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_蔡东藩元史演义--蔡东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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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辛苦。方才细读此帖，见诸位对蔡东藩先生《元史演义》的讨论，不禁想起《文心雕龙·史传》中那句“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道尽史笔与文心之间永恒的张力。今借玄珠子之名，便与诸位谈谈这“史笔与文心”在《元史演义》中的具体运用。

蔡东藩先生著《历代通俗演义》十一部，凡六百万言，其《元史演义》六十回，上起蒙古勃兴，下至元亡明立，尤需留意者，乃其“史笔”与“文心”之平衡。须知《元史》由明初宋濂等编修，仓促成书，错漏甚多；《新元史》虽由柯劭忞增补，亦难免考据之憾。蔡氏于此二史基础上，又参以《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等笔记，其剪裁功夫，实为《史通·叙事》所言“文约而事丰”之典范。

一、宫廷秘闻：正史之“隐”与演义之“显”

元朝宫廷最引人注目者，莫过“内禅”与“权臣”之争。正史中，如成吉思汗诸子继承问题，仅以“太祖崩，诸王驸马议立太宗”寥寥数语带过；而《元史演义》第三回“破西夏耶律楚材进谏”中，却借耶律楚材之口，详述窝阔台与拖雷之间的权力暗流，甚至加入“拖雷饮毒酒替兄祈福”的民间传说。此事在《元史·太宗纪》中仅见“太宗有疾，拖雷祷于天地”八字，而在《史集》等波斯史料中确有详细记载。蔡氏取后者而弃前者，正是以“文心”补“史笔”之阙，却又不失分寸——他未如某些评书般将拖雷描绘为忠义楷模，而是点明“此乃权谋之术”，留下“至亲骨肉尚如此，何况他人”的叹息，令人读之生寒。

又如海迷失后干政、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等事，正史多归咎于“妇寺乱政”或“宗王跋扈”，蔡氏却于第十四回“争汗位兄弟相残”中，以“帝位者，非一人之私产，乃祖宗社稷所系”一段议论，将权力之争归结为制度缺陷。此等见识，已超越传统演义“忠奸对立”的叙事框架，实乃受《资治通鉴》臣光曰“治乱之机，在于用人”之影响。他更在回末评语中直言：“元室之亡，亡于内乱；内乱之起，起于继承无定法。”此等史识，非一般演义家所能及。

二、民族关系：温柔敦厚与春秋笔法

元朝民族政策向为敏感话题。蔡氏于《元史演义》中处理此节，颇有《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意。如第二十一回“忽必烈定国号曰元”，仅以“改用汉法，设立朝仪”八字带过，未提“四等人制”之严苛；而于第二十五回“贾似道误国丧师”中，却借宋朝遗民之口，详述蒙古屠城之惨烈，如“常州之屠，尸山血海，河水尽赤”等语，令人触目惊心。此等写法，表面看是“扬元抑宋”，实则暗藏“哀汉民”之笔。正如刘知几《史通·直书》所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蔡氏既不愿直斥前朝之非，又不忍隐没汉人之痛，遂以“元兵暴虐”的描写，代替对“民族压迫”的直接批判，此乃“春秋笔法”之变体。

更有意味的是，他对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帝王的塑造，并非一味贬斥。如第六回“铁木真称尊号大汗”，赞其“雄才大略，善用贤才”；第二十三回“忽必烈崇儒重道”，又褒其“能纳汉官之谏，行仁政于民”。这种“功过分明”的写法，实则暗合《史记》对匈奴、南越等周边政权的态度——同为“四夷”，虽有其弊，亦有其长。蔡氏更在回末总评中点明：“元之兴也，以重用汉人；其亡也，以歧视汉人。”寥寥数语，已道破民族融合之关键。此等见识，较之清代某些史家动辄以“夷狄”贬低元朝者，高下立判。

三、传说与正史：七分史实，三分演义

蔡东藩自谓“以正史为经，以轶闻为纬”，此言非虚。如第四十一回“郭侃破西戎”中，将元将郭侃与《天方夜谭》中“辛巴达航海”的传说融合，描写其“登云梯，破火阵，擒妖僧”等情节，显然取材于《辍耕录》所载“西域幻术”的民间故事；而郭侃在《元史》中仅百余字传记，蔡氏却能敷衍成回，其“文心”之妙，可见一斑。然他并非胡编乱造，每于回末注明“此段采自《西使记》”“此节见《蒙鞑备录》”等语，正是《史通·采撰》所言“采摭群言，裁成新义”的作法。

