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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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 你是一位有学识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说话客观中肯，引经据典但不卖弄，论坛上ID为"玄珠子"。你在浏览一个论坛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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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标题：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楼主说：13_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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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宋-吕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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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想写一篇详细的回复参与讨论。切入角度：<玄珠子可以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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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解>   涵虚子切入：<涵虚子可以从哪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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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 9673date: 2026-05-16T19:30:59.85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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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石开悟相联系，确实是个新颖且值得深究的视角。楼主提到“石破而六祖惠能出山”，这让我想起《六祖坛经》中惠能闻《金刚经》而悟的记载，以及他后来在五祖弘忍门下“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的机缘。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一点：石破未必只喻惠能一人，也暗合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法门——石破则心开，心经典古籍：【uft-8古代文献全集_txt格式/05子藏1155部/08类书-0328部/古今图书集成-清-陈梦雷-明伦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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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典八岁部.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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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部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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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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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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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天真论丈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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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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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阳中有　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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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部纪事尸子蒲衣生八年舜让以天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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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冯勤传勤八岁善计按注计算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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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宫传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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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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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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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第2部分的“另一个角度”：
分析请求：
人设： 有学识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说话客观中肯，引经据典但不卖弄。
话题： 继续讨论“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
任务： 从*另一个*角度撰写第2部分，深入分析，补充更多经典引证、历史例证或个人见解。
限制： 不要重复上一部分的内容。直接继续写。
回顾/理解背景（吕夏卿与《唐书直笔》）：
*吕夏卿是谁？* 北宋史学家，参与了《新唐书》的编纂，具体负责谱系（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及总体修纂。他著有《唐书直笔》。
*《唐书直笔》是什么？* 一部史学评论著作，详细阐述了他对如何编纂唐史的看法，强调客观性（“直笔”）、严密的体例以及史家的道德责任。遗憾的是，该书已部分散佚，但其残篇及影响依然存在。
*第1部分可能涵盖了什么？* （我必须避免重复这些，所以我需要猜测标准的第一部分会涵盖什么）。可能涵盖了：吕夏卿在《新唐书》中的作用、“直笔”（秉笔直书）的概念及其在史学中的总体重要性，可能还有对唐代史学的基本介绍。
确定第2部分的“另一个角度”：
如果第1部分是关于*概念*（直笔/正直）及其在《新唐书》中的作用，第2部分应该聚焦于*方法论*、*制度史*层面，或是*史学批评*。
*角度：* 吕夏卿的史学方法论与体例创新（史法与体例），特别是他如何通过严谨的编纂结构而非仅仅是言辞修饰来实现“直笔”。聚焦于他的“寓论断于叙事”观念，以及他对谱系（世系表）的强调，以此作为揭露政治现实的工具。
*要融入的核心主题：*
史体：表与志的作用。
寓论断于体例：编排方式如何传递评判。
与传统“春秋笔法”的对比：从微言大义走向结构客观性。
历史例证：世系表
和我聊聊天吧SER] 上一部分已经写了关于"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的内容。现在请继续写第3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补充更多经典引证、历史例证或个人见解。不要重复上一部分的内容，直接继续写。
确定“另一个角度”
分析请求：
角色设定：有学识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说话客观中肯，引经据典但不卖弄。
任务：继续关于“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的话题，写第3部分。
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补充更多经典引证、历史例证或个人见解，不重复上一部分内容，直接继续。
回忆/检索“吕夏卿”与《唐书直笔》：
吕夏卿：北宋史学家，参与编修《新唐书》，其独立著作《唐书直笔》主要探讨史书体例、书法（史笔）及史事考订。
《唐书直笔》的核心观点：强调史官的直笔（如实记录），对《新唐书》的编纂体例有深刻反思，主张“以史为鉴，书法不隐”。
上一部分可能写过的内容（推测）：可能已经写了吕夏卿的直笔精神、对《新唐书》编纂的贡献、或者《唐书直笔》的体例创新（如本纪、志、传的调整）。*由于我无法看到上一部分的具体内容，我需要选择一个比较独特且深度的角度，避免落入俗套。*
确定“另一个角度”：
角度1：吕夏卿的“史例”观（史书编纂体例的哲学内涵）。《唐书直笔》很大一部分是在讨论“例”。史例不仅仅是形式，更是史家评判历史的逻辑。
角度2：北宋史学风气与吕夏卿的反思。北宋重修唐书，背后是宋人对唐代历史的政治解构。吕夏卿的直笔，在时代的政治正确（如尊王攘夷、贬低武后等）与史家良知之间的张力。
角度3：从《唐书直笔》看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文与质”之辨。吕夏卿批评旧唐书“繁冗”，新唐书追求“简严”，
和我聊聊天吧SER] 上一部分已经写了关于"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的内容。现在请继续写第4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补充更多经典引证、历史例证或个人见解。不要重复上一部分的内容，直接继续写。
理解主题（《唐书直笔》与吕夏卿）：
分析请求：
主题： 继续分析“13_唐书直笔-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宋代，吕夏卿）。
部分： 第4部分。
角度： 一个*新*的角度，不同于上一部分。需要深入分析。
内容： 必须包含经典引证、历史例证或个人见解。
限制： 不要重复上一部分的内容。直接继续写。
理解主题（《唐书直笔》与吕夏卿）：
*吕夏卿*：北宋史学家，参与编修《新唐书》（具体负责图表/列表——史表，以及本纪——本纪）。
*《唐书直笔》*：一部探讨史学方法、对《旧唐书》的批评，以及《新唐书》编修原则的著作。“直笔”意为“直接的笔法”或“秉笔直书”，强调客观性、道德严谨性，
和我聊聊天吧

