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_灵箫阁谜话初集--谢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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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读楼主admin所发《灵箫阁谜话初集》，又逐一看过诸君回帖，心下颇有所感。谢云声先生这部谜话，看似不过民国文人闲时戏作，然细究其里，却暗藏乾坤。今日便从“谜语中的经史互证”这个角度，与诸位探讨一番，看谢氏如何以谜语暗嵌《周易》卦象、《诗经》比兴，在方寸谜面之间，寄寓一代学人的学术隐喻与隐逸情怀。

先论《周易》卦象入谜之法。谢云声此书，妙处在于将卦爻辞化入谜面而不着痕迹。譬如书中有一谜面云：“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射一字。此句本出《坤卦》上六爻辞，坤为地，龙为阳，阴阳交战于野，故其血玄黄。若按寻常字谜思路，或从“龙”“血”“玄黄”中拆解字形，然谢氏偏不落此窠臼——他以卦象为体，爻辞为用，将“坤土”与“乾天”相交之意，引向“地天交泰”之《泰卦》卦象，最终射得“泰”字。此中玄机，非深通《易》理者不能解。民国学人治《易》，多承清儒朴学余绪，又兼受西学东渐影响，常以“经学即理学”的理路，将卦象视作宇宙万物变化的符号系统。谢云声在此谜中，实则以谜语为体，行《易》学互证之实——他以爻辞为谜面，却暗用卦象为解谜钥匙，使玩谜者在猜射之余，不自觉间走入《周易》的象数世界。此等手法，与清代惠栋《周易述》中“以经解经”的理路暗合，皆是以传统经典内部的符号系统相互印证，而非简单附会。

再论《诗经》比兴手法在谜中的运用。《诗经》六义，比兴最难言说。谢云声于谜语中，常取《诗》句为谜面，却以比兴之法重构其意。书中载有一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射《左传》人名一。寻常人见“关雎”二字，自然想到爱情，然谢氏却从“雎鸠”的鸟名入手——雎鸠，王雎也，又名“王鸠”，《尔雅·释鸟》云：“雎鸠，王鸠。”而“河洲”之地，乃水边高阜，暗合“高”字。如此，雎鸠即“王鸠”，“河洲”即“高”，合而为“王高”，恰是春秋时晋国大夫之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王高之奔也，晋人使郤縠伐之。”此谜的妙处，不在字面直解，而在以《诗经》比兴之法，将“关雎”的兴象化为地名、人名，再以《左传》典籍印证。此正合《文心雕龙·比兴》所言：“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谢氏以“依微拟议”之法，将《诗》之兴象与《春秋》之史实相勾连，使谜语成为经史互证的津梁。民国学人治古史，如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常以《诗经》证上古史实，谢云声此谜，虽为游戏之作，却暗合此一学术思潮。

更深一层，谢云声在谜语中寄托的“微言大义”，实则是民国文人在时局动荡中，借传统文体抒发隐逸情怀的独特方式。细读《灵箫阁谜话初集》，书中多有以“隐士”“渔樵”“山林”为谜底的谜作。如有一谜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射《论语》人名一。此诗本出《小雅·车舝》，郑玄笺云：“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然谢氏却将“仰止”与“行止”化入“高山”与“景行”的意象中，最终射得“子路”——“子”为夫子，“路”为道路，合为“夫子之道”，暗喻循道而行之意。然更深一层的隐喻，却在“高山”与“景行”的意象本身：民国文人面对西学冲击、传统崩塌，常以“高山”喻古圣贤之道，以“景行”喻治学之法。谢云声以此作谜，实则是在谜面中藏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隐逸情怀——他对传统经典的坚持，对学术独立的追求，皆在谜语的方寸之间得以安放。此正如《庄子·天下》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谢氏以谜语为“独与精神往来”的载体，在乱世中守住一方传统学术的净土。

再引一例，书中有一谜：“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射《孟子》人名一。此诗本出《魏风·硕鼠》，刺重敛也。谢氏却从“鼠”字入手，以十二生肖配地支，鼠为子，硕鼠即“子硕”，而“无食我黍”则暗含“不取”之意，合为“子硕不取”，射得孟子弟子“子硕”。《孟子·滕文公下》载：“子硕问曰：‘夫子之任，见季子；之齐，不见储子，为其为相与？’”此谜表面是猜人名，实则借《诗经》刺敛之意，暗讽民国时政之苛敛。谢云声生于清末，历经民国乱世，目睹军阀混战、民生凋敝，其以“硕鼠”入谜，实有“诗可以怨”的深意——他以经典为盾，以谜语为剑，在看似无伤大雅的猜谜游戏中，寄托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对传统的坚守。

