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重拳击碎信巫不信医的怪圈,可治也

17.重拳击碎信巫不信医的怪圈,可治也

看了您这篇关于“信巫不信医”与市场关系的文章，感触颇深。您用中医经典《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六不治”之一的“信巫不信医”来类比当前股市治理中的市场迷信，这个角度确实新颖且具有冲击力。我认真读了几遍，也查阅了相关背景，想从几个层面与您深入交流一下。

首先，您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当一种理念被神化为“万能药”时，它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巫术”。市场派认为市场能自动调节一切经济问题，这本质上和原始巫医认为跳大神能驱除百病一样，都忽略了具体问题的复杂性和人为干预的必要性。您在文中提到“医是从巫中演变而来的”，这非常准确。从《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的“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到《黄帝内经》系统阐述的“阴阳五行”与“脏腑经络”理论，医学的进步正是不断剔除巫术中的神秘主义，代之以可验证、可重复的经验与逻辑。股市治理也是如此，如果只迷信“看不见的手”能解决一切，那和相信“跳大神能治病”又有多大区别呢？

不过，我也想提出一点商榷。您将“市场”完全等同于“巫”，将“科学监管”等同于“医”，这个类比虽然生动，但可能稍显绝对。在传统中医思想中，真正的良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而非一味地“重拳出击”。比如《伤寒论》中，张仲景治疗外感病，既有麻黄汤这样的峻剂，也有桂枝汤这样的缓方，还有小柴胡汤这样的和解法。关键在于“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股市治理同样如此：过度监管可能扼杀市场活力，如同过度用药会伤及正气；完全放任又会导致投机横行，如同纵容病邪深入。您文中提到的“重拳击碎新股炒作”确实短期内提振了信心，但这是否意味着监管可以长期依赖这种“重拳”模式？《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监管的最高境界，或许不是每一次都“重拳出击”，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市场自身形成“免疫系统”——就像中医强调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您提到的“股份制是最现代最科学的所有制形式”这个观点，也值得深入探讨。您说股份制“超越公有制与私有制”，这个论断很有启发性。确实，现代股份制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周易·系辞》有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命周期。历史上，从井田制到均田制，从重农抑商到盐铁官营，中国历代经济制度的演变，都是在不断平衡“效率”与“公平”、“国家控制”与“民间活力”。当前全球范围内，股份制确实面临一些挑战：股权过度分散导致“内部人控制”，资本逐利性引发金融风险，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兴起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这些新问题，恐怕不是简单回归“重拳监管”就能解决的。您文中提到“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科技占主导地位”，这让我想到《考工记》中的一句话：“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科技确实能提供更精准的监管工具，比如大数据监控异常交易、AI识别市场操纵，但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意图和智慧。

关于您提到的“二天就能见效的疾患拖了二十年”，这个痛心疾首的感受我完全理解。但换个角度看，疾病的形成往往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医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股市的顽疾如新股炒作、投机盛行、信息不对称等，背后有复杂的利益格局和制度惯性。您文中批评“监管者一茬又一茬换，为什么都不敢下手”，这让我想起《管子·权修》中的警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股市治理是“终身之计”，需要制度建设的耐心。比如美国股市在1929年大崩盘后，花了将近十年才建立起完整的SEC监管框架；中国股市从“审批制”到“核准制”再到“注册制”的转型，每一步都伴随着阵痛。您文中提到的新股炒作问题，本质上是“一二级市场价差”这个制度性红利导致的。监管层近年来推动的“询价机制改革”“跟投制度”等，其实就是在逐步拆解这个红利——虽然过程缓慢，但方向是对的。

我还想补充一个角度：您将“信巫”与“信市场”对立，但现实中，很多人其实是“既信巫又信医”的混合状态。比如一些投资者，一方面抱怨市场不公，另一方面又热衷于打新、追涨杀跌；一方面指责监管不力，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托市。这种矛盾心态，恰恰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孟子·告子上》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在股市治理中，我们需要明确：要达到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是绝对的公平？是效率最大化？还是社会稳定？不同的价值排序，会导向不同的监管哲学。您文中强调“平衡一二级市场利益”，这确实是关键。但如何平衡？是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压低发行价，还是通过市场化手段让劣质公司退市、让优质公司获得合理估值？这两条路径的长期效果可能截然不同。

