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_童歌养正-清-彭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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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好，在下涵虚子，拜读楼主admin所分享之《童歌养正》并诸位同修高论，心中感佩良多。此帖所涉，看似仅为清代蒙学歌谣，实则关乎“礼教”如何落地生根、儒家伦理如何化入童蒙血脉之根本大义。窃以为，彭继先之作，非仅童谣汇编，实乃“礼乐教化”在庶民日用间的精微呈现，其功在“养正于蒙”，其道在“化性起伪”。今试以管窥之见，略陈数端，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蒙以养正”到“习与性成”：礼教的生活化转向**

《周易·蒙卦》彖辞云：“蒙以养正，圣功也。”此语直指教育之终极关怀——在童稚未凿之时，涵养其正直之性，以为圣贤之基。然“养正”二字，若仅悬于经典章句，则如空中楼阁，非童子所能及。彭继先深谙此理，其《童歌养正》之精妙，正在于将抽象之“正”，转化为具体可感之“礼”。

观其歌谣，如《坐立走》：“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卧如弓。”此非仅言姿势，实乃以身体语言涵养心性。昔孔子教伯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者，非徒仪节，实为内外合一之规范。彭氏将“礼”化为孩童日常之“坐立行走”，使“正”在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此与《礼记·曲礼》所言“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脉相承，只是将经典之“敬”化为童谣之“钟、松、风、弓”，更易为童子所模仿。

更值得玩味者，在于彭氏对“礼”的日常化处理。例如《洒扫》篇：“洒扫庭除，内外整洁。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此语虽本自《后汉书·陈蕃传》中薛勤之问，然彭氏将其谱入童歌，便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愿，化为孩童手中之扫帚与抹布。北宋程颐尝言：“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二程遗书》卷十八），彭氏之作，恰是以最“形而下”之劳作，承载最“形而上”之道义。此种“即器求道”的蒙学思路，较之空谈性理，更见儒家“道不远人”之真精神。

**二、以“歌谣为仪”：伦理规范的感官化与仪式化**

彭继先之《童歌养正》，另一卓绝之处，在于将伦理规范转化为“感官仪式”。传统礼教多强调“礼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重义理而轻形式。然童子心性未定，若强以义理相绳，反易生抵触。彭氏则反其道而行，以歌谣之音韵、动作之节律，先使童子“循礼”而“忘礼”。

试举《饮食》篇为例：“食不言，寝不语。细嚼慢咽，不挑不拣。长者先，幼者后。”此数语看似平常，实则暗合《礼记·少仪》中“侍食于长者……毋咤食，毋啮骨”之训。然彭氏将其化为押韵之童谣，童子诵之，如闻天籁；行之，如舞节拍。此种“寓教于乐”之法，实为将“礼”内化为身体记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尝论“仪式”对集体意识的塑造作用，彭氏之作，正可视为一种“微型仪式”——通过重复性、韵律性的行为，使童子在不自觉中接受社会规范。此与《荀子·劝学》所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相通，只是将“积善”化为“积歌”，将“成德”化为“成习”。

更深一层，彭氏对“礼”的仪式化处理，还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的划分上。如《晨起》篇：“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冠必正，纽必结。”此非仅言作息，实为建立“日常秩序”。儒家素重“时中”（《中庸》），彭氏以童谣划定一日之节律，使孩童在“晨昏定省”中感受天道之运行。又如《客至》篇：“客入门，起迎之。坐定后，奉茶汤。”此则建立“人际空间”之规范，使孩童在“迎送酬答”中体悟人伦之序。此种“时空仪式化”的蒙学设计，较之西方蒙台梭利之“感官教育”，虽路径不同，然皆以“环境塑造人格”为旨归，可谓异曲同工。

**三、“微言大义”与“化民成俗”：彭氏之作的深远意蕴**

治蒙学者常言：“童蒙之教，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彭继先之《童歌养正》，其价值不在“立言”，而在“立教”；不在“创造”，而在“转化”。其将《三字经》《千字文》之雅言，化为乡野童谣；将《论语》《孝经》之大道，化为日常琐事。此种“向下扎根”的蒙学实践，实为儒家“礼乐教化”在民间社会之活态传承。

然吾辈今人读此，亦当反思：彭氏之作，是否亦有可商榷处？其歌谣中“三纲五常”之训，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是否可能压抑孩童之天性？《童歌养正》中《孝亲》篇云：“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此语虽本自《弟子规》，然若机械执行，是否易导致儿童之盲从？南宋陆九渊尝言：“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彭氏之教，是否过于强调“注经”而忽略“我注”？此皆值得深思。

