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_香艳丛书-清-张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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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admin辛苦。方才细览全帖，见《香艳丛书》之题，不禁想起《四库全书总目》中那句“词涉艳冶，迹近俳优”的评语。然以在下观之，这套丛书的价值远非“香艳”二字可蔽。今日不揣浅陋，愿与诸位探讨其中深藏的“身体政治”——那些被正统史学视为“淫邪”的文字，实则是晚明以降士大夫阶层对抗礼教压抑的隐秘战场。

## 一、闺阁内的“权力反转”

《香艳丛书》收录的《杂事秘辛》中，有段描写令人玩味：东汉选妃时，女官对梁莹的体态进行“奇秘”审视——“胸乳菽发，脐容半寸珠，私处坟起”。表面是皇室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实则暗藏玄机。诸位且看，当女官以“若此者皆不合例”相威胁时，梁莹却“含笑自若，徐徐解衣”。这“含笑自若”四字，实则是女性在权力凝视下的反凝视——她深知自己的身体是筹码，而非纯粹的被审视对象。

晚明文人卫泳在《悦容编》中更直言：“美人者，花也；文人者，蝶也。花不因蝶而减其香，蝶不因花而失其态。”此番言论，已将女性从“被看”的客体，提升至与文人“共舞”的主体地位。这与班昭《女诫》中“夫者，天也”的训导形成鲜明对照。或许可以说，《香艳丛书》中的某些篇章，正是借“香艳”之壳，悄然完成对“夫为妻纲”的消解。

## 二、情欲书写中的“礼教突围”

李渔《肉蒲团》虽未被直接收录，但其“借淫说法”的手法在《香艳丛书》中比比皆是。如《控鹤监秘记》写武则天与张昌宗之事，表面是宫闱秘闻，实则借武后之口道出：“男子之欲，烈火燎原；女子之欲，暗流涌动。谁谓妇人不如男子？”此番论述，直指《礼记·内则》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性别壁垒。

更值得深究的是《香艳丛书》对“春宫图”的收录。明代唐寅的《风流绝畅图》题跋中有言：“寓目不妨，动心则妄。”此言妙极！它揭示了这类文本的双重属性：既是欲望的宣泄口，又是道德的警示牌。士大夫们在阅读时，既可满足“发乎情”的本能，又能借“止乎礼义”的幌子自我开解。这种“既要又要”的暧昧姿态，恰是晚明心学“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世俗化呈现。

## 三、文人身份与“香艳逻辑”

细究《香艳丛书》的编纂者张廷华，其生平资料虽不多，但从其序跋中可窥见其苦心。他在《例言》中写道：“是编所录，虽涉闺阁，实关风教。盖欲使读者知古今才女之不幸，而悟礼法之非苛。”这番话看似迂腐，实则是高明的障眼法。试想，若直接刊刻《金瓶梅》式的作品，必遭官非；但以“保存文献”为名，以“警示后人”为幌，便可在礼教的缝隙中开辟出情欲书写的飞地。

这与清代戏曲家李渔的“狡狯”如出一辙。李渔在《风筝误》中借丑角之口说：“那些道学先生，见了淫词艳曲，便道是伤风败俗；却不知他自家心里，比那看戏的还动火三分。”这番自嘲，恰恰道破了《香艳丛书》的生存智慧——用礼教的盾牌，抵挡礼教的利剑。

## 四、“身体政治”的当代启示

纵观《香艳丛书》，其最深刻的启示或许在于：身体从来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权力与欲望交织的战场。福柯在《性史》中提出的“身体规训”理论，在此找到了东方注脚。当明代文人王世贞在《艳异编》中写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时，他实际上是在挑战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这种挑战虽未形成系统理论，却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今日我们重读这些“香艳”文字，既不应以卫道士姿态全盘否定，也不宜以猎奇心态妄加追捧。或许更宜如《文心雕龙》所言：“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在那些看似轻浮的笔触下，隐藏着中国文人面对身心分裂时的痛苦与智慧。他们用“香艳”这枚毒药，以毒攻毒，试图治愈礼教造成的创伤——即便这疗愈本身，亦带着危险的副作用。

最后，想起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的话：“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这套《香艳丛书》何尝不是如此？在那些被正统视为“洪水猛兽”的文字背后，或许正藏着中国文人最隐秘的挣扎与最真实的呼吸。愿与诸位道友共参之。谨接前论。若从另一角度观之，《香艳丛书》之编纂，实亦折射出清代士人于“礼教”与“情欲”之间的微妙博弈。此非单纯之“私密”可蔽，更有“以艳补正”的深层文化逻辑。

考《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未尝讳言人欲，然后世理学渐趋严苛，至宋明时“存天理，灭人欲”之说盛行，士人于“情”字常怀戒惧。然清中叶以降，考据学风炽盛，学者返求六经原典，渐觉古人之于情欲，实有宽容通达之处。如《诗经》首篇《关雎》，孔子评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明示情欲可抒，但须有度。此即“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要义。

《香艳丛书》之辑者，正是欲借“香艳”之名，行“补礼教之缺”之实。其序言中尝引《周易·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强调阴阳调和乃天地自然之理。若一味灭欲禁情，反违天道。故书中收录《赵飞燕外传》《汉杂事秘辛》诸篇，表面写宫闱秘事，实则暗含对礼法压抑人性的反拨。如《汉杂事秘辛》叙梁冀妻孙寿之容止，虽涉艳笔，然其“柔若无骨，肌肤玉莹”之描摹，实为对女性形体美的客观审视，非纯为淫亵。

更可深论者，此举亦与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勃兴相呼应。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直言：“传奇无冷热，只怕不合人情。”其《笠翁十种曲》中《凰求凤》《慎鸾交》等作，虽写情爱，终归于“义夫节妇”之正轨。此正印证了《香艳丛书》的潜话语——情欲不可废，但须以礼义为堤防。正如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六经皆史也”，艳情文字亦可视为“礼教史”之一面镜子，照见人性幽微之处。

再者，从出版传播史角度观之，《香艳丛书》的刊行恰逢乾隆朝文字狱高压之后。士人于经史考据之外，亟需一种“安全”的宣泄渠道。以“香艳”为名，既可回避政治敏感，又能满足文人雅趣。此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提倡“性灵说”，主张诗歌“自写性情”一脉相承。袁枚收纳女弟子，编《随园女弟子诗选》，虽遭卫道士讥讽，实则暗合《香艳丛书》之精神——承认情欲为文学创作之天然源泉。

综上，《香艳丛书》非独为“私密文学”之汇，实是清代士人于礼教重压下，以“艳”补“正”、以“情”济“理”的文化策略。其价值不在艳笔本身，而在揭示了传统社会中情欲与礼法如何共存、博弈与转化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