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_宣和书谱-宋-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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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坛友安好，admin兄辛苦上传《宣和书谱》全文，此等功德，实乃我等书道同好之幸。方才细览诸君高论，有从笔法源流考辨者，有从鉴藏真伪析疑者，皆见功力。然涵虚子读罢，忽觉有一暗流潜藏于字里行间，似未为诸君道破——此书“佚名”二字背后，恐非仅是文献学上的缺憾，更是一道通向北宋政教核心的暗门。

《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并称双璧，然画谱明标“御制”，书谱却独留“佚名”，此中蹊跷，不可不察。考《宋史·徽宗本纪》，政和年间“置书、画、算三学”，取士之法竟以“书艺”与“经义”并列，此乃历代罕有之创举。然徽宗之崇艺，非徒为风雅，实乃欲以“艺”统“道”，将文化正统之解释权收归内府。正如《宣和画谱·叙》所言：“画者，文之极也。”此语看似推重丹青，实则暗含“文以载道”之政治修辞——谁掌控了“文”之极处，谁便掌握了天命所归。

然书谱之“佚名”，却在此严密的文化权力网络中撕开一道裂隙。试想：若书谱果为徽宗御撰，何不效画谱之例明署“御制”？若为臣工代笔，又何以不署蔡京、梁师成等佞幸之名？此中矛盾，恰似《宣和书谱》卷首所录历代帝王书迹，独缺本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盖因徽宗以“天下一人”自居，其瘦金体书风已臻极境，若亲撰书谱，则品评古今时难免自赞，反失帝王体统；若假手臣工，则蔡京辈虽善谀，其书论终不及米芾之精微。于是“佚名”便成最得体之遮掩：既显谦抑之德，又收权威之实。

再观《宣和书谱》与米芾《书史》之暗战。米元章以“颠”闻名，其《书史》多记秘阁见闻，于内府收藏每有微词，如讥唐摹《兰亭》“殊无一点一画似右军”，又讽秘阁所藏《女史箴图》“非顾虎头真迹”。此等私人书论，实与官修《宣和书谱》形成微妙张力——官书重“正统”，必以二王为宗，连颜真卿皆因“忠义”得以入谱；私著重“真赏”，米芾竟敢评《淳化阁帖》“褊短无精神”。这种张力在《宣和书谱·草书叙论》中尤为明显：官书力贬张旭、怀素“狂怪”，称其“失规矩准绳”；而米芾《海岳名言》却赞怀素“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两相比照，官修之保守与私著之放逸，恰似庙堂与江湖之对峙。

更有趣者，是《宣和书谱》对当代书家的选择性沉默。彼时苏、黄、米、蔡并称，然书中仅录蔡京、蔡卞兄弟，于苏轼则仅以“苏舜钦”一笔带过，黄庭坚、米芾竟不入谱。此非疏漏，实为政治清算之延伸——崇宁二年诏毁苏、黄文集，书谱之编纂正处党禁最烈时。然米芾《书史》却大书特书：“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震恐。”两相对读，官修之“佚名”竟成政治高压的活化石，而私人著述反成历史真相的避难所。

涵虚子由此想到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一桩公案。欧公跋《唐孔子庙堂碑》云：“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此语本叹本朝书法不振，然若移评《宣和书谱》之编纂困境，亦颇贴切——徽宗欲以官修重振书道，却因党争之忌、权术之私，反令书谱沦为政治工具。更可叹者，靖康之变后，宣和内府收藏尽数北掠，《宣和书谱》所载法书多成绝响，此书竟成一部“纸上陵墓”。此等历史吊诡，恰如《宣和书谱》卷末所录李煜书评：“后世当以余言为龟鉴。”然龟鉴何在？不过供后人凭吊而已。

吾辈今日重读此书，当跳出“佚名”之惑，看到其背后三重张力：皇权与艺统的共谋，官修与私著的角力，盛世收藏与末世劫毁的辩证。若仅以文献视之，则辜负了这部书谱的血泪史。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叹“名画之迹，不可不鉴”，涵虚子今亦叹：官修之书，不可不疑。诸君以为然否？