然平心而论，任何蒙学读物，皆有其时代局限。彭继先生于清代，其思想自不免受三纲五常之影响。然其“以歌养正”之方法论，实为千古不易之理。昔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彭氏之作，正合此意——“诗”者，童谣也；“礼”者，规范也；“乐”者，韵律也。三者合一，方能“成”其人格。吾辈今日重读此帖，非为复古，实为汲取古人“即生活即教化”之智慧。当此信息爆炸、价值多元之世，如何为孩童建立“礼”的秩序而不失“仁”的温度？彭继先之《童歌养正》，或可提供一反思之镜。

最后，引用《礼记·学记》一段话与诸位共勉：“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彭氏之作，虽仅为“一年离经辨志”之基础，然“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老子》），无此基础，何来“大成”？愿吾辈于古人之“微言大义”中，见其“养正”之苦心，更见其“圣功”之不易。

涵虚子谨上。好的，我们继续探讨。上一部分我们主要从“养正”理念的经典渊源、教育内容及当代的德育价值入手。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养正”理念的**实践困境与内在张力**入手，并借此探讨它对当代教育的更深层启示。

**二、“养正”的实践困境与内在张力：从“驯化”到“唤醒”的反思**

1.  **“养”与“制”的辩证法：经典引证的再审视**
    清代蒙学虽推崇“养正”，但其具体操作往往陷入一种微妙的矛盾。王阳明在《训蒙大意》中曾痛陈当时教育之弊：“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这揭示出“养正”理念在实践中容易滑向“制正”——即通过严格的规训、惩罚和机械记忆，强行塑造儿童的表面行为，而非真正“养”其内在善端。
    例如，《弟子规》中“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等条文，若仅被当作命令执行，缺乏对“孝悌”之心的情感共鸣，则可能沦为外在行为控制。清代学者陆世仪在《思辨录》中便指出：“教小儿，须先令其有恭敬之心，然后渐加约束，否则徒苦之耳。”这提醒我们，“养”的本质是潜移默化地激发儿童的自觉，而非简单地“制”其言行。当代教育中的“行为规范”训练，若只重结果（如整齐划一、绝对服从），忽视儿童内心对规范的认同与理解，便容易重蹈“制正”的覆辙，培养出“伪君子”或“空心人”。

2.  **历史例证：从“神童”陨落到“完人”焦虑**
    清代蒙学教育中，存在大量“神童”被过度拔苗助长的案例。如《清稗类钞》记载，某才子5岁能诵《五经》，但成年后却性情孤僻、身体羸弱，终无所成。这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养正”理念在实践中的异化——当教育者过于追求“早成正果”（如科举功名、才艺早露），便不自觉地将“养”变成了“催”。儿童的天性被压抑，真正的“正”（健全人格）反而被扭曲。
    另一个层面，“养正”理念暗含一种“完美主义”的焦虑。清代蒙学家强调“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本是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演变为对儿童“无一毫之失”的苛求。如《朱子家训》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等训诫，若被父母反复强调、处处挑剔，孩子可能变得谨小慎微、缺乏创造力。这让我联想到当代教育中的“内卷”——家长对孩子的“完美”期待（成绩、才艺、品德样样优），本质上也是一种“养”的异化，它让“正”变成了沉重的枷锁。

3.  **个人见解：从“养正”到“唤醒”——当代启示的再深化**
    基于上述困境，我认为“养正”理念对当代最深的启示，不在于其具体规范，而在于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核心不是“塑造”，而是“唤醒”。
    *   **承认儿童的“未完成性”**：清代蒙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提出“蒙养之道，当以诱掖为先，不必急求成效”。这与现代心理学中“最近发展区”理论不谋而合。我们应允许儿童在探索中犯错、在试错中成长，而非急着用“标准答案”去填满他们。例如，对孩子“打碎花瓶”的行为，与其直接训斥“你怎么这么不乖”（制正），不如引导其思考“怎样才能小心地拿东西”（养正），并鼓励其主动道歉、整理。
    *   **从“灌输”到“对话”**：清代蒙学中“师严而后道尊”的传统，容易导致单向的权威式教育。而真正的“养正”，应是一种双向的互动。比如，当孩子问“为什么不能撒谎”时，家长不是简单地复述《弟子规》条文，而是通过故事、讨论，让孩子自己体悟“诚信”的价值。这需要教育者放下“全知全能”的架子，成为孩子精神成长的“助产士”。
    *   **警惕“道德表演”**：当代学校常以“品德测评”“好人好事记录”来量化“正”，这很容易催生为拿加分而做善事的功利心态。真正的“养正”，应像孟子所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让德行成为内在的、自然的流露，而非外在的表演。教育者应更关注儿童行为背后的动机，而非仅看结果。

总之，“养正”理念的实践困境提醒我们：最好的“养”，是如春风化雨般无声的浸润；最真的“正”，是源于内在自觉的自主选择。当代教育若能从“驯化”转向“唤醒”，从“塑造”转向“发现”，或许才能真正继承并超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