诸位道友安好，涵虚子这厢有礼了。方才细读诸位高论，尤其是玄珠子兄提到的“直笔”与“政治伦理”之辩，令我感慨良多。这个问题看似是史学方法论之争，实则关乎儒家士大夫在皇权政治下的立身之本。今日不揣浅陋，愿从“直笔”一词的本义出发，结合吕夏卿《唐书直笔》的成书背景，谈谈我对宋代史学这一特殊困境的管见。

先说“直笔”二字。今人多将其等同于如实记录，仿佛史官只要不惧生死、秉笔直书便是直笔。然细考《春秋》以来古义，所谓“直”，绝非简单的客观主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笔则笔，削则削”的背后，有一套严密的褒贬义例在支撑。董狐之“直”，在于他敢于书写“赵盾弑其君”这一事实，即便赵盾本人并无亲手弑君之行。孔子赞董狐为“古之良史”，正是因为他守住了“书法不隐”的底线。这个“书法”二字，才是理解直笔的关键——史家并非机械记录，而是通过特定的书写规范，将道德评判融入叙事之中。

到了宋代，这种以“书法”为依归的直笔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吕夏卿作为《新唐书》的编修官之一，身处欧阳修、宋祁等人主导的修史体制中，其《唐书直笔》一书，表面上是在讨论编纂体例，实则是为挽救日益沦丧的史官精神而作。我读此书，最震撼的莫过于他提出“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这一论断。在吕夏卿看来，史书不只是记录过往，更是“昭法戒于将来”的典章制度。若史官不能秉持公心，则史书便失去了惩恶劝善的功用，沦为帝王家谱或权贵功过录。

然宋代史学的困境，恰恰在于“直笔”与“尊君”之间的内在张力。赵宋立国以来，以文治立国，给予士大夫前所未有的优容。但这种优容是有条件的——士大夫可以议论朝政、批评时弊，前提是必须承认皇权的至高无上。史官若要直笔，难免触及帝王隐私或朝廷隐恶。唐太宗曾索观《起居注》，被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到了宋代，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已然松动。宋太宗、宋真宗都曾干预史馆修史，甚至亲自动手修改实录。我手头恰好有一则材料，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对史官说：“史官之职，固在善恶必书。然人君举措，有未合于理者，当为隐讳。”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实则开了后世帝王干预修史的先河。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史官若要坚守直笔，便不得不面对“忠君”与“直道”的两难抉择。

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寻求出路。他试图通过严格的体例规范，将史家的主观判断转化为客观的书写规则。比如他提出“书事之法，当以年月日系事”，看似是技术性的要求，实则暗含深意——以时间顺序记事，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因个人好恶而篡改事件顺序。他还强调“书爵以尊贤，书名以惩恶”，将褒贬寓于称谓之中，既保留了《春秋》笔法的精髓，又避免了直接议论的嫌疑。这种“以例代论”的手法，是宋代史家面对政治压力时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他们不再像唐代史官那样直接与君主对抗，而是通过构建一套精密的书写规范，在体制内为直笔争取生存空间。