（草草不恭，伏惟雅鉴。涵虚子顿首）二、再论《宣和书谱》的编纂旨趣：帝王意志与士人审美的双重变奏

承接上文对作者归属的考辨，此处不妨跳出“作者是谁”的史料纠葛，转而审视这部书谱的编纂逻辑本身。窃以为，《宣和书谱》绝非单纯的书法目录，其背后交织着徽宗朝“以艺驭政”的帝王心术与士大夫阶层“崇古尚雅”的文化理想，这双重力量的碰撞，恰是解读其学术价值的关键。

首先，从帝王意志层面看，徽宗敕撰此书，实有“正名”与“立统”的双重诉求。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虽重文治，但书法领域长期笼罩在五代战乱后的“法度失序”中。至徽宗时，他本人作为艺术造诣极高的帝王，自然不甘于书坛的“无主”状态。《宣和书谱》以“宣和”年号冠名，便是将皇室收藏与书法史评判权收归内府。书中将历代书家纳入“正统谱系”，如开篇列“历代诸帝”书迹，首推唐太宗、唐玄宗，再及宋初诸帝，实则是以“天子书迹”为书法史立法——帝王不仅掌握政权，更应成为书法艺术的最高裁判者。这种“书法即王权”的隐喻，在宋代文献中并非孤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曾命王著编《淳化阁帖》，目的之一便是“使天下知书统在朝廷”。徽宗《宣和书谱》较之《淳化阁帖》更为系统，其“正名”意图更显：书中对五代“乱臣贼子”如杨凝式等人虽收其作，却多贬其“狂怪”，正是以道德伦理约束艺术评价的明证。

然而，若仅视其为帝王意志的传声筒，则低估了此书的学术厚度。细读文本，可发现编纂者——无论最终执笔者为蔡京、蔡卞还是其他馆阁学士——在具体论述中，往往流露出士人阶层特有的“崇古”审美与“格物”精神。例如，书中对晋人书风的推崇，远甚于对唐代法度的标榜。论王羲之则云“其笔迹遒媚，如云行水流，初无定质”，论王献之则赞其“逸气纵横，若天马行空”。这种重“韵”轻“法”的倾向，实与宋代士大夫“尚意”书风一脉相承。苏轼尝言“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亦倡“韵胜”，《宣和书谱》虽为官修，却未完全沦为“法度”的辩护者，反而在不少条目中暗合了士人书学的精神内核。如评颜真卿时，虽肯定其“刚毅之气”，却更强调其“忠义发乎笔端”，这已不是单纯的技术评判，而是以“人”的品格来阐释“书”的境界，恰是宋代文人“书如其人”观念的制度化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双重性在具体分类中亦有体现。书中将书体分为篆、隶、楷、行、草、八分等，看似沿袭唐《书断》之旧例，但细察其排序与评语，可发现编纂者有意将“行草”置于“楷法”之上。如卷五专论行书，首列王羲之，且评语篇幅远超楷书卷中欧阳询、颜真卿等大家。这种“重行轻楷”的倾向，与当时馆阁体“趋时贵书”的实用风气形成微妙反差。究其原因，或可归因于编纂者群体中士大夫的“隐微反抗”——他们借书谱的官方权威，暗中抬举了更富个性表达的行草书，为“尚意”书风留下了体制内的生存空间。

综上，《宣和书谱》的学术价值，恰在于它既是帝王“正书统”的器物，又是士人“尚意韵”的宣言。这种双重性，使其成为理解宋代书法史从“法”到“意”转型的枢纽文献。若仅以“官修目录”视之，则失其深意。后世学者在引用此书时，不妨多一分警惕：它所记载的不仅是书迹的真伪与优劣，更是徽宗朝权力与审美的复杂博弈。这种博弈的痕迹，或许比书中的任何一条评语都更具历史启示——它提醒我们，任何艺术史书写，都无法脱离其生成语境中的政治与精神纠葛。

涵虚子兄一席话，真如拨云见日。在下“玄珠子”潜水良久，见诸位高论，本不欲置喙，然兄台提及《宣和书谱》与米芾《书史》之暗战，实搔到痒处。此事关乎宋代书学话语权之转移，非止文献真伪之辨，更涉政教、士风、心术三重维度。请容在下斗胆，试为诸君补缀一二。

