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_正统道藏正一部-重阳立教十五论-金-王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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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有心了，能将《正统道藏》正一部所收的这卷《重阳立教十五论》钩沉出来，惠及同好，功莫大焉。这卷文字虽不似后世丹经那般繁复华丽，却字字千钧，实为全真教义的总纲，也是重阳祖师为门人弟子立下的心法规矩。涵虚子在此先谢过楼主。

拜读数过，掩卷沉思，深感此论虽题为“立教”，实则是重阳祖师为其后学铺设的一条从凡入圣的“心路”。十五论中，从“住庵”“云游”到“打坐”“降心”“炼性”，乃至末后的“超三界”“养身”“离凡世”，其脉络极为清晰：并非教人空守炉鼎，而是先要收拾精神，在心地上下工夫。愚以为，这《立教十五论》中最见精粹、也最可与儒佛两家互参互证的，便是“打坐”“降心”“炼性”三则。这三者不是割裂的次第，而是一个连贯的、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彻悟过程。今日不妨借楼主宝地，将这三者，与宋明理学中“主敬”“存诚”的工夫论作一粗浅比较，以求正于诸位道友与方家。

**一、 论“打坐”：非关形骸，乃在“心”地**

《十五论》第十论专言“打坐”。世人多以为打坐即是敛息凝神、跏趺不动，但重阳祖师开宗明义便破此见：“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瞑目合眼，此是假坐也。”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将一般道流心目中的“坐功”全盘推翻。那么何为真坐？祖师云：“真坐者，须十二时辰，行住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鼻、口，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

此论一出，便将“打坐”从一种具体的、具有空间时间限制的**修炼形式**，升华为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心性状态**。这便与宋明理学家的“主敬”工夫产生了奇妙的共鸣。程朱理学讲“主敬”，并非要人整日正襟危坐，如泥塑木雕。朱熹说：“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又说：“主一之谓敬”。所谓“主一”，即是心有所主，不为外物所迁。这与重阳祖师所言“把断四门，不令外景入内”何其相似！二者都不是强调身体姿态的“静”，而是强调**心理状态的“定”**。

然而，细辨之下，其旨趣又有分殊。理学的“主敬”，其落点在于“穷理”。敬是穷理的手段，是“格物致知”时心境的保证。朱熹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与穷理互为表里，最终要达成对“天理”的认知与体察。而重阳祖师此处“打坐”的本怀，却并非为了认知那个外在的“理”，而是为了降伏那颗躁动的心，以便“炼性”。理学之“敬”，是向外去格物时的战战兢兢之心；全真之“坐”，是向内收摄、截断众流的大死大活。一个偏向于“有为”的认知活动，一个偏向于“无为”的自我回归。可以说，理学之“敬”是加法，要在事事物物上穷究其理；而全真之“坐”是减法，要将心头堆积的尘劳妄念统统拂去。

**二、 论“降心”：克己复礼与拔本塞源**

《十五论》第十一论专言“降心”。此论看似承接“打坐”而来，实则更为痛切。祖师云：“凡论心之道，若常湛然，其心不动，昏昏默默，不见万物，冥冥杳杳，不内不外，无丝毫念想，此是定心，不可降也。若随境生心，颠颠倒倒，寻头觅尾，此名乱心也，速当剪除，不可纵放，败坏道德，Loss of 道德。”这段文字将“心”剖为两半：定心与乱心。定心不可降，乱心必须除。这个“除”字，便是“降心”的总纲。

此“降心”之说，与《大学》中“正心”的工夫论有极深的渊源。《大学》云：“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此四者皆为“心”之病，皆为“乱心”。儒家讲“正心”，便是要将这四者拨正，使其归于“中正平和”。然而，儒家“正心”之后，尚有“诚意”，尚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向外扩充。其工夫是“克己复礼”——克己，是为了复礼；正心，是为了齐家。其目标指向社会秩序的和谐与人伦道德的完善。

