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_五代史阙文-宋-王禹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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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楼主admin所发《五代史阙文》全文，又细览诸楼道友高论，不觉手痒。涵虚子不才，于版本目录之学略窥门径，尤留心于宋人笔记与正史互证之机。今试从“文献流传与文本变异”角度，略陈管见，权作引玉之砖。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一卷，原书早佚，今所见者乃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又经乾嘉学者卢文弨、朱彝尊等人校补。此等辑本，实为“二次构建”之产物，其文字可信度，当以“层累造成”视之。譬如书中记朱温弑昭宗一事，云“全忠令蒋玄晖弑帝于椒殿”，与《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所载“帝遇弑于内殿”相合，然《新五代史·梁本纪》则书“全忠弑昭宗”，直斥其名。王禹偁生当宋初，去五代未远，其“阙文”多采当时传闻，与薛居正《旧五代史》互有出入。此间差异，恰可窥见宋代史官对五代史事的“选择性记忆”——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褒贬，王禹偁则存疑补阙，二者相权，正可见史料流传中的“层累叠加”现象。

考《五代史阙文》原书体例，王禹偁自序云：“臣读五代史，见其阙文，乃采摭遗事，以补其遗。”此“阙文”二字，非仅指正史未载之事，更暗含对薛居正《旧五代史》“实录不实”之微词。例如书中记冯道“长乐老”自叙，实为《旧五代史》所删，而《新五代史》则据以立传。此等补阙，非但增补史实，更为后世保留五代士大夫“出处进退”之复杂心态。然需警醒者，王禹偁本人亦受宋代“尊王攘夷”思想影响，其笔下“阙文”未必全然客观。如记载唐庄宗李存勖之死，云“帝中流矢而崩”，与《旧五代史》所记“帝为流矢所中，至兴圣宫而崩”一致，却避谈郭从谦叛乱细节。此种“春秋笔法”，实为宋代士大夫“为尊者讳”之传统使然。

版本学上，《五代史阙文》自明以来，屡经传抄、刊刻。今存最早刻本为明嘉靖年间顾元庆《四十家小说》本，然顾氏好改易古书，其本文字已非王禹偁原貌。至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又据《通鉴考异》《册府元龟》等书校补，方成今本。然《永乐大典》本身即经明人篡改，如书中“朱全忠”之名，明代避“忠”字讳，或改为“朱全中”，馆臣虽尽力复旧，亦难免有“以意补之”处。更可议者，四库本《五代史阙文》卷末附有《五代史补》三条，实为陶岳之书，馆臣误辑入内，此等“张冠李戴”之误，正见辑佚之学“成亦辑佚，败亦辑佚”之尴尬。

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对勘，可见王禹偁“阙文”之独特价值。例如《旧五代史》记后唐明宗即位事，仅云“帝即位于明堂”，而王禹偁则详记李嗣源与魏王李继岌争位细节，云“嗣源至洛，庄宗已崩，乃与群臣议立魏王，忽闻汴州有变，遂自立”。此段文字，为《通鉴考异》所引，亦见《新五代史》采其说。然王禹偁采撷传闻，亦有失实处。如记周世宗征辽事，云“帝亲冒矢石，攻瓦桥关”，与《旧五代史》所记“帝命韩通、赵匡胤分道进兵”不合。此或因王禹偁本人未亲历史事，所据多为“道听途说”之故。

现代电子文本与网络流传版本，更需审慎对待。今网上流传之《五代史阙文》文本，多从四库本转出，而四库本已非原貌。更有甚者，某些网站将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与陶岳《五代史补》混为一编，题作“五代史料汇编”，读者若不辨源流，极易误以陶岳之书为王禹偁作。此等“文本混同”现象，实为数字时代文献传播之通病。古籍校勘学向有“校书如扫落叶”之喻，网络时代更需学者具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力。建议同道使用电子文本时，务必核对纸质善本影印件，至少需参照中华书局点校本《五代史阙文》（傅璇琮等校点），方不致为网络文本所误。

综上，《五代史阙文》虽为补史之作，然其流传过程本身，即是一部“史料被选择、被改造、被重构”的微缩史。王禹偁所谓“阙文”，实乃“他者视野”下的五代史——宋初士大夫以儒家伦理重构乱世记忆，其笔下“真实”，未必等同于历史“真相”。然恰是这种“层累叠加”的史料生成机制，为我们窥见宋代史学思想提供了绝佳样本。后世学者欲借《五代史阙文》研究五代史事，当先辨版本源流，次考辑佚文字，再与正史、笔记、碑志互证，方不致陷入“以辑补为原书”的认知陷阱。古籍如镜，照见前世，亦映今人。吾辈读书，当以“阙文”之名为警醒，常怀“阙疑”之心，方不负前贤著述之苦心。

涵虚子顿首再拜，伏望诸道友指正。谨遵所嘱，继前文未竟之绪，试从另一维度探析“阙文”之深意。

窃以为，五代史之阙文，非仅史料残缺之憾，实乃中国史学传统中“以阙为鉴”之独特智慧。此智慧可溯至孔子修《春秋》时“一字褒贬”的笔法，然至五代，阙文已由被动之缺憾，升华为主动之修辞。

