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_晚明二十家小品--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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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楼主admin兄台此帖甚妙，引出一段关乎文脉与世运的因缘。晚明小品，在施蛰存先生笔下集结，看似是文学赏鉴之雅事，然细究其经纬，却暗藏1930年代文化浪潮下的一番深意。涵虚子不才，斗胆就此展开，与诸君共参。

第一层，须先明辨施先生编选此集的“反常”之处。1930年代，民族危亡悬于一线，救亡图存之声震天，文学界主流以“革命文学”、“国防文学”为旗帜，左翼思潮席卷文坛。彼时，作为“现代派”骁将的施蛰存，曾以《魔道》《鸠摩罗什》等心理小说惊世骇俗，又译介弗洛伊德、显尼志勒等西方现代派大师，其“现代”底色不言而喻。然其竟转头故纸，辑《晚明二十家小品》出版，并撰长序力陈晚明文章之“性灵”“闲适”。此举在时人眼中，不啻为一种“逆流”。鲁迅先生便曾撰《“题未定”草（六至九）》讥刺之，指其“顾影自怜”、“摘句寻章”，更点明“晚明小品”与“清初小品”之别，直指施氏选本有“扬晚明而抑清初”之嫌，背后恐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机锋。此论甚是犀利，然涵虚子以为，鲁迅先生之批评，恰恰印证了施氏此举绝非单纯的文学趣味选择，而是一场有意识的“文化政治”行动。

第二层，施先生此举，实为对“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思潮的一次“暗中修正”。“五四”先贤为救亡图存，高呼“打倒孔家店”，视传统为枷锁，以“全盘西化”为药方，其功其德，自不待言。然至1930年代，当“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飘扬十余年后，知识界内部亦开始反思：传统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是否会导致“文化失根”的虚无？施蛰存编选晚明小品，恰是这种反思的文学实践。晚明小品文，以袁宏道、张岱、李贽等人为代表，崇尚“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其精神内核恰是晚明思想解放运动（如阳明心学之流行、泰州学派之狂禅）的文学表达。施先生所推崇的，正是这股在传统内部长出的“反叛”精神。他试图在古典资源中，寻得一种可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通的“异端”力量。换言之，他并非要“复古”，而是要“激活”传统中那些被正统话语压抑的、具有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的因子，以此对抗当时文坛日益僵化的“左翼机械论”与“右翼民族主义”。此举堪称以“现代派”之眼，重读“晚明”之魂。

第三层，从选本策略看，其文化政治意图更为显豁。施先生辑《晚明二十家小品》，所选非公安、竟陵之主流，更重“冷隽”“峭拔”一路，如刘侗、王思任、张岱诸家。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那种“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的沧桑感，王思任《游唤》《历游》中那种“以山水为戏”的倨傲，刘侗《帝京景物略》中那种“字字锤炼，句句奇崛”的苦涩。这些选篇，与其说是彰显“闲适”，不如说是展露一种“抑郁牢愁”的士大夫情怀。此与1930年代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政治高压下的精神困境，何其相似！施先生借晚明人之笔，写当下人之心：当理想与现实相悖，当“五四”的光辉渐被黑暗吞噬，个体如何在文化废墟中安顿自我？晚明小品中那种“玩世不恭”与“深情孤往”的交织，恰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精神“退路”——一种不求改变世界，但求自全性灵的生存姿态。这绝非消极，而是一种以“小我”之真，对抗“大我”之伪的文化策略。

第四层，须联系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小品文”的大讨论。彼时，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提倡“幽默”与“性灵”，引发鲁迅、茅盾、胡风等人的激烈批评。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当此“风沙扑面，狼虎成群”之时，“幽默”与“闲适”实为“麻醉品”，小品文应成为“匕首与投枪”。然而，施蛰存的态度更为复杂。他虽编辑《文饭小品》，与林语堂声气相通，但并未完全认同林氏的“幽默至上”。他在《晚明二十家小品》序言中强调，晚明文章之妙，在于“真”，在于“有骨气”，而非单纯的“闲适”。他试图在“闲适”的表象下，挖掘出晚明人“冷眼旁观”的“硬骨头”。这种解读，与其说是为林语堂的“幽默小品”正名，不如说是为“现代派”自身寻找文化根基。施先生要证明：现代人的“孤独”“虚无”“颓废”，并非西方舶来品，在中国古典中，早有先声。晚明小品，正是中国式的“现代主义”。

