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十八、国运不可阻挡

18.十八、国运不可阻挡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细拜读楼主admin的帖子，又逐一翻阅了诸位同道的回复，深感论坛之中藏龙卧虎，见解纷呈。尤其是几位前辈从历史周期律、地缘格局等角度切入，确有其理。然则，既言“国运不可阻挡”，在下以为，不妨从《易经》之“变易与不易”的辩证关系入手，或许能窥得几分天机，与诸位道友共参。

《系辞传》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乃“变易”之精髓，言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然而，又有“不易”之理贯穿其中，即那“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永恒规律。国运兴衰，表面看似山呼海啸、势不可挡，实则正是这阴阳消长、周流不息的外在显化。若将国运比作一条大河，其奔腾东流、不舍昼夜的大趋势，便是“不易”；而其间的激流险滩、蜿蜒曲折、枯荣涨落，便是“变易”。所谓“不可阻挡”，并非人力不可为、只能消极听命，而是指那背后的大道规律，非一人一力所能逆转。

《彖传》释《乾》卦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此处的“时”，便是理解国运的关键。国运如四时之更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必然之序也。王朝初创，如春雷惊蛰，万物萌发；鼎盛时期，如盛夏骄阳，万物繁茂；及至季世，则如秋风萧瑟，万物凋零；而乱世终结，新朝肇基，又似严冬蕴育了来年的生机。这便是“时”的必然性，如同《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孟子》此言，实是强调“人和”在“天时”“地利”既定前提下的能动性，并非否定“天时”的客观存在。国运之“不可阻挡”，首先在于它遵循着“时”的节律，该衰则衰，该盛则盛，非人力所能强挽狂澜于既倒，亦非巧智所能逆天改命于未萌。

然而，若只言“时”之必然，则未免陷入宿命论的窠臼。《易经》之道，贵在“时中”。所谓“时中”，即是在“时”的必然之中，把握“势”的转化契机。何谓“势”？《孙子兵法》云：“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又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所积蓄的能量，是“时”的具体呈现。国运之“不可阻挡”，并非一马平川、毫无波澜，而是指其内部“势”的积累，已如蓄水之库，一旦决口，便如千仞之山转圆石，沛然莫之能御。譬如人心向背、经济基础、制度优劣、民族凝聚力等，皆是构成“势”的要素。当这些要素的合力指向某一方向时，便形成了所谓的“国运”。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和”二字，正是把握“势”的关键。国运之盛，在于“中和”之气的充盈：君臣上下各安其位，士农工商各尽其职，内政外交各得其宜。而国运之衰，则在于“中和”之气的耗散：上下离心、贫富失均、法度废弛、民心涣散。这并非玄虚之谈，而是有史可鉴。观汉唐盛世，莫不如此。汉初文景之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此乃“中和”之象，故能积蓄国力，至武帝时北击匈奴。而唐之开元盛世，更是“贞观之治”后“中和”之气的延续，故能万国来朝。然则，盛极而衰，亦是“时”与“势”的必然。当“中和”被打破，矛盾积累到极点，新的“势”便会形成，推动国运转入下一个周期。此即《易经》所谓“否极泰来”、“剥极必复”之理。

那么，面对“不可阻挡”的国运，人又当如何自处？绝非消极等待，亦非逆天行事。《道德经》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此“无为”，非不为也，而是顺道而为、不妄为。国运之“不可阻挡”，正提醒我们，要敬畏大道规律，切勿以私智妄图改变天地大势。同时，更要积极“顺天应人”，在“时”的节律中，敏锐把握“势”的动向。譬如，当国运转入上升期，如《乾》卦初九之“潜龙勿用”，需沉潜蓄力，不可轻举妄动；及至“见龙在田”，便可崭露头角；至“飞龙在天”，方能大展宏图。当国运转入下行期，则应如《坤》卦初六之“履霜，坚冰至”，见微知著，早为之备。更需如《乾》卦上九之“亢龙有悔”，懂得“功成身退”之道，避免与“势”对抗。

具体而言，对于当代之中国，国运之“不可阻挡”，体现为民族复兴之大势。这一大势，源于数千年文明积淀之“势”，源于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奋斗之“势”，源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之“势”，更源于当下亿万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之“势”。此“势”已成，如《孙子兵法》所言：“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我们生于其间，既是此“势”的受益者，也是此“势”的创造者。如何顺势而为？窃以为，首在“明时”。须清醒认识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尊大。次在“修德”。国运之基，在于民心，民心之聚，在于德政。《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个人修身，亦如国之修德，积小善而成大德，方能于国运洪流中安身立命。再在“合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将个人之志趣、事业与国家之需要相结合，此即“和合”之道，亦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当然，国运亦非全然坦途。《易经》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任何大势之中，必有波折与风险。面对挑战，既要有“不可阻挡”的信心，更要有“戒慎恐惧”的智慧。《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居安思危，方能防患于未然。正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唯有如此，方能在国运的大潮中，既不随波逐流，又不逆势而动，真正做到“与时偕行”。

综上所述，国运之“不可阻挡”，本质上是天地大道“变易”与“不易”辩证统一的结果。它既是“时”的必然体现，也是“势”的积累所致。作为个体，我们既不可狂妄自大，以为能逆转乾坤；亦不可妄自菲薄，以为只能束手待毙。真正的智慧，在于“知时识势”，在“时”的框架内，以“中和”之道，行“顺天应人”之事。如此，方能在国运洪流中，既成就自身，也贡献于这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大业。诸君以为如何？玄珠子抛砖引玉，愿闻高论。承蒙抬爱，既已论及文化自信与国运兴衰的内在逻辑，此第二部分不妨从“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这一维度展开，以观其相生相成之理。

《周易》有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者，非静态之遗物，乃动态之生命体。一国文化之自信，不在固守，而在善取；不在排他，而在兼收。史册斑斑，足资镜鉴：汉唐盛世，张骞凿空西域，玄奘负笈天竺，非惟输出华夏文明，亦广纳胡乐、梵音、西域珍异。敦煌莫高窟中，佛陀微笑与飞天飘带，已融汉魏风骨与印度法相于一体；长安西市上，胡姬酒肆、波斯香料、粟特商队，皆成盛唐气象之注脚。此非文化自信之极致乎？自信者，不惧他者，反能化他为我。

反观宋明以降，理学日精而国势渐衰，非其文化不美，实其自信渐失而门户日固。南宋朱熹注经，虽集大成，然门户之见渐生；明代海禁，虽防倭寇，亦断洋流。文化一旦失去吞吐八荒之气，便如活水沦为死潭。清季闭关，更以“天朝上国”自矜，实则文化自信已沦为文化自负，终致鸦片战火焚毁旧梦。此正应《礼记》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化若不能与时偕行、与世相参，纵有千年积淀，亦难免沦为博物馆中之标本。

再观欧洲文艺复兴，其所以勃兴，非仅复希腊罗马之古，实因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保存并激活了古典智慧，复经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等历史碰撞，东方造纸术、火药、指南针传入，西方始得破中世纪之暗。可见文化自信之重建，往往需借他山之石。孔子亦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文明互鉴，非示弱，乃强根固本之道。

故文化自信，不在孤芳自赏，而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今日之中国，既承五千年文脉，又处全球化浪潮，当以汉唐气魄为鉴：对内深耕传统，不使其沦为符号化的怀旧；对外敞开胸怀，不陷于盲目排外或全盘西化。文化如江河，源远流长而不拒细流，方能奔涌不息。国运之兴，亦在此吞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