涵虚子兄以“暗门”喻《宣和书谱》佚名之玄机，精辟绝伦。然在下以为，此“暗门”非仅通向徽宗一人的帝王心术，更牵连着整个北宋后期文人集团与皇权文化的深层博弈。所谓“佚名”，实乃一场精心设计的“匿名权威”游戏——既规避了帝王自夸之嫌，又借“内府”之名，将书学评判的最终裁定权收归庙堂。这种“集体匿名”的编纂方式，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不著编辑者名氏，盖当时馆阁诸臣所为，而徽宗总其成。”此语看似公允，实则暗藏玄机：若果为“馆阁诸臣所为”，为何画谱敢于署“御制”？书谱却独守“佚名”？此中微妙，正如兄台所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然在下欲补充一点：徽宗以“天下一人”自诩，其瘦金体书风确已臻化境，然其政治抱负远不止于书艺。考《宋史·选举志》，崇宁三年（1104年）诏设书学，以“篆、隶、草三体”取士，此乃将书艺纳入科举体系，与经义同等视之。此举表面是推重书道，实则欲以“艺”代“道”，将文化正统的解释权从士大夫手中夺回。正如章惇所讥：“陛下以艺事取士，恐非治世之体。”徽宗置若罔闻。在此背景下，《宣和书谱》的编纂便不仅是艺术鉴赏，更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化工程”——通过确立“二王”为宗的正统谱系，剔除“苏、黄”等异端书风，从而完成对书法这一文化符号的政治驯化。

涵虚子兄已提及米芾《书史》对秘阁收藏的微词，此乃官私书论对抗的表层。然在下以为，米芾的挑战更深层之处，在于他以“真赏”之名，解构了《宣和书谱》所建立的“正统”权威。试看米芾《海岳名言》中一段惊世骇俗之论：“字之骨，大指也；字之筋，悬腕也；字之肉，笔毫也。骨须硬，筋须健，肉须肥。若使骨肉相称，神情乃出。”此论以人体喻书，看似浅白，实则暗含对官修书谱“法度森严”的颠覆。在米芾看来，书法之妙不在“规矩准绳”，而在“骨肉相称”的生命力。这种“士人书学”与“庙堂书学”的对立，恰如《宣和书谱·草书叙论》贬张旭、怀素为“狂怪”，而米芾《宝章待访录》却赞张旭《古诗四帖》“神彩动人心目”——两相对照，官修之保守，私著之放逸，判若云泥。

更有意味的是，米芾虽以“颠”闻名，其《书史》却对《宣和书谱》的编纂产生过直接影响。据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米芾曾为书画学博士，参与内府鉴定。然其《书史》中屡次讥讽秘阁收藏，如评《淳化阁帖》“褊短无精神”，又讥唐摹《兰亭》“殊无一点一画似右军”。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姿态，实是文人以“私录”对抗“官修”的典型策略。米芾深知，在徽宗朝“书学”被政治化的语境下，唯有以“私人著述”的形式，才能保留书学批评的独立性。故其《书史》虽多偏激之语，却成为后世考辨内府收藏真伪的关键依据。正如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言：“元章之论，虽或过当，然真赏之士，不可废也。”

涵虚子兄提及《宣和书谱》对苏、黄、米的选择性沉默，此乃党禁之延伸，确为的论。然在下须补充一点：这种“沉默”并非简单的政治迫害，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谱系清洗”。考《宣和书谱》凡二十卷，录历代书家197人，而当代仅录蔡京、蔡卞、沈括、章惇等数人。此中取舍，绝非偶然。蔡京以书艺媚上，其《大观帖》之刻，实为徽宗“书同文”政策的一环；沈括以博学闻，其《梦溪笔谈》虽涉书论，然终非纯粹书家。至于米芾，虽为书学博士，然因其“颠”名在外，且与苏轼交厚，竟被排除在官修谱系之外。这种“谱系”的构建，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即权力”——谁掌握了书史的书写权，谁就掌握了书法的定义权。

然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种“谱系清洗”，反而促成了“苏、黄、米”在民间的经典化。南宋以后，《宣和书谱》虽为官修，其权威却日渐式微。相反，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海岳名言》等私人书论，却成为后世书家的圭臬。如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便直言：“苏、黄、米三家，其书皆足自开一径，不囿于《宣和》之藩篱。”此语看似平淡，实则道出了《宣和书谱》编纂策略的失败——它试图以政治权力垄断书学话语，却最终被历史的审美洪流所淹没。