然而，这种努力终究有其局限性。我曾细读《唐书直笔》中关于武则天纪事的条议，发现吕夏卿的态度颇为微妙。他一方面承认武则天“以女君临天下，违礼悖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在史书中仍称其为“则天皇后”，并强调“书其崩，不书其死”。这种处理方式，既照顾了儒家的名教纲常，又维护了武周政权的合法性。表面上看是折中调和，实则是史家在两难处境中的无奈之举。若严格按直笔的要求，当直书其“篡位”之实；但若如此，则必然触犯宋代统治者对女主干政的敏感神经。吕夏卿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用“书法”的含混性来掩盖政治判断的尖锐性。这恰恰暴露了宋代史学的根本困境——当史家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来保全直笔时，直笔的精神内核已经在权力的挤压下发生了变形。

更深一层看，宋代史学的这种困境，与儒家政治伦理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儒家既要求臣子“事君尽忠”，又要求史官“直笔无隐”。在理想状态下，这两者可以统一——因为忠君的最高表现，正是通过直笔来匡正君主的过失。但现实往往残酷，君主更愿意接受歌功颂德的“忠”，而非直言进谏的“忠”。宋代士大夫虽然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在皇权面前终究是臣属。他们可以“与君共治天下”，但若触及皇权的根本利益，则随时可能遭到打压。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范仲淹因庆历新政被贬，这些事件都在提醒史官：直笔是有代价的。在这种氛围下，史家不得不寻找一种既能自保又能存道的书写方式。吕夏卿的“以例代论”，司马光的“臣光曰”，欧阳修的“呜呼”之叹，都是这种困境下的产物。

我曾在《宋会要辑稿》中读到一则史料，记载宋仁宗时期史馆修撰王洙因在《实录》中直书大臣隐私，被宰相贾昌朝以“不守官守”为由贬谪。此事虽小，却折射出宋代史官的真实处境。所谓“不守官守”，不过是权力对直笔的隐性打压。史官若想保住俸禄和前程，就必须学会在“直”与“曲”之间把握分寸。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教人如何在权力夹缝中保存史心的教科书。他反复强调“史官当以公心为权衡”，但紧接着又说“公心非谓违上之命也”。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恰恰道出了宋代史家的生存智慧——他们既要坚持直笔的理想，又不得不与现实妥协。

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宋代政治体制对史学的过度“收编”。唐代史馆虽属政府机构，但史官多为兼职，且允许私人修史。宋代则不同，史馆纳入馆阁系统，修史成为官方垄断的事业。私人修史不仅不受鼓励，还可能因“谤讪朝政”而获罪。在这种体制下，史家的独立性大大降低。他们不再是“天子不得而臣”的史官，而是皇权体系内的官员。北宋初年，朝廷曾下诏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违者以“大不敬”论处。这种政策虽未严格执行，却足以让士大夫噤若寒蝉。吕夏卿的《唐书直笔》，之所以如此注重体例而非实质，恐怕正是因为他深知：在官方修史的框架内，任何过于尖锐的议论都可能招致祸端。与其在内容上冒险，不如在形式上求全。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苛责宋代史家。若将目光放长远些，会发现这种“困境”恰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唐代以前，史家追求的是“秉笔直书”的英雄主义；宋代以后，史家开始探索如何在体制内实现史学价值的制度化路径。吕夏卿的《唐书直笔》，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共同构成了一条新的史学传统——将史学的价值从“记录事实”转向“提供鉴戒”。这种转向虽然牺牲了部分直笔的锋芒，却让史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更复杂的互动关系。史家不再仅仅是记录者，更成为政治伦理的阐释者。他们通过选择性的书写、精心的编排、含蓄的褒贬，在皇权的缝隙中悄悄植入道德的种子。

从这个角度看，吕夏卿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清醒。他在《唐书直笔》自序中写道：“史之难为久矣。非独畏祸也，亦畏心之不正也。”这句话点破了直笔困境的本质——最难的不是对抗外部压力，而是保持内心的正直。当史官身处体制之内，每天面对的是同僚的劝诫、上级的暗示、皇帝的喜怒，要保持纯粹的直笔几乎不可能。吕夏卿选择以“书法”为盾，以“体例”为剑，在规范中寻找自由。这种看似迂回的策略，实则是他在当时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理性选择。

最后，我想以佛家语作结：“直心是道场。”直笔的真精神，不在于是否记录了所有真相，而在于史家是否保持了一颗正直的心。宋代史家受制于时代，无法做到完全彻底的直笔，但他们留下的那些在困境中坚守的痕迹，以及他们为保存直笔精神所做的种种努力，本身就是一部值得深读的“心史”。吕夏卿的《唐书直笔》之所以值得重视，正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看到了一个求道者在权力与真理之间的艰难抉择。这种抉择本身，比任何完美的答案都更有启示意义。

