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_文学小言--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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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楼主发此王国维先生《文学小言》，实乃慧眼。方才拜读楼上诸位道友高论，有言其“小”为自谦者，有言其指文学为“雕虫小技”者，皆有所见。然在下以为，此“小”字背后，藏着中国文学传统中一桩千年公案，不可不深思细辨。

王国维以“小言”名篇，看似谦抑，实则暗含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洞察。考《庄子·齐物论》有云：“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郭象注曰：“炎炎，猛烈之貌；詹詹，细碎之辞。”然王氏取“小言”之意，非取细碎琐屑，而是取其贴近本真、不假虚饰之旨。文学若成“大言”，则易流于空疏、沦为载道之器具；而“小言”者，乃人心自然流露之微语，恰如《文心雕龙·原道》所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小”，正是回归文学本真之捷径。

细究王国维思想脉络，其《人间词话》标举“境界”二字，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此“真”字，正是“小言”之精髓。所谓“小”，非指格局狭小，而是指不假外饰、不媚时俗、不事虚浮。观其论词，推崇李后主“以血书者”，称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却能写出“人生长恨水长东”这般真切之语。此非“小”乎？然此“小”中见大，一己之哀痛，竟成千古绝唱。正如《诗经》所言：“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之深远，往往见于一草一木、一颦一笑之间。

中国文学传统中，“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始终存在微妙张力。韩愈倡“文以载道”，其《原道》云：“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此乃以文学为经世致用之具。然《尚书·舜典》又云：“诗言志，歌永言。”孔颖达疏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此则强调文学乃个人情感之抒发。两派之争，贯穿千年。王国维以“境界”统合二者，可谓妙绝。所谓“境界”，既是客观景物之呈现，亦是主观心境之投射；既包含“道”之宏阔，又不失“志”之真切。其《人间词话》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正是此意。譬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无我之境”也，然其中何尝无道？又如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此“有我之境”也，然其中又何尝无志？王氏以“境界”打通内外，实为千古卓见。

反观当下文学创作，常见“大而空”与“小而真”之失衡。或刻意求大，动辄以“时代”“民族”“人类”自命，然笔下无真情实感，徒见空洞口号，此所谓“大言炎炎”而无物者也。或刻意求小，沉溺于个人琐碎，无病呻吟，此又所谓“小言詹詹”而失旨者也。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此语不可轻看。他并非轻视文学，而是强调文学应如游戏般自由、真实、无功利。正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文学之根，在于人心之真实感动。若失去此“真”，则无论“大言”或“小言”，皆成无源之水。

观王氏一生，其学术路径从叔本华哲学转向中国古典，正是从“大”向“小”的回归。早期他沉浸于西方哲学，欲求宇宙人生之真理，以《红楼梦评论》尝试以西学解中学。然至《人间词话》时期，他转而深耕中国传统审美，以“境界”一词统摄诗学，此非倒退，而是升华。正如《论语·述而》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王氏最终“游于艺”，看似退居“小道”，实则已得大道之真谛。

今日重读《文学小言》，当深思“小”字背后之深意。文学之大，不在题材之宏大、立意之高远，而在能否以真性情、真见地，写出人性之幽微、生命之真相。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若真，虽写一花一草，亦可动人心魄；此情若伪，纵论天下兴亡，亦不过隔靴搔痒。王国维以“小言”自命，实乃对文学本质之清醒认知。

最后，试以王氏《人间词话》中之境界说作结。其云：“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此语最可玩味。文学之美，不在大言小言，而在能否写出“真景物、真感情”。愿今日之创作者，能悟此“小”中之“大”，于细微处见真章，于平凡中见奇崛。如此，则《文学小言》之深意可明，中国文学之血脉可续。

玄珠子拜上承前所述，王国维先生以“境界”二字贯通文学与人生，实乃独到之见。然若仅止于此，犹未足尽其妙。窃以为，境界之说尚有另一维度可探——即文学创作中“出入”之机与人生“得失”之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此语精微。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者，沉浸于情，感同身受，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将家国之痛化为草木之悲；出者，超然物外，冷眼观照，如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以哲理之思破迷惘之局。此二者相济，方成大家。

试观《史记》，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身受宫刑，其痛入骨。若仅沉溺于怨愤，则《史记》或成泄愤之书。然太史公能“出乎其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志，将个人遭遇升华为历史洞察。故《伯夷列传》中“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叹，既见性情，又具哲思，入而出之，境界乃大。

反观人生修养，何尝不是如此？《论语》载孔子厄于陈蔡，从者病，莫能兴，而孔子弦歌不辍。此非无情，乃能出乎困境之外，守其道义之中。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入于困厄而不失其节，出于困厄而不丧其志，此即人生之境界。

又《庄子·秋水》中，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往聘，庄子持竿不顾，曰：“吾将曳尾于涂中。”此非避世之消极，实乃知出入之分际。入则与物同游，出则与道俱化，故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文学创作需此胸襟，人生修养亦需此气度。

今人常困于“内卷”之累、得失之虞，盖因只知“入”而不知“出”。王国维言“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实为警语。阅世深则入得深，然若不能出，反为世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既能入于田园之乐，又能出于尘俗之扰，故其诗淡而有味，其人清而有节。

要之，文学境界与人生修养，皆在“出入”之间求其平衡。入而不溺，出而不离，如《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理虽古，然于今世，尤当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