第五层，从接受史看，施氏此举亦有其时代局限性。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性灵小品”的生存空间被彻底压缩。在民族存亡的绝境中，“匕首与投枪”才是主流，“闲适与性灵”沦为不合时宜的“小资情调”。施蛰存本人亦在战后转向古典文学研究，其“现代派”创作戛然而止。这似乎印证了鲁迅先生的忧虑：在“风沙扑面”之时，任何“精致”的文学趣味，都可能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然而，若从更长时段的文化史看，施先生1935年的这本选本，却意外地为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埋下了伏笔。当1980年代“寻根文学”兴起，当2000年“国学热”席卷，人们再回望1930年代施蛰存的“晚明情结”，会发现那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尝试——既不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又不割裂与古典传统的血脉。这种“兼容与调适”的智慧，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内核。

第六层，引经典以明其旨。涵虚子试以数则经典，印证上述思考。

其一，《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此句常被解为自然界之巨变，然于文化史观，亦通。晚明小品，曾为“高岸”，清初考据学兴起后，其“性灵”精神被压抑为“深谷”。至1930年代，施蛰存等“现代派”再将其发掘，使其“为陵”再起。此乃文化之“轮回”，非人力可逆。施先生之选本，正是敏锐捕捉到这一“谷陵”之变，试图在文化断层处架起一座桥梁。

其二，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施先生选晚明小品，其“警策”何在？窃以为，不在“闲适”，而在“真”。晚明人敢言“好货好色”，敢言“率性而行”，敢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这种“真”的精神，恰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发现”之古典回响。施先生选文，意在让现代读者看到，中国古典并非只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压抑，亦有“自然人性”的张扬。此乃其选本的“警策”之语。

其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930年代的“世情”是什么？是国破家亡的危机，是文化认同的焦虑，是个人与集体、传统与现代的撕裂。施蛰存的“晚明热”，正是这种“世情”在文学领域的投射。他选择晚明，是选择了一种“末世”的视角：晚明与1930年代，同为“天崩地解”的时代，知识分子同样面临“忠”与“隐”的抉择。施先生借晚明人的“闲适”，掩藏的是现代人的“悲凉”。此乃“兴废系乎时序”之实证。

第七层，涵虚子以为，今人读施先生此选本，当跳出“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施先生之举，本质上是一场“文化翻译”——他将晚明人的“性灵”翻译为现代人的“个体”，将晚明人的“山水”翻译为现代人的“都市”，将晚明人的“禅悦”翻译为现代人的“虚无”。这种翻译，虽有不尽人意之处（如鲁迅所批评的“摘句”之弊），但其试图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建立“连续性”的努力，在今天看来，比那些主张“彻底决裂”或“全盘复古”的论调，更显智慧。因为文化从来不是断裂的，而是如一条长河，表面看似激流改道，深处却始终流淌着古老的潜流。

第八层，结以问思。施蛰存的“晚明小品”情结，在1930年代被视为“逆流”，在1980年代被重新发现，在今日之“国学热”中又面临新的解读。涵虚子斗胆一问：当我们今天重读《晚明二十家小品》，我们读到的究竟是施蛰存的“晚明”，还是历史的“晚明”？或者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晚明”——那是知识分子在困境中寻找精神出路的集体无意识。施先生之选本，恰如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晚明，更是1930年代，亦是我们这个时代。诸君以为如何？

以上浅见，未敢自专，愿与楼主及诸位道友共参之。涵虚子顿首。

诸位道友安好，玄珠子稽首了。涵虚子兄台方才一番高论，剖析施蛰存先生编选《晚明二十家小品》之深层意蕴，直指其为“文化政治”行动，玄珠读后，深感佩服。然窃以为，此事尚有可深究之处，愿以数十年浸淫古籍之心得，与诸位再作一番勘磨。