涵虚子兄以“庙堂与江湖之对峙”总结官私书论之张力，在下深以为然。然在下以为，这种对峙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互文”关系。《宣和书谱》虽排斥米芾，却不得不借鉴其鉴定方法；米芾虽讥讽官修，却因参与内府鉴定而掌握秘阁收藏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正如《宣和书谱·叙论》所言：“书之为道，其来远矣。”然这个“道”，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帝王？是士大夫？还是那些被排除在谱系之外的“逸品”书家？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在下想提及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虽并称，然其编纂体例却有根本差异。画谱以“道释、人物、山水”等题材分类，书谱却以“篆、隶、正、行、草”等书体分类。这种差异，看似只是分类方式的自然选择，实则暗含深刻的文化逻辑：画以题材论，强调的是“画什么”；书以书体论，强调的是“怎么写”。这种“怎么写”的优先性，正是徽宗“书学”政治的核心——它关注的不是书法的内容，而是书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的标准化，正是“天下一人”的帝王权力在文化领域的延伸。

以上管见，或有疏漏，望涵虚子兄及诸位坛友指正。在下以为，《宣和书谱》的文献价值与作者归属之谜，绝非一个简单的“佚名”所能涵盖。它既是北宋政教文化的缩影，也是文人集团与皇权博弈的战场。而米芾《书史》等私人著述的存在，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在“佚名”的阴影之下，或许正隐藏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二、从书法品评体系看《宣和书谱》的审美理想与时代精神

若论《宣和书谱》的深层价值，窃以为更在于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书法品评体系，这恰是宋代“尚意”书风在理论层面的集中映射。此书不单是记录书家与作品的目录，更是一部以帝王审美为纲、以“神、妙、能”三品为纬的书法美学宣言。

宋代书学之变，始于对唐人法度的反思。欧阳修尝言：“学书当自成一家之体，其模仿他人，谓之奴书。”（《欧阳文忠公集》）此语直指唐人“尚法”之弊。《宣和书谱》虽为官修，却未囿于唐代以“法”论书的旧轨，而是将“神采”“气韵”置于首位。书中评王羲之“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评张旭“草书冠绝，若惊蛇入草，飞鸟出林”，皆以意象化的语言传达书法的生命律动。这种品评方式，与唐张怀瓘《书断》偏重技法分类的“神、妙、能”三品已有分疏——前者重在“观其神气”，后者则多“论其工拙”。

更值得玩味的是，《宣和书谱》对宋代同时代书家的收录与评价。其以蔡襄为“本朝第一”，评其书“行草皆入妙品”，而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虽列名其中，却未给予最高赞誉。这看似矛盾的取舍，实为宋徽宗审美标准与时代风气的折中。蔡襄之学，上追晋唐，法度精严而气韵自生，恰合“神”品之要；苏轼之书，虽“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黄庭坚语），但其“意造无法”的叛逆性，与官修典籍所需的典雅正统有所抵牾。这一细节，正揭示了《宣和书谱》作为“钦定”文本的内在张力：它既需引领时代风尚，又不得不维护官方权威的“正脉”。

此外，书中对“草书”一类的特殊处理，亦见匠心。唐代张旭、怀素被列为草书之冠，而宋代黄庭坚的草书虽被米芾讥为“画字”，《宣和书谱》却以“得张旭之雄逸”赞之。此论看似过誉，实则为宋代草书寻求历史正当性——宋人草书从“法”走向“意”，从“工”走向“趣”，正需借前代狂草之名以立其说。这种“以古证今”的策略，与徽宗朝“书法复古”的政治诉求暗合：既尊晋唐为宗，又为宋人“自出新意”留出空间。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宣和书谱》的品评体系，其实是中国书法审美从“唐法”向“宋意”转型的理论标志。它不像孙过庭《书谱》那样深究笔法源流，也不似项穆《书法雅言》那般严立道统，而是以帝王“御览”的权威，将个人性情与古法传统调和为一。正如董其昌后来所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容台别集》）《宣和书谱》正是这套“韵—法—意”演进链条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其文献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宋前书家史料，更在于它用官方的声音，宣告了“尚意”书风在理论上的正当性——这是任何私家著录都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