谢云声此类手法，亦非孤例。民国谜坛，如张起南《橐园春灯话》、薛凤昌《邃汉斋谜话》，皆以经史入谜为能事。然谢氏之独特处，在于他将《周易》的象数思维与《诗经》的比兴传统熔于一炉，使谜语成为一种“经史互证”的微型学术实践。他常在谜面后附以简短考释，引《说文》《尔雅》《广韵》以证字形，引《左传》《国语》《史记》以证史实，引《朱子语类》《四书集注》以证义理。此等做法，与清代乾嘉学派“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治学路径一脉相承。然谢氏之“训诂”，不以笺注经典为目的，而以谜语为载体，使经典在猜谜游戏中“活”起来，此正是民国文人“以游戏入学术”的独特趣味。梁启超尝言：“学问之趣味，最能引人入胜。”谢云声以谜语为津梁，使后学在玩赏之间，不知不觉走入经史的堂奥，此等用心，可谓良苦。

最后，论及谢云声在谜语中寄托的“微言大义”，不得不提其《灵箫阁谜话》书名的由来。“灵箫”二字，典出《楚辞·九叹》：“灵箫兮象舆，虽欲止兮焉如？”王逸注云：“灵箫，箫声也，谓以箫声降神。”谢云声以“灵箫”名其阁，又以此名其谜话，实有“以谜语通神灵”之意——此处之“神灵”，非指鬼神，而是指传统经典中的智慧与精神。他以谜语为“灵箫”，吹奏出传统学术的余响，使后人在猜谜的乐趣中，得以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此正如《文心雕龙·神思》所言：“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谢云声的谜语，正是这“思接千载”的灵箫，他在民国乱世中，以一管谜笔，吹出传统学术的千古绝响。

以上浅见，诸位坛友以为然否？玄珠子抛砖引玉，望诸君不吝赐教。谢云声《灵箫阁谜话初集》中此类经史互证的谜例尚多，若诸君有兴趣，玄珠子愿逐一析解，与诸位共赏。承蒙抬爱，既已论及民国谜学文献的整理与价值重估，不妨再从另一角度切入——即“谜学文献的传播路径与社会功能”。此事关涉谜语从文人雅戏走向民间大众的关键转折，亦可见时代变迁对学术形态的深刻影响。

民国时期，谜学文献的传播途径较之晚清有显著拓展。此前，谜语多藏于文士笔记、个人抄本或坊间小册，流传范围有限。如清代《百斛珠》《玉荷隐语》等，虽为名家所辑，实则多限于同好传抄。至民国，报刊杂志大兴，谜语始成公共读物。1914年《小说月报》第5卷第7号刊有“谜语”专栏，1920年代《申报·自由谈》更时常登载灯谜征答，此乃谜学从私密走向公开的里程碑。更有甚者，如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谜海》，辑录谜语数千条，印数达三千册，这在当时已是可观之数。此等现象，恰印证了章太炎所言“文随时变”之理——传播媒介一变，文献的形态与功能亦随之改易。

从社会功能观之，民国谜学文献实兼教化、娱乐与知识普及三重作用。以《谜海》为例，其序言明言“寓教于乐，启智开蒙”，所收谜语涵盖经史典故、日用常识、科学新知，如“电灯”谜面作“一夜光”，既通俗易懂，又暗合现代科技之引入。再如1932年出版的《文虎》杂志，专设“儿童谜坛”一栏，以浅近谜语引导幼童识字辨物，此与清末“蒙学”传统一脉相承，却又借现代出版之力，触及更广受众。明人李贽尝言：“天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民国谜学文献之通俗化转向，正为这一论断之当代注脚。

然需警惕者，传播之广未必等同于文献质量之精。民国谜学文献虽数量激增，但良莠不齐。如某些小报谜栏，为求吸引眼球，胡乱编造谜面，甚至借谜语影射时政，格调低下者不在少数。1929年《北洋画报》曾刊文批评“今之迷（谜）语，多失古意，徒事游戏，不究本源”。此批评虽显苛刻，却点出传播过程中“雅俗分途”之隐忧。反倒是那些依托传统文献、保留古法之著述，如1923年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明末《黄山谜》残本，虽印量仅百部，却为后世研究明代谜史留下珍贵线索。由此观之，传播之“广度”与学术之“深度”，往往难以兼得，此亦民国谜学文献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辩证命题。

最后，且容略陈一己之见。民国谜学文献的传播路径，实则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转型中的普遍困境：一方面，借助新式媒介，旧学得以走出书斋、走向大众；另一方面，通俗化的过程难免削足适履，丧失部分精义。正如王国维论词之“隔与不隔”，谜语之妙，在于隐喻与显白的平衡，过则晦涩，不及则寡味。民国谜学文献的整理与重估，当以此为尺度，既不厚古薄今，亦不盲目趋时，方能取精用弘，不负先贤著述之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