宋人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其自谓“不为无益之文”，于《唐废帝家人传》中，特书“父老相传，其事多不可信，故不著”之语。此非史料匮乏之托词，而是以阙笔明史家之谨慎，以不书彰褒贬之立场。正如《论语·子路》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欧阳修将“阙如”发展为史家之自觉，使留白处反成警世之重墨。

更可玩味者，五代史之阙文常与“讳笔”互为表里。如《旧五代史》记朱温弑唐昭宗事，仅书“帝崩”，而《新五代史》则直书“弑”。然欧阳修于《梁本纪》仍阙其具体细节，盖以此等悖逆之行，史笔一字“弑”已足定论，再多赘述反显琐屑。此恰如《孟子·离娄下》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史家于无可讳处留白，实以留白为最重之笔。

观宋人笔记，如王明清《挥麈录》载，欧阳修撰史时，尝于“死节传”中阙冯道之名。后世或讥其不公，然细思之，冯道历仕五朝，其“长乐老”之自谓，若载入死节传，反成史笔之谬。欧阳修以阙笔为之，非遗忘也，乃以不书为书，使读者自生“彼何为而不列于此”之疑——此疑心一起，史家之微意已昭然。故曰：五代阙文，有时恰如禅家“不立文字”之旨，于无字处见真意。

更有一层，五代史之阙文亦折射彼时史官制度之困局。据《宋会要辑稿》载，宋初征五代旧史，得于民间者十不存一。然宋人修史，非不能补，乃有所不补。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对五代事每列数说，终以“不知孰是，故阙而不书”作结。此非无奈之笔，实为史家对“多歧亡羊”的警觉——与其录伪乱真，不如存疑待考。恰如《礼记·曲礼上》云：“疑事毋质，直而勿有。”五代阙文之传统，实暗合此义。

今人读五代史，常憾其语焉不详。然若换位思考，彼时史家面对乱世纷争、忠奸莫辨之局面，阙文或许正是最诚实的记录方式。试想，当朱温、李存勖、石敬瑭之辈翻云覆雨，史家若强作定论，反易失其本真。阙笔存疑，恰似给后世留下思索空间——让历史在沉默中保有更多可能性。此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史家之“不论”，有时正是最深沉的“论”。

综上，五代史阙文除文献意义外，更承载着史家“以阙为笔”的叙事智慧。它既是对“信史”传统的坚守，亦是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后世学者若仅以“史料散佚”视之，恐难体会其中蕴藏的史学思想深度。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拜读各位高论，尤其是涵虚子道友从版本目录学角度切入，鞭辟入里，令人击节。然在下于“五代史阙文的史料价值与王禹偁的史笔精神”一题，略有不同见解，愿与诸君商榷。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补正史之阙，更在于其“史笔精神”背后所折射的宋代士大夫对五代乱世的道德审判。涵虚子道友提到王禹偁受“尊王攘夷”思想影响，所言极是。但玄珠子以为，王禹偁的“春秋笔法”并非简单的“为尊者讳”，而是一种以“微言大义”重构历史叙事的自觉追求。试观《五代史阙文》记朱温弑昭宗一事，王禹偁引唐末进士罗隐《谗书》中所记“昭宗夜召朱全忠，全忠令蒋玄晖弑帝于椒殿”之语。此条看似与《旧五代史》相合，然细究之，王禹偁特意点出“蒋玄晖”之名，实为将弑君之罪归于具体执行者，而非直指朱温。此非“讳”也，乃“笔法”也——盖王禹偁欲留后人之思，以蒋玄晖之“恶”反衬朱温之“奸”，使读者自行推求其罪。正如《春秋》书“赵盾弑其君”，非谓赵盾亲手弑君，乃因其不讨贼而致君死，故归罪焉。王禹偁深谙此道，其于朱温弑昭宗一事，不直书“全忠弑君”，而详述其令蒋玄晖动手的经过，正是要让后人从“令”字中读出朱温的幕后主使身份。这种“曲笔”非为掩饰，实为深化。

王禹偁的“史笔精神”，更体现在其对五代人物“忠奸之辨”的刻意强化上。涵虚子道友提到冯道“长乐老”自叙一事，诚为关键。但玄珠子认为，王禹偁收录冯道自叙，并非单纯“增补史实”，而是借此展现五代士大夫“出处进退”的复杂心态，并暗藏批判。冯道历仕四朝十君，自号“长乐老”，其自叙中云“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俨然以完人自居。王禹偁将此文纳入《阙文》，表面上是为《旧五代史》所删的冯道生平提供补充，实则将其置于五代忠义之士的对比中。书中另记后唐庄宗时，义武军节度使王都谋反，其部将张处瑾坚守不降，城破后自焚而死。王禹偁特笔张处瑾之死状：“瑾登城楼，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投火中。”此等壮烈，正与冯道的“长乐”形成鲜明对照。王禹偁不着一字褒贬，然两文并列，读者自能品出其中深意——所谓“阙文”，实为史家为后世留下的一杆道德秤杆。

