狱的公孙弘，或者唐代那些能在帝前谈天说地、左右逢源的“文学侍从之臣”，又有何本质区别？晚学窃以为，玄珠兄之论，多少有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嫌疑。

须知，宋代儒者所秉持的，是一种超越了工具理性之“术”的“道”的信仰。他们自幼沉浸于《四书》《五经》，所学者，非止“辩言乱政”之才，而是“穷理尽性”之学，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己功夫。彼辈认为，天下之治乱，系于君主一心的邪正；而君主一心之邪正，又系于其是否能够体认天理、扩充本心。因此，经筵之设，在儒者眼中，其最高目的，绝非仅仅是给出“谏诤”的高明策略，而在于借圣贤之言语，启发君主内在的良知。这是一种类似师者的教化工作，而非智囊的筹策活动。曹彦约在《经幄管见》中所言，若仔细揣摩，其中恳切之意，多出于“忧道”而非“忧术”。譬如他解《孟子》，不直接从“民贵君轻”入手，而先论及“君职在代天理物”，这看似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但若从另一方面理解，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真诚信念的表达吗？曹氏相信，君主如果真想“代天理物”，真能意识到“民为邦本”，则他自然会限制自己的欲望，自然会亲贤远佞。这不是“退一步”的权宜之计，而是大本大源之所在。若如玄珠兄所言，全在“机锋”与“暗藏”上下功夫，未免将曹氏看得小了。

**第二点疑惑：对“道”的坚持，难道不是比“术”的运用更为根本？**

玄珠兄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词——“以柔克刚”。确实，书中曹彦约所言所行，几乎找不到任何激烈或冒犯的言辞，处处体现着温和恭敬。但晚学以为，若仅仅将此理解为“刚柔并济”的言说艺术，恐怕仍未摸到宋儒的命脉。那命脉，便是“处穷”与“守道”的自觉。

晚学每读宋人笔记、文集，常感叹于他们那种慎独的功夫和不屈的气节。程颐在经筵上“色庄言厉”，司马光于《通鉴》中“臣光曰”，皆是如此。他们的刚直，并非源于言辞的锐利，而是源于对“道”的坚定自信。曹彦约面临的，是南宋乾淳之后国势日颓、朝政日非的局面。经筵之上，他必须讲道，但讲道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他讲《春秋》，讲“属辞比事”，正是要以正名为要，匡正时弊；他讲《礼记》，讲“王制”，正是要恢复先王之道，以礼化俗。这些内容背后的原则——正纪纲、严名分、重民生、修道德——才是他咬定不放的“道”。只要在根本原则上不作丝毫妥协，言辞上的委婉曲折，不过是君子“时中”的权变。玄珠兄之论，重其“巧”；而晚学所重，在其“贞”。知其巧而不识其贞，则《经幄管见》或可沦为权谋之书，其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第三点疑惑：我们该如何从“术”与“道”的纠结中走出来？**

晚学以为，玄珠兄将经筵中的对话提升到“政治智慧”与“对话艺术”的高度来讨论，确实是有启发性的一步。但若停留在这一步，我们不过是在欣赏一台“高明的表演”。而真正值得吾辈深思的，或许是：在那一场场看似闲适的“讲读”中，曹彦约作为一位文人、儒者，他的生命是否与他的言语合一？他的修养功夫，是否支撑了他那委婉而坚定的劝谏？

晚学想，这才是孔子所说“言之必可行也”的真意。宋代大儒们之所以能在经筵上侃侃而谈，不仅仅因为他们读书多、记忆力好，更因为他们背后有一套完整的修身之学在支撑。他们相信，自己的意见建议，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得失，而是出于对“天理”的体认。因此，即便言语委婉，即便策略周密，其出发点却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正是这份坦荡，这份对自我道义的坚信，使得他们的言辞即便温婉，也含有不可动摇的千钧之力。若只从“术”上去模仿，没有那份真诚的道德实践打底，难保画虎不成反类犬，误入权谋之途，丧失了儒家真切为己的精神。

因此，晚学斗胆认为，我们研究《经幄管见》这类文本，不仅要看其表面的“话语策略”，更要体会其背后的“实学功夫”。玄珠兄在结尾处提到“当代启示”，此诚为深识远虑之言。但弟以为，现代我们最缺乏的，或许并非对话的技巧，而是那份敢于坚持原则并为此终身践履的道德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曹彦约所代表的宋代士大夫精神，对于今日之我们，或许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根本的提醒。

另有一事，弟想借此机会向玄珠兄请教。兄文中提及，曹氏解《尚书》“皇极”一章，有“位极则势尊，德极则理胜。势尊易纵，理胜难持。故人君当以德制势，不可恃势废德”之语，兄认为此语暗讽权臣僭越。弟读此段，却另有感触。弟以为，这或许更是曹彦约对君主自身修养的期待与警告——权力的滋味，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即便没有权臣，一个天子守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极易自我膨胀，脱离臣民。所以曹氏强调人君要“以德制势”，这恐怕不只是说给皇帝听，意在警告权臣，也是对人君德行的一次根本性要求。若将重点放在与权臣的博弈上，是否是看到了树木而忽略了森林呢？

