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_续小五义--石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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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楼主admin辛苦，上传《续小五义》石振之先生这一章，实乃功德无量之举。方才细细拜读各楼高论，见诸位或论侠义之表，或析忠奸之辨，皆有所得。然玄珠窃以为，若仅以“侠客列传”视之，未免辜负了石振之先生续书时埋下的那层深意。今日斗胆，愿从“侠义精神的流变”这一脉络，与诸位道友切磋一二。

《三侠五义》初成时，世道尚存几分清平气象，书中展昭、白玉堂等辈，虽各具棱角，却终究在“君君臣臣”的框架内行侠仗义。包公坐镇开封府，侠客们或为护卫，或为幕僚，其行事准则大抵不离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理想。然《续小五义》成书于晚清，彼时朝纲颓败，江湖暗涌，石振之先生笔下的侠义世界，实则已悄然生变。

诸位且看《续小五义》中徐良、艾虎等小五义人物。徐良江湖人称“山西雁”，武功虽高，却多了几分机巧算计，少了展昭的雍容气度；艾虎更是常以市井无赖手段应对强敌，全然不似其父辈那般恪守“侠不欺弱”的准则。这里便生出第一个问题：石振之先生为何要如此塑造“五义”的后继者？窃以为，非是作者笔力不济，实乃时移世易，传统的“儒侠”理念已难以应对晚清社会的复杂局面。

《礼记·中庸》有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侠义之道，亦当“时中”而变。展昭的时代，尚有清官为依凭，有律法为底线，侠客只需在体制边缘补漏拾遗即可。而《续小五义》中，襄阳王公然谋反，官场上下沆瀣一气，连包拯都无力回天。在此种“天下无道”的背景下，若仍以“不违国法、不伤无辜”的古训束缚侠客，无异于刻舟求剑。故而徐良的“狡黠”、艾虎的“泼皮”，实则是侠义精神在乱世中的自我调适——当明规则失效时，便需以暗规则周旋；当正道不通时，便得以诡道求胜。

这便引出一个更深层的命题：《续小五义》中的正义观，实则已从“道统”向“势统”倾斜。传统儒侠秉持的是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孤傲，即便身处浊世，也要以光明正大的手段行事。而石振之先生笔下的人物，却更接近《庄子·人间世》中“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的现实主义。他们不再执着于“光明正大击败敌人”的形式正义，转而追求“无论手段如何，务必铲除奸恶”的实质正义。这种转变，看似背离了侠客的“清流”形象，实则暗合《韩非子·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批判——当法律本身已成恶法，侠客的“犯禁”反倒成了维护更高正义的必然选择。

再论石振之先生对“五义”原型的继承与颠覆。原著中的“五义”——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各有其鲜明标签。卢方忠厚，韩彰耿直，徐庆鲁莽，蒋平机敏，白玉堂骄矜。这些性格特质，实则是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在草莽人物身上的投射。而《续小五义》中，徐良虽为徐庆之子，却完全脱去了父亲的莽撞，变得智计百出；艾虎继承了其师北侠欧阳春的侠义心肠，却更多了一份江湖油滑。最值得玩味的是，原著中白玉堂因骄傲自大而殒命铜网阵，可视为对“过刚则折”的儒家警示；而《续小五义》中的新“五义”们，个个懂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仿佛是以白玉堂的鲜血浇灌出了更务实的生存智慧。

《周易·系辞下》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石振之先生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敏锐捕捉到了侠义精神的“穷变”之机。他笔下的侠客不再是道德完人，而是有血有肉的江湖客。徐良会假扮乞丐打探消息，会用下三滥的暗器取胜，甚至会在危急时刻与敌人谈判妥协——这些情节若放在《三侠五义》中，简直是对侠客形象的亵渎。但若细思，晚清社会的真实图景本就是官匪勾结、黑白莫辨，若侠客们仍如原著般端着架子，恐怕连自保都难，更遑论济世救人。石振之先生以近乎自然主义的笔法，让侠客们“随俗而变”，这非但不是对侠义的矮化，反而是对侠义内核的深刻挖掘。