涵虚子兄台言及施先生此举是对“五四”激进反传统的“暗中修正”，此论精当。然玄珠子以为，更准确地说，这应是一场“文化基因的逆向激活”。施蛰存并非简单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折中，而是试图在传统血脉中寻找一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能够“共振”的声波。这让我想起《文心雕龙·通变》所言：“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施先生之“变”，在于以“现代派”的锐眼重审晚明；而其“通”，则在打通古今中西之间那股“性灵”之气，以此应对当时文坛因应世变而产生的“僵化”与“偏狭”。

然玄珠子须指出一点：涵虚子兄将施先生此举与鲁迅先生的批评并置，虽公允，却或许忽略了鲁迅先生批评背后更深层的焦虑——那是对“小品文”可能沦为“帮闲文学”的警觉。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直指施选本有“扬晚明而抑清初”之嫌，其意不在否定晚明文人之才情，而在警惕那种“玩物丧志”式的“闲适”在国难当头时的危害。这与鲁迅先生一贯主张的“文学必须是战斗的”一脉相承。施蛰存先生虽欲借晚明之魂，激活个体精神，但在鲁迅看来，这种“激活”若无现实批判的锋芒，便可能沦为“顾影自怜”的“小摆设”。此中分歧，非高下之分，实为两种文化策略之碰撞。

玄珠子以为，要深入理解这场论争，须从三个维度来审视施蛰存的文化选择：

其一，从“现代性”之源头看晚明。涵虚子兄已点出晚明心学、泰州学派之影响，此乃核心。玄珠子补充一点：晚明小品之“性灵”，实与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有惊人相似之处。如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几乎与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中“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异曲同工。施蛰存作为心理分析小说家，其文学敏感度极高，他一眼看出晚明小品中那种“自我暴露”的欲望——如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这种自我解构的姿态，与西方现代主义中“反英雄”的叙事何其相似。施先生之选，实为以“现代派”之眼，在晚明文人身上看到了“现代人”的影子。

其二，从“选本学”之策略看文化立场。涵虚子兄指出施先生“重冷隽、峭拔一路”，此乃关键。玄珠子要追问：为何是“冷隽”“峭拔”？这背后是施先生对1930年代文坛“过热”倾向的抵制。彼时，左翼文学以“革命”为口号，民族主义文学以“救国”为旗帜，均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功利主义色彩。施蛰存选择晚明小品中那些“冷眼看世”的篇什，如王思任《游唤》中那种“天地一舞台，万物一傀儡”的疏离感，实为对当时文坛“过度介入”的暗中纠偏。这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意味——当现实过于沉重时，文人往往以“冷峭”之笔，保持精神之独立。施先生之意，或许正在于警醒世人：文学若沦为任何主义的工具，其生命力必然受损。

其三，从“文化选择”之困境看知识分子命运。涵虚子兄已言及施先生此举的“反常”，玄珠子以为，这恰恰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选择困境的缩影。施蛰存、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均面临同一难题：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审美与功利之间求得平衡？施先生之选晚明小品，看似“倒退”，实则是在尝试一种“第三条道路”——既非全盘西化，亦非盲目复古；既非遁入象牙塔，亦非完全投身政治。他试图在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以“性灵”对抗“工具理性”，以“闲适”消解“紧张”。然此路之艰难，正如《周易·系辞》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人选择不同，但困境相通。施先生后来在“文革”中遭批斗，其文化理想几乎被碾碎，更可见这种“中间路线”在激荡时代中的脆弱。