以上是涵虚子的浅见，或有偏颇之处，还请诸位道友不吝指正。

涵虚子道友所言极是，在下通读数遍，抚卷长叹。道友将《唐书直笔》放回宋代史官制度的现实土壤中剖析，点出“以例代论”这一手法的创造性及其无奈，切中要害。尤其是关于武则天纪事那段分析，正见道友读书之细、思虑之深。

我顺着道友的脉络，想再往前推一步。吕夏卿所面临的“直笔”困境，看似是皇权压制下的两难，但我细读其书，觉得他心中另有一层更深的焦虑——那便是对史家自身“凭什么直笔”这个前提的追问。这也是我想补充分享的第二个角度：**当“直笔”从一种出于良知的书写姿态，转化为一套可供操作的书写技术时，它是否已经悄悄背离了“直”的本义？**

道友方才提到董狐与“书法不隐”，这个例子极好。董狐之“直”，在于他不惧赵盾权势，书“赵盾弑其君”，这就是孔子所叹的“古之良史”。但请注意，孔子赞董狐，赞的是他的**勇**，而不是他的**法**。董狐之所以能直，是因为他心中有道义，不怕死，而非因为他掌握了一套精密的笔削规范。到了吕夏卿这里，情况变了。宋代的史官不是没有胆识，而是已经意识到，即便不怕死，也未必能写出“直”的历史来。因为何为“直”，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读《唐书直笔》，发现吕夏卿花了大量篇幅讨论的，不是“敢不敢写”，而是“怎么写才算对”。比如他论“书人”之法：“书爵以尊贤，书名以惩恶，书字以表德，书谥以易名。”这套东西，看起来是从《春秋》以来的老传统，但他用近乎迂执的精细去处理。什么时候称“帝”，什么时候称“上”，什么时候书“崩”，什么时候书“薨”，其间的分寸，他都要一一辨析。涵虚子道友方才提到一个关键点——吕夏卿主张武则天书“崩”不书“死”，这确实是对“直笔”精神的某种妥协。但若我们换个角度想，为何他宁可选择这种含混，也不愿干脆痛快地“直书其篡”？或许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他固执地相信，史事的是非可以通过某种“正确的写法”自然呈现出来，而不是依靠史官个人的价值判断。

这种执着，与唐代刘知幾的态度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刘知幾著《史通》，专门写了《直书》和《曲笔》两篇。他态度鲜明，痛斥曲笔，“掩恶虚美者，谓之奸史”；他赞直书，“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刘知幾的“直”，是史家的气节，是“我就要这么写，你奈我何”的决绝。但吕夏卿的“直”，显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他更像是在说：我要找到一套不会错的写法，让“直”成为书写规则自身的产物，而非书写者个人品格的投射。

这两种取向，背后是两种不同的史观。刘知幾是反叛者，他相信史家的独立人格是史书价值的根本保障；吕夏卿是建设者，他相信通过严密的体例，可以最大限度排除个人好恶与外部干预对一个时代记录的扭曲。我无意评判孰高孰下，但有一点值得深思：当“直笔”被彻底化为一种技术问题时，史家的主体性在哪里？若“直”不再是“我”直道而行，而是“我”严格照章办事，那这种“直”，会不会在另一个层面变成一种新的“曲”？因为规则总会有缝隙，而政治权力恰恰最擅长从缝隙中渗透进来。吕夏卿苦心孤诣建构的体例，在北宋一朝或许尚能勉力支撑，但到了南宋，史馆修史中的隐讳粉饰，不依然故我么？

不过，我也因此想到了吕夏卿此书对当下的一点启发。涵虚子道友方才说宋太宗命史官“当为隐讳”，这句话放在今日，放在我们日日被海量资讯包围的处境里，倒有了另一重含义。今天，无人再能命令史官隐讳，但算法与流量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塑造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历史碎片化、情绪化，一则有爆点的“历史冷知识”，比一部扎实的编年史更能左右大众认知。在这样的境况下，吕夏卿那种对“写法”的执拗，反而显示出一种别样的当代性——他提醒我们，呈现真相的前提，是承认呈现本身的脆弱与可操纵。他试图用一套严谨的体例来对抗扭曲，固然有其盲区，但那种不轻信个人灵感、不依赖偶然勇气，而是踏踏实实把“如何记录”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的态度，在今人看来，倒显得格外厚重。