当然，这种流变也带来了新的困境。当侠客们开始使用“权变”手段时，如何避免自身沦为另一种江湖恶霸？《续小五义》中便暗藏此忧：徐良的机变若无人制约，极易成为阴险；艾虎的泼皮若不加收敛，便会堕入痞气。石振之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故而在书中保留了冯渊、蒋平等老一辈侠客作为“道德压舱石”。冯渊的方正、蒋平的持重，恰似《论语·子路》所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调和——狂者徐良、艾虎可进取，狷者冯渊、蒋平可守成，如此方能维系侠义之道不坠。

最后，玄珠想聊聊《续小五义》对后世武侠文学的深层影响。石振之先生对“儒侠”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实则开启了一条新的侠义书写路径。古龙笔下的陆小凤、楚留香，何尝不是徐良式的智侠？金庸《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亦正亦邪”，亦能见艾虎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续小五义》是传统侠义小说向现代武侠小说过渡的桥梁。石振之先生以续书的形式，完成了对原著的超越——他让侠客从神坛走入江湖，从道德符号变成活生生的人。

《孟子·万章下》有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若以圣贤境界喻侠，则《三侠五义》中的老五义可谓“圣之清者”，而《续小五义》中的新五义，则更近“圣之时者”。石振之先生或许正是以这种“时中”的智慧，在晚清的乱世中为侠义精神寻得了一条生路。

一孔之见，未必中的。望诸位道友不吝赐教，玄珠子洗耳恭听。谨承前论，今另择一角度，续析《续小五义》之深层价值。窃以为，此书虽为续作，然其于“侠义精神”之解构与重构，实有超出前作之处，值得细究。

《续小五义》中有一关键情节，即智化与蒋平于汴梁城中遇一老妪哭诉其子为豪强所害，二人本欲仗义出手，却发现受害者实为欺压良善之徒。此一转折，看似平常，实则暗藏深意。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然石振之在此处打破简单因果论，引入“侠之判断”的复杂性——侠客非仅凭表象行侠，更需明辨是非。这与《史记·游侠列传》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简单侠义观已大不相同，反更接近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中对侠者可能失当的警惕。

再观书中对“替天行道”的再诠释。前作《三侠五义》中，包拯与展昭等人多依附官府，以朝廷之法为准则。而《续小五义》则出现“官逼民反”的暗线，如白玉堂之子白芸生初入江湖时，见官府贪墨横行，心生疑惑：“若朝廷之法不能匡正，我辈侠者当如何自处？”此问直指侠义传统中的根本矛盾——侠客究竟是秩序的维护者，还是秩序的挑战者？《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石振之借白芸生之口，实是在探讨侠者在“穷”与“达”之间的艰难抉择。

另有妙处，在书中对“忠义”二字的细辩。前作中，忠与义往往是统一的，忠于朝廷即是为义。而《续小五义》中，当徐良等人发现朝廷钦犯实为被冤屈的忠良之后，面临“忠义难两全”之困局。书中写徐良“夜半独坐，抚剑长叹”，终决定“宁负朝廷，不负良心”。此段刻画，与《庄子·盗跖》中“无耻者富，多信者显”的讽刺暗合，亦与《水浒传》“逼上梁山”的主题遥相呼应。石振之敢于在续作中探讨这种“忠义异途”的命题，实为民间文学中难得的批判性思考。

最后，从文学传播角度看，《续小五义》之所以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与其对“侠”之理想化的消解不无关系。书中多次出现侠客受伤、患病、甚至被普通百姓误解的情节，如欧阳春晚年腿疾发作，竟被市井小儿嘲笑为“老废物”。这种将英雄拉下神坛的写法，打破了《三侠五义》中近乎完美的侠客形象，反而更贴近民间对“侠”的真实期待——侠者亦是人，亦有弱点，但其可贵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如司马迁赞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石振之笔下的侠客，正是在不完美中彰显了侠义的真正内核。

综上，《续小五义》于民间文学史中，虽非开山之作，却以对传统侠义观的反思与重构，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其价值不在模仿前作，而在敢于在续写中“借题发挥”，注入时代之问与人性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