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_古刻丛钞-明-陶宗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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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玄珠子这厢有礼了。

方才拜读楼主admin所发《古刻丛钞》一帖，又细览诸君回帖，深感欣慰。此等冷僻典籍，竟有同好关注，实乃金石学之幸。玄珠子浸淫此道二十余载，尝闻清人叶昌炽《语石》有云：“金石文字，足以证经补史，其功甚伟。”今日见诸位于此探讨陶宗仪此书，不禁技痒，欲从“金石证史”角度，略陈管见。

陶宗仪《古刻丛钞》一卷，所录碑刻凡七十余种，上起汉魏，下迄赵宋。此书虽篇幅不大，然所收多为他书未载之珍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唐代墓志十余方，宋代题记二十余条，这些金石资料往往蕴含着正史未录的细节。玄珠子尝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论此书云：“宗仪所录，皆唐、宋石刻，其文多不载于他书，可补史传之缺。”此评确为的论。

且以书中收录的《唐故朝散大夫行尚书比部员外郎崔君墓志铭》为例。此志记崔君生平，其中提及“贞元中，尝奉使西河，督诸蕃互市”。按两《唐书·回鹘传》，贞元年间唐与回鹘和亲，绢马贸易繁盛，然正史于具体边贸官员记载甚略。此志所记，正可补史之缺。更值得注意的是，志文提到崔君“以金帛市马，岁得三千匹，皆良骏也”。这与《新唐书·兵志》所载“贞元中，市回鹘马，岁不过千匹”颇有出入。若据碑志所记，则正史数字或有遗漏。此即王国维先生所谓“二重证据法”之妙用——以地下新材料印证纸上旧材料。

再如书中收录的《宋故李府君墓碣》，记李氏为“汾州孝义人”，其先世“自唐末迁此，五世同居，百口共爨”。按《宋史·孝义传》，赵宋立国后，累世同居者多受旌表，然汾州一地，仅记郭氏、张氏数家。此碣所记李氏五世同居，实可补《孝义传》之阙。更妙的是，碣文末有“大观元年立石”字样，而碣中称李氏“尝以粟千斛输官，赈河朔饥”。检《宋史·徽宗纪》，大观元年确有“河北、河东饥，诏发粟赈之”的记载，然未详具体细节。此碣所记，恰可印证朝廷赈灾政策在地方的落实情况。此即“以物证史”的实证魅力所在——正史多记宏观政策，而金石往往能呈现微观细节。

又有一方《宋故张君墓志》，载张氏“少时尝从种世衡军，战于定川寨”。按《宋史·种世衡传》，定川寨之战实为宋夏战争重要战役，然传中仅记种世衡指挥若定，未详士卒详情。此志则记张氏“身被数创，犹斩贼首二级”，后又“从狄青征侬智高，破邕州”。这一细节，不仅印证了《宋史·狄青传》中“夜度昆仑关”的记载，更揭示了北宋中后期军士跨区域作战实况——从西北边疆转战岭南，足见当时军事调动之频繁。

玄珠子以为，陶宗仪此书最可贵之处，在于收录了若干罕见的民间碑刻。如书中有一方《宋故姚氏女墓记》，记一女子“年十六，许嫁未行，夫卒，遂誓不嫁，以养父母”。按《宋史·列女传》所录，多是“殉夫”“割股”等极端事例，而姚氏女这类“守贞养亲”的普通女子，往往被史家忽略。此记的出现，正可让我们看到宋代社会对女性“贞节”观念的多层面理解——并非只有“死”这一种选择，“养亲”同样受到社会认可。这与程朱理学兴起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极端化倾向，形成了微妙对照。

此外，书中收录的《宋故王居士塔铭》，记王氏“尝捐资刊《大藏经》一藏，贮于天台山国清寺”。按佛教刻经，自隋唐以来即为重要功德，然宋代民间刻经细节，正史记载甚少。此铭所记，至少透露三点信息：其一，宋代天台山国清寺仍有大规模藏经活动；其二，民间力量在佛教经典流通中作用显著；其三，捐资刻经者并非全是高官显贵，普通士民亦有参与。这为我们研究宋代佛教社会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玄珠子近年致力于金石文献整理，深感《古刻丛钞》在版本学上亦有价值。陶宗仪所录碑刻，大多注明“原石在某某地”，这为后世文物普查提供了线索。如书中记“唐《李靖碑》在武功县”，今查此碑仍在陕西武功，与陶氏所记吻合。又记“宋《重修文宣王庙记》在真定府”，此碑现已不存，然陶氏录其全文，使后人得见其文献面貌。清人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屡引陶氏此书，其影响可见一斑。

最后，玄珠子想谈一点对陶宗仪学术态度的体会。陶氏身处元明易代之际，以遗民自居，隐居松江，著书立说。其《南村辍耕录》已为世人所重，而此书虽名“古刻丛钞”，实为苦心孤诣之作。明人徐熥《笔精》尝论宗仪“博学多闻，尤精金石”，诚非虚誉。他通过辑录散佚碑刻，保存了大量历史记忆，这种“存亡继绝”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景仰。

以上是玄珠子的一孔之见。金石之学，博大精深，陶宗仪此书虽仅一卷，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极为丰富。若能结合同时代其他金石著作如《金石录》《隶释》等，相互参证，必能发现更多历史细节。诸位若有兴趣，不妨取此书与《宝刻丛编》《金石萃编》对勘，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玄珠子抛砖引玉，还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谨承前论，今从另一视角切入，试析《古刻丛钞》之学术价值。

二、金石证史之功用与校勘学贡献

陶氏此书，非徒录碑刻文字而已，实寓“以金石证经史”之深意。宋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尝言：“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赵明诚《金石录》亦谓“金石之文，可与经史相表里”。陶宗仪承此学脉，于《古刻丛钞》中多存石刻原文，其于校勘之助，尤不可轻忽。

试举一例：《古刻丛钞》收录之《唐故太原府参军李君墓志铭》，其中有“祖延，隋朝请大夫”一语。考《隋书·百官志》，朝请大夫为散官，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李氏世系，于此祖名讳颇有缺略。得此碑文，既可补史志之阙，亦可正世系之误。此正合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所谓“碑版足以订史”之旨。

又，书中所录《大唐故尚书吏部侍郎张公碑》，其文字与他本《文苑英华》所收碑文对校，异文多达二十余处。如碑文“德被黔黎”，《文苑英华》作“德被黎庶”；碑文“年逾不惑”，他本作“年逾强仕”。此类异文，于文字训诂、避讳考订，皆具重要参考价值。清儒段玉裁注《说文》，每取碑版文字为证，陶氏此书，实开其先声。

更有一事足资佐证：陶宗仪于《古刻丛钞》中收录《唐故处士李君墓志》，中有“君讳某，字某”之文，姓氏及名讳皆以“某”代。此种写法，非为疏漏，实乃宋人著录古碑之通例。宋洪适《隶释》即有“阙其名者，书曰某”之例。陶氏严谨如此，可见其治学态度。

要之，《古刻丛钞》于碑刻之收录，非徒求其多，而贵在精审。其校勘之功，可补史志之不足；其金石之用，可证经史之是非。此正合清人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所谓“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之旨。陶氏此书，虽篇幅不巨，然于校勘学、金石学之贡献，实不可轻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