玄珠子还想补充一点：涵虚子兄提及施先生选本中张岱《陶庵梦忆》之“繁华落尽见真淳”，此语极妙。玄珠子以为，张岱之文所以被施先生青睐，正在于那种“梦忆”中的“双重时间”意识——既是对往昔繁华的追忆，又是对当下虚无的洞察。这种“时间错位”的叙事，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回忆”与“当下”交织的手法高度契合。施先生或许正是从张岱身上，看到了自己作为“现代派”文人在1930年代的处境：既无法全然拥抱未来（革命文学），亦无法退回过去（复古主义），只能在“梦忆”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这种姿态，既有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然玄珠子亦须客观指出，施先生此种选择，亦有局限。鲁迅先生批评其“摘句寻章”，并非全然无理。晚明小品固有其“性灵”之美，但若只摘取其中“闲适”一面，而忽略其背后的家国之痛、人生之苦，则易流于“小资情调”。如张岱《西湖七月半》中“看月”与“不看月”的人间百态，固然精妙，但若只赏其文笔，而忘其“亡国之痛”的底色，则未免买椟还珠。施先生之选，是否过于强调“审美”而弱化了“批判”？这是值得反思的。

最后，玄珠子想以《文心雕龙·时序》之言作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施蛰存先生之编选《晚明二十家小品》，看似是个人趣味，实则是时代精神的折射。1930年代的中国，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危机，又经历内部文化转型的阵痛。施先生以“现代派”之眼重读“晚明”，试图在传统与西方之间寻找“共振点”，其勇气与洞见，值得后人铭记。但这场“文化政治”行动，亦暴露了知识分子在激荡时代的困境：如何在保持个体精神独立的同时，又不脱离现实关怀？如何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激活其精华？这些问题，至今仍值得吾辈深思。

玄珠子斗胆放言，愿与诸位道友共参。诚然，晚明小品文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文体解放与个体觉醒上，更在于其“闲适”表象之下所蕴含的批判精神与生活哲学。若从思想史的另一维度切入，我们或可聚焦于晚明文人如何通过小品文构建一种“对抗性的审美”——即用精致化的生活美学，来回应政治高压与道德虚伪。

正如李贽在《焚书》中所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晚明小品文中频繁出现的茶寮、舟游、赏石、听雨等日常场景，表面上是闲情逸致，实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无声反拨。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追忆“不二斋”的幽雅，细数四季花木与器玩，其笔下的物质世界并非单纯的享乐主义，而是以感性经验的真实，对抗道学家的空疏。这种“物”的书写，在施蛰存看来，恰是现代文学中“日常性叙事”的先声——他在《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序言中强调，这些文字“于平淡中见深致，于琐碎中见性情”，正与西方现代散文对个人经验的尊重不谋而合。

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小品文常以“谐谑”为武器，对权威进行解构。如陈继儒《岩栖幽事》中写道：“焚香看画，一目千里，云树蔼然，卧游山水，而无跋涉双足之劳。”这种将山水卧游化的态度，看似避世，实则是以审美主权重新定义生存空间。施蛰存身处1930年代的上海，面对民族危机与文坛论争，他选择重刊这些小品文，未尝不是一种策略性的回应——正如他后来在《闲寂与幽深》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闲适，需要有不随波逐流的勇气。”这与明代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所倡导的“五快活”论（即从感官享受到精神自由的递进式快乐）形成跨时空的呼应。

历史例证也值得深思：晚明文人如祁彪佳在《寓山注》中记载自己造园的过程，每筑一亭一榭，都要反复斟酌与自然的对话关系。这种“精心营造的随意”，实则是对“礼法世界”的一种疏离。而施蛰存在抗战期间主编《文艺风景》时，特意刊发此类闲适文字，曾引起左翼文人的批评。但他坚持认为，在动荡年代保存个人精神空间的独立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这正如晚明遗民在鼎革之后，将亡国之痛隐于琴棋书画之中，形成一种“无声的见证”。

因此，晚明小品文的现代性，并非简单的启蒙或解放，而是一种在夹缝中生长的智慧：它用审美对抗功利，用个体消解集体，用瞬间的愉悦冲淡历史的沉重。施蛰存之所以倾心于此，正是看中了这种“柔韧的坚持”。他在《唐诗百话》之外的这些编辑实践，实则是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五四激进主义的精神路径——不是摧毁传统，而是从中提炼出可以滋养当下的生命气息。正如他在晚年所总结的：“古今中外，凡是真正的好文字，都是‘有我’的。”晚明小品文之“我”，恰是那个在礼教与乱世中，依然执著于感知风月、品评茶香、记录梦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