再论《五代史阙文》的史料价值，需置于宋代史学“实录”与“义理”之争的背景下审视。宋初薛居正修《旧五代史》，以五代各朝实录为据，注重“实录”之真。至欧阳修修《新五代史》，则以《春秋》笔法褒贬人物，强调“义理”之正。王禹偁生活于两者之间，其《阙文》既补《旧五代史》之遗，又开《新五代史》之先声。例如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一事，《旧五代史》仅云“帝即位于明堂”，而王禹偁则详细记载明宗即位前与枢密使安重诲的对话：“重诲曰：‘陛下当以社稷为重，勉从众请。’明宗泣曰：‘吾本无他肠，为众所迫耳。’”此段对话不见于正史，或出自当时传闻，然王禹偁录之，正是要揭示明宗“被迫即位”的无奈，为后文其勤政爱民的形象铺垫。这种“以细节证史”的手法，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王禹偁不似欧阳修那样直下断语，而是通过“阙文”的筛选与编排，让事实本身说话，这恰是“史笔精神”的高明之处。

但需警醒者，王禹偁的“阙文”并非全然客观。其书成于宋真宗咸平年间，时值宋辽澶渊之盟后，士大夫阶层对“华夷之辨”空前敏感。此种时代氛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王禹偁的史料取舍。例如书中记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一事，王禹偁仅以“晋高祖以契丹有援立之恩，割幽蓟以赂之”一笔带过，未详述石敬瑭称“儿皇帝”的屈辱细节。此非王禹偁不知，实乃有意回避——盖宋代士大夫耻言此段历史，故以“阙文”之名，行删削之实。再如记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王禹偁强调其“以汉为号，示不忘本”，却略去刘知远与契丹暗中勾结以求支持的史实。此等“选择性遗忘”，正见史家“为时讳”的传统。明代学者李贽在《藏书》中评五代史事，尝言：“五代之君，皆盗也，其臣皆佣也。”王禹偁生于宋初，其笔下五代史事，虽力求客观，终究难脱宋代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桎梏。

涵虚子道友还提到版本流传中的“层累造成”现象，玄珠子深以为然。但需补充的是，这种“层累”不仅是文字层面的变异，更是思想层面的叠加。以《五代史阙文》中“朱全忠”之名的避讳为例，明代刻本或改为“朱全中”，清四库馆臣虽尽力恢复，却仍保留“全忠”之旧。然细考宋代原书，王禹偁本名“朱全忠”，而非“朱温”。为何？盖“全忠”二字，本为朱温受唐僖宗赐名，王禹偁沿用此名，意在强调朱温曾为唐臣，后弑君篡位，其“不忠”更显昭彰。而明代避“忠”字讳，改为“全中”，反失此意。四库馆臣虽改回“全忠”，却未深究王禹偁用名之深意，仅作文字校勘，实为憾事。

再论《五代史阙文》与《五代史补》的区分。涵虚子道友指出四库本混入陶岳《五代史补》三条，玄珠子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发现馆臣亦自承“卷末附《五代史补》三条，乃陶岳之书，误入于此”。然此误非仅辑佚不精，更折射出宋代史料混同的深层原因。陶岳《五代史补》成书于北宋中期，多采民间传闻，与王禹偁《阙文》性质相似，故后世传抄者易将二书混淆。然细究二书旨趣，王禹偁重在“补正史之阙”，其素材多来自五代官员的墓志、行状及私家笔记，可信度较高；陶岳则重在“补轶事之趣”，其记述多涉神怪、谶纬，如记朱温出生时“赤光满室”，显系小说家言。四库馆臣误将陶岳之书附入王禹偁名下，虽为版本学之失，却也无意中暴露了宋代史家对“史料”与“轶事”界限的模糊——在当时人看来，凡能“补史”者，无论正邪，皆可纳入。这种“史料泛化”的倾向，正是宋代史学由“实录”向“义理”过渡的征兆。

最后，玄珠子想谈谈王禹偁“史笔精神”对后世的影响。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虽篇幅短小，却在宋代史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其“以阙文补正史”的方法，直接启发了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考异”的重视；其“以细节证史”的笔法，则为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大量援引五代轶事提供了范式。更重要的是，王禹偁在《阙文》中体现的“史家当存疑待考”的态度，影响了后世许多史家。明代焦竑在《国朝献征录》自序中云：“史者，征实之书也。事有可疑，宁阙勿滥。”此语与王禹偁“阙文”之名，实有精神上的传承。清代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亦多次引用《五代史阙文》以证正史之误，可见其学术生命力。

综上，玄珠子以为，《五代史阙文》的史料价值，不在于其提供了多少“新”史实，而在于其作为宋代士大夫重构五代历史叙事的样本，折射出“实录”与“义理”的张力。王禹偁的“史笔精神”，既非简单的“为尊者讳”，也非刻意的“春秋笔法”，而是一种在史料筛选与编排中，以“阙文”之名，行“微言大义”之实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有时代烙印，也有个人才情，更有史学传统的内在逻辑。吾辈读此书，当如王禹偁读五代史一般，于“阙文”处，读出史家未言之言，方不负古人作史之苦心。

玄珠子妄言，诸君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