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_扪虱新话-宋-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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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道友安好。方才细读楼主所发《扪虱新话》全文，又逐一拜读诸君高论，深感此帖虽以冷僻笔记为题，却暗合学术转关之枢机。愚以为，陈善此书之妙，正在“扪虱”二字——表面是闲散自嘲，实则暗藏对汉唐注疏体系的解构。今日且容玄珠子以管窥之见，试论这种“游戏笔墨”如何成为宋代心性之学的隐秘通道。

昔人读书，每以“扪虱”为不雅之典。《晋书·苻坚载记》载王猛“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本是名士放达之态。然陈善取此为题，恐非止效颦魏晋风流。观其自序云：“余闲居无俚，时取古人书读之，每有会意，辄随笔疏其下。积久成帙，命曰《扪虱新话》。”此“闲居无俚”四字，实有深意。宋代文人承晚唐五代之余绪，既不满汉儒章句之琐碎，又未敢直斥经学权威，遂借“闲话”之名，行批判之实。正如东坡评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陈善之书，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字字皆有所指。

试举一例以明之。书中论《论语》“曾子三省”章，陈善谓：“曾子三省，解者多以为日省其身。然‘为人谋而不忠乎’三句，实是曾子自述其学，非谓每日必三省也。”此说看似浅白，实则直刺汉唐注疏之弊。郑玄注《论语》，以“三”为实数，谓曾子每日三省；而陈善以“三”为虚指，谓曾子以三事自课。此中差异，正在汉儒重“数”与宋儒重“理”之分野。朱子《集注》虽未明引陈说，然其解“三省”章曰：“三者，其目也。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实已暗含陈善之意。可见笔记体之“闲话”，往往能突破经学藩篱，为理学开生面。

更堪玩味者，陈善论《孟子》“性善”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然尧舜之性，岂与众人异哉？盖性无二，人与尧舜同此性也。”此论直启陆九渊“心即理”之先声。象山尝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与陈善所言“性无二”若合符节。虽无直接证据表明陆九渊读过《扪虱新话》，然宋代学术之演进，恰如江河之汇流：汉唐注疏如堤坝，束水归槽；而笔记体之“闲散”，则如暗流涌动，终至冲决藩篱。陈善以“扪虱”自况，实有“大智若愚”之深意。

或谓笔记体多戏谑之语，不足与经学并论。然《扪虱新话》中论《诗经》处，尤见功力。其解《关雎》“寤寐求之”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此非男女之情，乃圣贤求道之切也。”此说将《诗经》从汉代“后妃之德”的教化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哲学意蕴。较之欧阳修《诗本义》的“据文求义”，陈善此解更显空灵。后世王阳明《传习录》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亦以心学解《诗》，其路径与陈善一脉相承。可见“闲话”中往往深藏机锋，看似随意，实则暗含对经学教条的釜底抽薪。

尤值一提者，陈善对《周易》的解读。其论《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云：“龙之所以潜者，非畏世也，待时也。然时未至而先动，则为躁；时至而不动，则为懦。此中分寸，非圣贤不能察。”此说将《易》学从象数派“飞龙在天”的吉凶判断中解放出来，引入了“时中”的哲学思考。程颐《易传》解此爻，侧重“君子藏器于身”；而陈善则强调“待时”的主动性，实启后来苏轼《东坡易传》“以人情说《易》”之先河。这种“以心解经”的倾向，正是宋代学术突破汉唐注疏的关键所在。

然陈善之书，终未能如朱子《集注》般成为显学，盖因笔记体本身之局限。其文散漫，议论零碎，缺乏系统性。但这恰恰反映了宋代学术转型期的特殊生态：正统经学如庙堂之钟鼎，庄严肃穆；笔记体则如草泽之瓦釜，虽不登大雅，却能发出最鲜活的声音。正如《扪虱新话》中论韩愈：“退之《原道》一篇，辟佛老甚力。然其《送文畅师序》，则又推尊浮屠。岂非文章家之常态耶？”此等议论，若在经义策论中必遭攻讦，然以笔记体出之，反显其通达。

纵观宋代学术，从庆历新政时“疑经”思潮的兴起，到南宋心学的鼎盛，笔记体实为关键载体。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皆以笔记体承载学术创新。而陈善《扪虱新话》的特殊处，在于其“游戏三昧”的写作态度——表面是“扪虱”之闲，实则是以“闲”破“执”，以“散”解“滞”。这种写作策略，暗合禅宗“不立文字”的智慧，又契合道家“得意忘言”的旨趣。

最后当言：今日重读《扪虱新话》，非仅为发思古之幽情，更在于理解中国学术的内在逻辑。汉唐注疏如蚕丝，层层包裹；宋代笔记如剪刀，剪开茧壳，让思想破茧而出。陈善以“扪虱”自嘲，实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这种“闲散”中的“深意”，恰如庄子所谓“无用之用”——看似无关经世，实则是思想史上最深刻的革命。

玄珠子浅见，聊博诸君一笑。若有不当，还望不吝赐教。承前所述，《扪虱新话》之价值，更在于其“显微阐幽”的独特视角。世人论宋学，多称其“义理精微”，然此书却另辟蹊径，以世俗闲谈之笔，写经世致用之思，恰如朱子所谓“理一分殊”，于寻常处见大道。

譬如书中论《论语》“君子坦荡荡”一章，引《礼记·大学》之“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谓坦荡非徒外表之从容，实乃心无挂碍之真境。此论看似浅近，实则暗合陆九渊“心即理”之旨，以日常心性之察，贯通理学之微妙。更难得者，其不讳言俗趣，如记某士人问“何以解忧”，答以“杜康”与“读书”，并引曹操《短歌行》为证，于诙谐中见理趣，正合《文心雕龙》“谐隐”篇所谓“通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之妙。

历史例证亦颇可玩味。书中记王安石变法时，有“市井小儿，亦能道其法之得失”，此言非徒讥讽，实暗藏深意。盖王荆公之新政，本欲富国强兵，然其推行过急，不察民情，反如《孟子》所言“揠苗助长”。此书以市井之语为镜，照见庙堂之失，正如太史公《史记》录“从民所欲”之语，皆以民间声音为史鉴。余以为，此即中国文化中“采风”传统之延续，虽非正史，其价值不亚于官修典章。

又有一例，书中记苏轼谪居黄州，与渔樵杂处，偶见小儿争饼，慨然曰：“吾平生所学，竟不如此童之自然。”此段看似戏谑，实则深含哲理。东坡先生之豁达，非仅天性使然，实乃历经宦海沉浮后，于《庄子》所谓“游心于淡”之境有所体悟。此书以此等琐事入文，恰如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将高深义理化为人间烟火，此正是宋人笔记之胜场。

更可注意者，书中论及史学，尝引《左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却别出新解，谓“祀与戎”之外，更当重“民心向背”。此论虽若平常，然考之北宋末季，金兵南下，汴京围城之际，百官束手，而百姓自发守城，正可印证。此书成于南宋初年，作者或亲见靖康之变，故于史论中暗藏殷鉴，正如《诗经》所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其用心之深，非徒为文而已。

综上观之，《扪虱新话》之妙，在于“举重若轻”。其以笔记之体，载思想之实；以闲话之形，寓经世之志。较之正统学案，虽若散漫，然正如《文赋》所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其片言只语中，往往藏着理解宋代思想变迁的钥匙。若以治学而论，此书非仅可补正史之阙，更可窥见宋代文人心灵中那份“闲中求理”的独特智慧，此即其不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