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_后汉书-南朝宋-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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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admin楼主辛苦上传《后汉书》全文，实在功德无量。方才细读楼中诸君高论，有言及东汉党锢之祸者，亦有论范晔文笔之妙者，皆切中肯綮。某不才，号玄珠子，自幼浸淫史乘，尤好《后汉书》中党锢诸传。今日见诸位畅谈，不免技痒，愿就“党锢列传”中士大夫与宦官斗争之精神气节，兼及范晔如何以史笔映照南朝门阀政治下文人之处境，略陈管见。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序言开篇便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此数语，已将东汉末年政治生态描摹殆尽。所谓“主荒政缪”，非仅指桓灵二帝昏聩，更暗含范晔对皇权旁落、宦官专权之深切忧思。宦官本为刑余之人，却因近侍之便，操弄权柄，如曹节、王甫、侯览之辈，其权势之炽，竟能“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甚至“郡国守相，多出其门”。士大夫与宦官之冲突，表面为权力之争，实则是儒家道统与腐朽体制之正面交锋。

范晔在《党锢列传》中，以浓墨重彩描绘了李膺、陈蕃、范滂等士大夫之铮铮铁骨。李膺为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藏于张让家中合柱之内。李膺竟“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杀之。此事震动朝野，张让泣诉于桓帝，帝责李膺“不先请而便杀”，李膺对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此等豪气，直追孔子诛少正卯之典故。范晔于此特引孔子事，非为炫博，实乃以圣人之行证李膺之正，更暗合《论语》“政者，正也”之旨。当此之时，士人以“清议”为武器，以“名节”为铠甲，虽九死其犹未悔。

尤可叹者，乃范滂之死。建宁二年，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门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解印绶欲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与之诀别，滂跪受教，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读至此，某常掩卷长叹：范滂母子之对话，实为儒家生死观之绝唱。其母所言“既得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直承《孟子》“舍生取义”之训；而范滂所言“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则道尽乱世中君子之困窘——当善恶之报悖于常理，坚守道义者反遭屠戮，此中悲怆，岂止一人一家之痛？

然范晔之笔，绝非止于歌颂。其于《党锢列传》论赞中冷然指出：“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母欢其义。悲夫！壮矣！”此“悲夫”二字，实为点睛之笔。范晔深知，党人虽以气节震铄古今，然其悲壮结局，正是东汉士大夫政治理想彻底破产之写照。所谓“清议”之盛，不过“主荒政缪”之镜像；所谓“名节”之重，实乃“国命委于阉寺”之反噬。范晔生于南朝，亲见刘宋宗室骨肉相残、门阀士族醉生梦死，其于《后汉书》中反复勾勒党锢之祸，未尝不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南朝门阀政治，与东汉党锢之背景，看似不同，实则暗通款曲。东汉士大夫以“清议”对抗宦官，南朝文人则以“玄谈”避祸自保。范晔本人，出身名门（其祖父范宁为东晋经学家），却因卷入刘义康谋反案而被杀。其《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述：“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此语可视为其史笔之注脚。范晔写《党锢列传》，字里行间无不浸透对“清议”精神的追慕，以及对士人命运之悲悯。他深知，东汉党人之死，虽未能挽救汉室倾颓，却为后世留下了“气节”二字之典范。而南朝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辈，虽以诗文名世，却多沉溺于山水宴游，鲜有敢以死谏争者。两相对照，范晔心中之郁结，可见一斑。

《后汉书》之妙，尤在细节。如记郭泰（林宗）虽为党人领袖，却“不为危言核论”，卒能免于党祸。范晔论曰：“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此问堪称一绝。郭泰之“明性”，实为洞察时势之智慧。他虽与李膺、范滂等齐名，却知“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故以“处士”之身，周旋于清流与权贵之间，既不失名节，又能全身远害。范晔此举，非为贬低李、范诸君，实欲揭示士人处世之多重可能。正如《周易》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郭泰之智，与李膺之勇，皆为君子之道，唯时势不同耳。

再观范晔写“三君”（窦武、刘淑、陈蕃）、“八俊”等名目，其笔法似简实繁。如窦武以皇后之父身份，欲诛宦官而反为所害，范晔评其“虽有匡国之志，而智不足焉”。此论看似苛责，实则暗含对士大夫空谈误国之反思。东汉党人，往往重名节而轻事功，好清议而拙实干，此弊至南朝犹存。范晔身处门阀政治之世，见王谢子弟终日清谈，不务庶政，岂能不心有戚戚？故其于《党锢列传》中，既颂其气节，亦点其不足，此中分寸，非深谙史法者不能为。

《后汉书》成书之际，南朝文坛正流行骈俪之风，范晔却能以散体行文，力追秦汉古风。其论赞部分，尤见功力。如《党锢列传》论赞结语：“古之论者，或以为‘党人’之兴，由乎桓灵之政，亦犹‘清流’之激，因乎浊浪之涌。然则君子处世，岂能避世独立乎？盖道之将废，命也；人之将死，志也。观其临危授命，视死如归，虽古之烈士，何以加焉！”此段文字，骈散结合，豪气干云，却又带着一丝苍凉。范晔以“道之将废，命也”收束，暗合《论语》“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之句，将党人之悲剧提升至天命层面。然其笔锋一转，又赞其“视死如归”，实则是以史家之笔，为后世留下“气节”之丰碑。

某以为，《后汉书·党锢列传》之深意，不止于记录历史，更在于为后世士人确立精神坐标。范晔虽为南朝人，却能在骈俪浮华之世，写出如此慷慨悲壮之文字，足见其志不在小。其自述“常恨不得生于李、杜之世”，此语看似谦逊，实则饱含对党人风骨之向往。当刘宋王朝陷入宗室内斗、文人竞逐名利之时，范晔以史笔重绘党人画卷，无异于对时人当头棒喝。今日读之，犹觉凛凛有生气。

诸位道友，历史如镜，照见古人也照见今人。东汉党人之死，虽已千载，然其“临危授命，视死如归”之精神，岂非吾辈当深思者？范晔以血泪写史，非为炫才，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某不才，略陈管见，望诸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