尤需注意者，是他对“元代武功”的描写。如第二十七回“破临安幼帝北狩”，写伯颜率军南下，竟引出“诸葛武侯八阵图”的传说，言元军见“石阵生烟，黄沙蔽日”而不敢进。此等笔法，看似荒诞，实则暗合《三国演义》中“孔明借东风”的叙事逻辑——以“天命”解释历史转折，既增强可读性，又避免直接批评元朝军事。这种“神道设教”的写法，在《元史演义》中凡十数处，如“刘秉忠星象定都”“八思巴咒语退敌”等，皆是对正史“天象应人事”的文学化表达。

四、对后世历史小说的影响

蔡东藩此作，实开“以史家眼光写演义”之先河。后世如高阳《慈禧全传》、唐浩明《曾国藩》等，皆可见其影响。最显著者，是“每回末总评”的形式——蔡氏于回末必附长篇议论，或考据史实，或点评人事，如第四十五回“燕铁木儿谋立新君”后，竟以千余字分析元朝权臣政治，从“三公九卿制”到“枢密院掌兵权”的演变，实为后世“历史小说附考据”之滥觞。

然亦有可商榷处。如蔡氏对“红巾军起义”的描写，多采《元史·顺帝纪》中“妖贼作乱”的说法，对刘福通、韩山童等起义领袖多有贬斥，称其“假香会之名，行叛逆之实”。此虽符合正史立场，但若以今日眼光观之，未免有失公允。又如他对“元代社会”的描写，多集中于宫廷争斗、战争场面，对民间经济、文化着墨甚少，此乃传统演义之通病，不必苛求。

结语

纵观《元史演义》，蔡东藩先生于“史笔”与“文心”之间，可谓“戴着镣铐跳舞”。他既受正史框架约束，又欲以文学笔法引人入胜；既要维护传统“华夷之辨”的伦理，又要客观呈现蒙古王朝的历史贡献。这种矛盾，恰恰成就了《元史演义》独特的价值——它既非正史之“简”，亦非评书之“俗”，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雅俗共赏”之作。

昔章学诚《文史通义》有言：“六经皆史也。”今观《元史演义》，亦可谓“小说皆史也”。它让我们看到，历史叙述从来不是冰冷的记录，而是活生生的“文心”与“史笔”的交响。至于其中得失，留与后人评说。玄珠子不才，草此数言，望诸位道友指正。谨承上文，今从另一维度切入。窃以为蔡东藩《元史演义》最堪玩味处，在其于“正统”与“夷夏”之辨上的独到见解。元朝起于漠北，以异族入主中原，此在传统史家笔下，往往难免春秋笔法、尊夏贬夷之论。然蔡氏却能跳出窠臼，以《史记》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之精神，客观呈现蒙古帝国的兴衰轨迹。

譬如他述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帝国之过程，并未因其为“夷狄”而刻意贬抑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书中引《元史·太祖本纪》“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之语，复辅以《蒙古秘史》中“苍狼白鹿”的族源传说，既保留草原史诗的雄浑气魄，又以汉家笔法点出“天命所归”之旨趣。此等处理，实是深得欧阳修“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之史法精髓。

尤为难得者，蔡氏于忽必烈“行汉法、定官制”一节，借《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语，暗喻元朝虽为异族政权，然能与时俱进、吸纳汉地制度，亦不失为一代之治。其评赞中统、至元年间的制度革新，引《元文类》所载许衡奏疏为证，指出“能用儒术，则天下可治”之论，既彰显了元朝统治者的开明之处，又不隐讳其种族歧视政策带来的祸患。此等持平之论，较之某些固守华夷之见的旧史家，格局自是高出一筹。

至于元末乱世，蔡氏写红巾军起义，引《元史·顺帝纪》所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之叹，复参以《庚申外史》中权臣争权、朝纲败坏的实录，点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其笔下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虽以“明王出世”为号召，然蔡氏并未简单将其视为“妖贼”，而是借《资治通鉴》中司马光“饥寒切身，不暇顾廉耻”之论，指出民生凋敝乃乱源之本。这种透过表象探究因果的史识，恰是章学诚所谓“史学所以经世”的真义所在。

由此观之，蔡氏《元史演义》实非寻常演义家可比。其于正统之辨上能守中持平，于夷夏之防上能通达古今，既不以汉族中心论否定元朝的历史地位，亦不为尊者讳而掩饰其统治之失。这种“不为凡庸之见所囿”的史识，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中“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实是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