当然，玄珠兄之论述洞见深远，极富启发性，晚学的这点疑虑，不过是研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岔路，特提出就教于兄，也是就教于诸位道友。或许，我们解读古人，本就各有因缘，所见不同，亦是各有千秋。弟所执著之处，和兄之所见，未必不可互相映照，观其会通。这也是晚学读此书的一点小小的感想，不知当否？伏请诸君指教。在南宋经筵讲学传统中，曹彦约《经幄管见》另一层值得深掘的意蕴，在于其隐微而透彻的“理气之际”之辨。曹氏虽被后人目为朱学传人，然细读此编，即可窥见其并非仅仅以“存天理”为要旨，其笔锋所及，更侧重于将天理落实于当世之势、之情、之机，以开化君心为枢机。

**一、以“势”证“理”的实学底蕴**

《经幄管见》进讲《易经》时，曹彦约屡屡将君臣进退、刑罚边备等端，置于“时势”中裁量。例如讲《剥》卦“硕果不食”一章，他不专言君子处困之道，而更强调“上九之存，非幸也，乃势之所以将复也”。此语看似依循易理，实则暗喻南宋绍熙至嘉定间政权的危而复振——虽权臣专擅、军国疲敝，然人君若不失“硕果”之仁，则此果可结再生之实。

曹氏此处所谓的“势”，绝非黄老之阴谋，而是万物消长之定数。他引《洪范》“稽疑”之篇，明言“用静吉，用作凶”之占，皆在不失“贞”之体。这种以势释理的方式，正是对朱熹“理在事中”之说的身位化运用。清人全祖望评为“（曹）得朱子之体而无其迂”，信非虚言。

**二、对“心法”的政治性转注**

《经幄管见》讲《礼记·礼运》时，曹彦约提出一个卓异的论点：所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非必企望天下皆尧舜，而在于人主“廓其心量”，使之能“推有于无，以此心营四海事”。这表面上是对大同理想的淡化，实则是对帝王“心法”的一次政治性转注。

在此处，他借用了二程“识仁”之意，却将一个哲学命题变为行政命题。他认为：“仁心之发，非徒为煦煦姑息之仁，而必察于民之所疾，而制之以义。”故在讲《周礼》“荒政”十二聚万民时，他并非照本宣科，而是结合南宋两淮水灾、四川民乱，直陈“今日之赈恤，在审其势而急图之，非重出命令徒为文告也”。此等处可见其进讲之真谛，在于藉古经之器，铸当世之鉴。

**三、异于真德秀《大学衍义》的舍远求近**

与当时同为经筵讲官的西山先生真德秀相比，曹氏《管见》不似《大学衍义》之系统博洽，广引汉唐诸史以示惩劝，而更看重“一言而致用”的便近。讲《春秋》隐公初年“郑伯克段于鄢”，真德秀大抵斥段之不悌、讥庄公之失教，曹彦约则另辟蹊径，言“当北门之管，重制赋之权，不可轻假于人。非人主疑其臣，乃势不得不防其微也”。

这种面对同样史事却指向权力分配与现实制衡的论述，在传统经说中颇为罕见。曹氏之所以如此，与其早年在桂阳军任推官、亲历平叛“罗世传”之役的军务实践经验不无关联。他深知庙堂之上若言“亲亲”而不察“形势”，则儒术终成虚谈，反误邦国。

**四、比勘二程而自有丘壑**

后人常以曹彦约为程朱之附庸，而《经幄管见》中可以嗅出其亲受东莱吕祖谦史学薰染的痕迹。讲《尚书·立政》篇“任人、准夫、牧作三事”，他畅论“三事”之序不在尊卑而在职分轻重，进而比附宋代二府三司之制，言“任人者，大臣之职也；准夫者，台谏之职也；牧作者，监司郡守之职也。三职紊则百事隳”。

又有论及《诗经·凫鹥》篇，他不取“神祇祖考安乐”之传统解，而主“在公饮酒”“福禄来成”乃人君与贤者共治之乐，隐然有以“众乐”解“独乐”之旨。这种轻考据、重义理、乃至重现实构想的解经态度，与二程颇多出入，应视为南宋后期经学中“事功”倾向在帝王教育中的一面镜子。

**五、结语：一部被低估的“帝王实学”**

《经幄管见》的价值，不必因其书名之不显而淹没于《朱子语类》的磅礴身影之下。曹彦约的进讲，既是宋代经筵制度成熟时期的实物，更是南宋后期经学走出书斋、面向治道的一次自觉尝试。他揭示了儒经并非只作心性之修养，更可为庙堂断决之索引。这种在“理”与“势”、“心”与“政”之间往复折中的探索，对明末顾炎武、王夫之等开启的“经世致用”之风，实有先导之功。若读者于此编中不只看到对经典的循循解释，而能体察曹氏立于经筵之上那双审度世局的锐眼，则此著之真精神已然粲然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