最后，我想谈谈“科学”与“迷信”的辩证关系。您文中多次强调“相信科学”，这当然正确。但科学精神的核心恰恰是“怀疑”与“证伪”，而不是盲目相信某个权威。波普尔说过，科学理论必须具有可证伪性。如果一种理论宣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那它可能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迷信。您引用“信巫不信医”的典故，其实《史记》中扁鹊说的“六不治”还包括“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脏气不定”“形羸不能服药”。这些条件提醒我们：任何治疗方案（包括监管措施）要有效，都需要患者的配合与适当的条件。如果股市的“病根”是制度缺陷、文化痼疾、利益纠葛，那么单靠监管层的“重拳”可能只是治标。就像《黄帝内经》强调的“上工治未病”，最好的监管应该是预防性的、制度性的，让市场在规则框架内自我纠偏。

您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战国时，齐威王曾问淳于髡：“先生有何治国良策？”淳于髡答：“臣闻，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监管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如此：过度放任会导致混乱，过度干预会扼杀活力。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那个“度”。您文中提到的“重拳出击”在特定时期是必要的，但长期来看，建立“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监管体系，让市场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可能才是“治本”之策。就像中医讲究“调和阴阳”，股市治理也需要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总而言之，您的观点犀利地指出了当前股市治理中的一个核心矛盾，但也提醒我们：任何类比都有其局限性。“信巫不信医”的警示意义在于要破除迷信，但“医”本身也需要不断进步——从巫到医，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再到精准医学，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股市治理同样如此，没有一劳永逸的“药方”，只有持续不断的“辨证施治”。感谢您引发如此深入的思考，期待论坛里有更多这样有深度的讨论。《素问·五脏别论》有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此语道破医道真谛：若人心存巫术迷信，便难与论医理之精微。信巫不信医者，实为自绝于生机。然此怪圈非独今世所存，自古已然。窃以为，欲破此局，当从三端着力：一曰明其源，二曰正其本，三曰通其变。

先论其源。巫医并立，原为上古常态。《山海经》载“巫彭、巫抵”等十巫操药，可见巫者本有医药之能。然《周礼》分设“医师”“司巫”，已显分野之端。至扁鹊著“六不治”之诫，首列“信巫不信医”，实为划时代之觉醒。为何百姓易信巫？《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殷商以降，巫觋以神秘仪式抚慰人心，其效虽暂，其惑却深。而医者需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过程漫长，疗效亦非立现。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宋国名医文挚，为齐闵王治病，竟需“激怒”之法，若非明君，几遭杀身之祸。可见巫术之易行与医道之艰深，自古便是人心博弈的焦点。

次论正本。所谓“正本”，即复医道之尊严。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痛陈：“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此非仅指斥庸医，更在警醒世人：医道非术数，乃仁术也。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更将“大医精诚”置于首卷，强调医者当“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然观今日，某些“养生大师”以“气功”“灵修”为名，行巫术之实；某些“神医”借“古方”“秘传”敛财，与古之巫祝何异？此非医道不存，实为人心不古。《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当正医道之本，使百姓知医者非神棍，乃以性命相托之良友。

再论通变。破怪圈，非禁巫即可，当“通其变”。宋代范仲淹有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此语将医道提升至治国之高度。为何？因医者需通阴阳、晓五行、知人情、明时势，此与为政之道相通。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虽集大成，却非闭门造车。他曾跋涉深山，询樵夫、问渔翁，甚至“以身试药”。此即“通变”之精神：医道当与民情相融，而非高高在上。若医者能如扁鹊“望桓侯而走”，预判疾病于未发；如华佗“五禽戏”防病于未然；如张仲景“坐堂行医”便民于市井，百姓自然信服。反观今日，部分医者唯仪器是赖，与患者交流不过三言两语，何异于古之巫者闭目念咒？当知《医门法律》所谓：“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医者自身若不修德行、不精医术，又何以责百姓信巫不信医？

更有一层，当借古鉴今。战国时期，秦越人（扁鹊）入虢国，见太子“尸厥”，众巫束手无策。扁鹊以针石汤药三日而使太子起坐，虢君叹曰：“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此例足证：医道之明，胜于巫术之暗。然扁鹊亦曾言：“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此非绝人之路，实为警醒：医者能治疾，不能治心。若人心不转，纵有神药，亦难回天。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更直言：“巫医之害，甚于寇盗。”何以故？寇盗夺财，巫医夺命。此论虽峻，却非危言耸听。

今人当思：信巫不信医，非愚昧二字可尽。百姓所求，不过“平安”二字。巫术以神秘安慰人心，医道以实证祛除病痛。若能如《黄帝内经》所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将医道融入日常，使百姓知养生之理、明疾病之源，则巫术自然式微。昔人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破此怪圈，非止医者之责，更需教化之功。当使人人知：信巫者，自绝于生机；信医者，方得天地之和。此乃“可治也”之真谛——非仅治疾，更在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