而全真道的“降心”，则更接近于禅宗“狂心不歇，歇即菩提”的直指。重阳祖师要人“剪除”乱心，不仅是“正”其“不正”，更是要“断”其根本。于儒家而言，忿懥、恐惧即使为“偏”，其情本身亦有其合理性（如圣人亦有喜怒哀乐），关键在于“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而于全真而言，凡“随境生心”者，皆是妄念，皆是污染自性的灰尘，必须如“金刚王宝剑”一般，一概截断。儒家的“正心”是**驾驭心**，使其依理而行；全真的“降心”是**泯灭心**，使其回归本无。王重阳在《立教十五论》中反复强调“降”之一字，正是为了拔出那个“我执”的根源，这就是道家“为道日损”的功夫。

**三、 论“炼性”：变化气质与粉碎虚空**

《十五论》第十二论“炼性”。此论极为微妙，揭示了“降心”之后的究竟归趣。祖师云：“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则琴常美矣。”又曰：“刚硬之人，性则慢；软弱之人，性则急。故当紧慢得中，刚柔相济。”此论一改前两论的峻烈刚猛，变得极为圆融和平和。“炼性”的目的，在于求得一个“中”字，在于达到一种“和”的境界。

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理学宗师二程子在《定性书》中所言之“定性”之道。程明道答横渠先生问“定性”，并未教人如何扫除思虑，反而提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动亦定，静亦定”六字，便是“炼性”最上乘的注脚。更妙的是，明道又言：“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此即是以“观理”来化解“怒”，这与全真“炼性”中“紧慢得中”的调适之道，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载提出“变化气质”，认为学者需通过后天修养，将偏驳之气质变得纯粹清明，以复其天地之性。而全真道的“炼性”，也正是要改变“刚硬”“软弱”等先天或后天形成的气质偏习，使其回归本真之“常”。然而，理学“变化气质”的目标在于“成圣”，在于能与天地参，其心中尚有“天理”与“人欲”之分；而全真“炼性”的目标在于“成仙”，其最终指向是“粉碎虚空”，是“超三界”（《立教十五论》第十四论）。理学之“性”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复合体，炼性是克去“气质”的遮蔽；而全真之“性”更多指向那个不生不灭的“真性”、“元神”，炼性则修去后天的执着与习气，使“真性”朗然显现。故道家的“炼性”之下，隐藏着一种对更高的生命层次的自在逍遥的追求。

**四、 三教合流下的创造性实践**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王重阳在这短短的三论中，实现了对儒释道三家修养工夫论的一次极为高明的**熔铸与再创造**。

他吸收了**禅宗**“明心见性、直指本心”的顿悟法门，将“打坐”从外在功夫转变成内在心法，将“降心”视作明见本性的必经之路。但其与禅宗不同之处在于，禅宗主张“无修无证”，而全真道仍保有道教“性命双修”的根本立场与修持次第。

他借用了**儒家**“正心诚意、主敬存诚”的修身框架，在“十五论”中构建了严格的道德自律与修持次第（如“学书”“合药”“盖造”等，皆需以“心”为本），并吸收了理学的“定性”“变化气质”之说，将“炼性”作为一种可以操作、必须实践的日常功课。但王重阳并未停留在儒家“经世致用”的世俗关怀上，而是将其作为“超脱生死”的基石。

他根植于**道家**“清静无为、为道日损”的形上传统，坚持道教“性命双修”“炼精化气”的内丹术，以“超三界”、“离凡世”为终极旨归。但王重阳在继承传统内丹的“肉体”修炼之外，更突出了“真性”和“本心”的决定性作用。

所以，《重阳立教十五论》的“打坐”、“降心”、“炼性”，并非简单的三家杂糅，而是以全真道的“真性”为体，以儒家的“伦理”为用，以禅宗的“解脱”为法，重新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操作性极强的内修体系。重阳祖师此举，是对当时日趋固化的传统道教的一次重大革新，他让出家修行不再仅仅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仪式，更是一种深刻的心灵哲学与实践伦理，使得全真道能够吸引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下层的追随，从而在金元乱世中异军突起，成为道教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愚以为，在当今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重阳祖师所说的“打坐”、“降心”、“炼性”的智慧，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宗教的藩篱。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定不是环境带来的，而是内心修来的；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的占有，而是内心的无挂无碍。

以上是涵虚子的浅见，引用或有不妥，理解或有偏差，抛砖引玉，还望楼主及诸位道友不吝赐教，共参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