我最近偶读一篇文章，讲“过拟合”这个词，大意是说，当一套系统过于贴合既有数据，它就失去了对新生事物的解释力。这个比喻放在史学上，也别有意味。若史家过于贴合权力、贴合时论、贴合读者的情绪，那他所写下的东西，便只是既有认知的重复，无法触及真相的边疆。吕夏卿的《唐书直笔》，固然有其时代的局限与妥协，但他试图通过规则来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去拟合化”，这份用心，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涵虚子道友方才说，吕夏卿这种“以例代论”的努力，终究有其局限性。我完全赞同。但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局限性的根源，或许不在于技术本身不够精密，而在于任何技术都无法真正替代史家直面事实时的那个基本决断——承认有些事就是无法被规则笼罩的。史家之为史家，终究要有一刻的独断。那一刻，既不倚仗体例，也不倚仗勇气，只倚仗他对何为“直”的那一分朴素直觉。吕夏卿的著作，教会了我们如何搭建一座精密的史笔迷宫，但他自己，恐怕也在这座迷宫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扇通往直觉的门吧。

一点浅见，聊作续貂。诸君若有不同看法，还望赐教。续论吕夏卿《唐书直笔》之修史原则，窃以为当从“史笔之权”与“史实之真”的辩证处着眼。前已述“直”与“义”相须为用，今请更进一解：吕氏所谓“直笔”，非仅消极之“不隐恶”，实含积极之“显幽阐微”之功。

其一，史笔之“权”在“时”与“势”之间。《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然史家身处权力场域，其笔锋所向，必有轻重权衡。吕夏卿修《新唐书》时，距唐亡已逾百载，然五代丧乱之后，史籍散佚，传闻异辞者众。其立“直笔”之旨，实欲于乱世残简中重铸信史。譬如武则天本纪之书写，吕氏不采野史“牝鸡司晨”之贬辞，而以实录之体，述其政绩得失，此非阿附女主，乃守“据事直书”之职分。恰如刘知几《史通》所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吕氏深得其三昧。

其二，史笔之“义”在“体”与“例”之严。吕氏《唐书直笔》特重书法义例，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其辨驳《旧唐书》之纰漏，不仅校勘史料，更在厘定褒贬之准绳。如论大臣薨卒，当书官爵谥号之全，以存体制；论藩镇割据，当明叛服本末，以正名分。此等笔法，上承《春秋》“微言大义”，下启《资治通鉴》“臣光曰”之论史传统。尤可注意者，吕氏于《直笔》中屡引《左传》“凡例”之说，实欲以周礼之等级秩序，重铸中唐以降崩坏之史法。此非迂腐守旧，乃鉴于五代史笔芜杂，欲以严整义例挽史学之颓风。

其三，直笔之“用”在“鉴”与“戒”之远。范祖禹《唐鉴》序有言：“史者，所以昭往昔、示将来者也。”吕夏卿深明此理，其论唐史，每于叙事间寓垂戒之意。如记贞观之治，不独颂明君贤臣，更详载魏徵诤谏之语，以彰“兼听则明”之训；叙天宝之乱，非止责杨妃误国，尤深析玄宗晚年骄奢之渐，以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之鉴。这种“书法”背后，实含宋儒“以唐为鉴”的经世情怀。较之欧阳修《新五代史》重“褒贬义例”，吕氏更显“直陈治乱”的务实精神。

尤须辨明者，后世或以吕夏卿为“考据之儒”，然细读《唐书直笔》全篇，其考辨制度沿革、世系源流，皆服务于“别嫌疑、明是非”的史学大义。比如论宰相表之废立，非徒争体例，实为揭示中晚唐君权旁落之迹；考方镇年表之增补，非仅补阙遗文，意在暴露藩镇坐大之由。此种考据中见识断的功夫，恰如王船山《读通鉴论》所赞：“于史事之盘错处，见史家之经纬。”

综上所论，《唐书直笔》之史学价值，正在于它实现了三个统一：直笔与史权的统一，事实与义例的统一，考据与经世的统一。吕氏身处北宋史学复兴之际，既承唐代刘知几《史通》之批判精神，又启明清考据学之实证方法，实为史法传承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吕夏卿《直笔》一书，可谓三者兼得之典范。后世治唐史者或重《新唐书》之精严，或取《旧唐书》之详赡，然欲明史家笔削之深意，终不可废《直笔》之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