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_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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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帖子，我倒是想多聊几句《春秋公羊传注疏》和何休这位汉儒。楼主贴出这个标题，想必也是对公羊学有兴趣的同道。说实话，现在能静下心来读《公羊传》的人不多了，大多数人一提起《春秋》，首先想到的就是《左传》，毕竟故事性强，人物鲜活，读起来痛快。但公羊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何休的注疏，更是将公羊学的义理发挥到了极致。

何休这个人，在汉代经学史上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生活在东汉末年，那是个天下大乱、儒术衰微的时代。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但他仕途并不得意，因为党锢之祸被禁锢在家，于是“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十七年闭门不出，就为了给一部书写注，这种精神放在今天简直难以想象。何休的注疏，与《公羊传》本身以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共同构成了公羊学的三大支柱。可以说，不懂何休，就不懂公羊学；不懂公羊学，就不懂汉代经学的精髓。

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最大的特点，在于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三科九旨”体系。所谓“三科九旨”，简单来说就是公羊学解读《春秋》的三个层次、九个要义。第一科是“存三统”，讲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正朔问题，强调“通三统”以明王道；第二科是“张三世”，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孔子笔削的详略不同，体现了历史进化的观念；第三科是“异外内”，也就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但最终要达到“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大同境界。这三科九旨，层层递进，从制度到历史再到天下秩序，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义理框架。

有人可能会问，何休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过于牵强附会了？《春秋》本来就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孔子删削了一下，哪有那么多微言大义？这种质疑从古至今就没断过。唐宋以来，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兴起后，考据学大盛，学者们更倾向于从文字训诂、史实考证的角度去理解《春秋》，对公羊学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多持批评态度。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公羊学的独特价值所在。公羊学不是在考证历史事实，而是在阐发《春秋》中的“义”。什么叫“义”？就是孔子通过笔削褒贬所传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理想。历史事实是“事”，价值判断是“义”，公羊学要揭示的就是这个“义”。

举个例子，《春秋》隐公三年记载“春王二月”，何休在注中解释“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这句话看起来简单，但蕴含深意。何休认为，这里的“王”不是周平王，而是周文王。为什么？因为文王受命，是周朝王道的开端。孔子作《春秋》，托始于隐公，但正朔却用文王，这是“以王法正天下”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不是单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这种笔法，树立一个超越具体王朝的、理想化的王道标准。这种解读，如果从考据学的角度看，可能觉得牵强；但如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却是极具深意的。孔子通过《春秋》建立了一套“素王”的话语体系，何休的注疏则把这个体系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再说说何休注疏中的“张三世”说。这一说在近代影响极大，康有为写《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就是借用了公羊学的三世说，来论证他的变法主张。康有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这与何休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康有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是在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不可否认，公羊学中的历史进化观念，确实为近代中国的变法图强提供了思想资源。何休在注中明确说：“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于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这种从“内其国”到“外诸夏”再到“天下若一”的演进路径，不正是我们今天讲的“从民族国家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古老版本吗？虽然时代不同，话语体系不同，但那种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却是相通的。

当然，何休的注疏也不是没有争议。比如他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强调“元者，气之始也”，把“元”解释为宇宙的本原，这就带有明显的汉代宇宙论色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何休继承了这一思路，但又更进一步，将“元”与“气”联系起来，构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神秘主义，但在汉代的思想语境中，却是非常自然的。汉代人讲究“天人合一”，认为天象与人事之间有密切的对应关系，君主的行为如果失当，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何休的注疏中大量引用灾异说，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比如《春秋》宣公十五年记载“初税亩”，何休注说这是“变古易常”的表现，会导致“灾异并至”。这种说法，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当然不对，税亩制实际上是历史的进步。但我们要理解，何休不是在讨论经济制度，他是在强调“变古”的危险性，这是公羊学“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一贯立场。

读何休的注疏，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位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者。他生活在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腐败，社会动荡。他闭门注经十七年，表面上是远离政治，实际上却在通过注经的方式，表达他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他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这句话在当时是有现实指向的。东汉末年，刘氏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何休强调“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是暗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德政而非血统。这种思想，在后来被魏晋时期的禅让理论所继承，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

说到这里，我想起《公羊传》中那句著名的话：“《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有人批评这是“为尊者讳耻”，是史官的曲笔。但何休的解释是：“讳者，避其名也。避之者，所以尊之也。”什么意思？不是说隐瞒真相，而是说对于尊者、亲者、贤者的过失，不宜直书其名，而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这种“讳”不是掩盖，而是一种礼的体现。比如《春秋》记载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按理说这是“以臣召君”，不合礼制。但孔子不直书“晋侯召王”，而是写“天王狩于河阳”，意思是说周天子到河阳去打猎，顺便见了晋文公。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历史事实，又维护了天子的尊严。何休在注中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这是孔子“为贤者讳”的笔法。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儒家“礼”的精神：既要尊重事实，又要维护秩序，在事实与秩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我觉得，读《公羊传》和何休的注疏，关键是要理解公羊学这种“借事明义”的思维方式。公羊学家不把《春秋》当作普通的历史书来读，而是当作一部含有微言大义的“经”来读。他们关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历史应该是什么”。何休在注疏中反复强调“《春秋》正名”“《春秋》贵义”，就是这个道理。比如《春秋》僖公十九年记载“梁亡”，只有两个字。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梁国是被秦国灭掉的，但孔子不写“秦灭梁”，而写“梁亡”，为什么？何休解释说，这是责备梁国的国君自取灭亡，因为梁君“隆刑峻法，百姓恐惧”，最终导致民心离散、国家灭亡。这种笔法，就是“借梁亡之事，明失民之戒”。历史事实是梁国被灭，但孔子要传达的教训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何休的注疏，就是把这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教训揭示出来。

最后我想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虽然成书于近两千年前，但其中蕴含的思想遗产，在今天仍然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他关于“大一统”的论述，强调“王者欲一乎天下”，这种统一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他关于“通三统”的论述，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传统，这又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他关于“三世”的论述，强调历史的进步性，这又给了我们一种积极的历史观。当然，公羊学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过于强调“微言大义”，有时会忽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过于强调“尊王”，有时会压抑个体的自由。但任何经典都有其时代烙印，我们不能苛求古人。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批判性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是一部值得深入研读的经典。楼主既然贴出这个帖子，想必也是同道中人。希望有机会能进一步交流，共同探讨公羊学的奥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