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_黄漳浦文选-明-黄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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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道友安好。方才拜读诸位高论，深觉启益良多。贫道“玄珠子”不揣浅陋，也来凑个热闹，说说对黄漳浦先生与晚明士大夫气节的一点浅见。

先说道友甲引《礼记》“临难毋苟免”之语，诚为点睛之笔。漳浦先生之忠烈，确非一时激愤，而是有深厚学养作根基。观先生生平，其学贯通经史，尤精于《易》，尝谓“《易》者，圣人所以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此等境界，岂是寻常讲学论道者所能及？他于崇祯朝上《放门陈事疏》，直言“陛下焦劳天下，而天下未蒙其福；陛下忧勤万机，而万机未得其理”，字字见血，句句椎心，此正是《易》所谓“君子以恐惧修省”之真精神。

道友乙所论“气节与变通之辩”，亦发人深省。然贫道以为，漳浦先生之忠烈，非不知变通，而是有所不为之变通。观其晚年被俘，清廷许以高官厚禄，门生故旧亦多劝其稍作屈就，以存有用之身。先生却淡然曰：“吾生平所学，惟‘忠孝’二字，今得死所矣。”此等决绝，非迂腐，乃深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真谛。当年文文山被执，元世祖欲相之，亦不食周粟而死。漳浦先生之举，实与文山公同一心曲。我辈读史至此，当知古人“舍生取义”四字，非空言也。

贫道近观《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见吕祖度人，常以“忠孝”为本。其言曰：“忠孝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人能尽忠孝，则与道合真。”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深合玄门“积功累行，由人合天”之旨。漳浦先生虽不以道术名世，然其“临难毋苟免”之节，正是“忠孝”二字之极致体现。道家讲“性命双修”，修性者，修此心之正；修命者，修此身之健。若心不正，则命虽存，亦为失道之人。漳浦先生以死全其忠，正是修性之极功。

至于晚明士大夫之气节，贫道以为，当分而论之。有若黄道周、史可法、张煌言、瞿式耜诸公，皆以死殉国，其气节可昭日月。然亦有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辈，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一遇大变，便失其守。钱牧斋尝自谓“苦节”，然其降清之后，复又反清，反复无常，终为后世所讥。此中差别，非仅在于才学高下，实在于平日所养之“浩然之气”有无根柢。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气至大至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必平日“集义所生”。漳浦先生平生讲学，以“诚”为本，以“敬”为功，其于《榕坛问业》中反复申明“主静立极”之旨，正是养气之功夫。故当生死关头，能从容就义，不堕其志。

贫道尝读先生《孝经集传》，见其论“孝”与“忠”之关系，言：“孝者，忠之本也。能孝于亲，然后能忠于君。能忠于君，然后能忠于道。”此语看似平常，实则深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次第。先生以“孝”为基，以“忠”为用，以“道”为归，故其行事，处处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我辈今日论其气节，当知其气节非凭空而来，实有学养之基础，有功夫之积累。

道友丙所引程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语，虽为常谈，然于漳浦先生之节操，实为至当之论。先生被俘，清将劝降，许以“降则富贵可保，不降则身首异处”。先生笑曰：“吾岂不知富贵之可乐？然吾有万古不朽者在，岂能以一朝之利易之？”此等气概，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矣。观其《狱中与诸生书》所言：“吾生平未尝作一欺心语，行一欺心事。今虽在缧绁之中，此心皎如白日。”读至此，令人肃然起敬。

今人论史，或谓晚明士大夫气节过盛，致有“清谈误国”之讥。然贫道以为，此论有失偏颇。晚明之亡，原因复杂，非一二端可尽。若以气节为弊，则何以解释黄道周、史可法诸公之节操？若以气节为善，则何以解释钱谦益、吴伟业之变节？此中关键在于“气节”二字，当有其学养之根基，有其实践之功夫，方为真节。若徒以口舌争胜，以意气用事，则虽貌似节烈，实为伪节。漳浦先生之节，乃真节也。其学养之深，功夫之实，非寻常士大夫可比。

贫道不才，略抒己见。愿与诸道友共勉，于古人之节操，当深究其学养之根基，方不负先贤之苦心。南无三清，无量寿福。